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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车辆载运
车的使用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传说“黄帝作车，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⑭”秦汉时期，车辆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普遍的应用，规格也趋于统一。秦灭六国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⑮”规定了道路和车轨的统一宽度，“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⑯ 汉承秦制，并没有改变。⑰除去“鹿车”等简陋的小车之外，合乎尺度标准的车辆俗称“丁车”⑱，大概是因为它们和人丁一样，要登记在户籍上，每年纳税，还要被官府征发使用的缘故。由于普通货车的规格基本相同，又都以人力或畜力挽拉，所以载重量和行驶速度也相差无几。像汉人著作《管子•乘马篇》所说：“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轻重有制，有一宿之行，道之远近有数矣。"汉代货车的一般载重量是多少，史书没有记载；但在《九章算术》里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其文字略如下：
《均输章》第1题，“今有均输粟，……凡四县赋，当输二十五万斛，用车一万乘，欲以道里远近、户数多少衰出之，问粟、车各几何？”
《均输章》第3题，“今有均赋粟，……凡五县赋，输粟一万斛，一车载二十五斛，与僦一里一钱，欲以县户输粟，令费劳等，问县各粟几何？”
《均输章》第4题，"今有均赋粟，……凡六县赋粟六万斛，皆输甲县，六人共车，车载二十五斛，（下略）”。
上述三道算题的内容是按各县民户多少、道里远近等比例条件来分派赋税徭役，其中都讲到一车载粟25斛。居延汉简里也有很多用车运粮的记载，裘锡圭同志曾摘录了11条简文，大部分都证明一车所载的粮食也是25斛。试举几例：
“入栗大石廿五石 车一两正月乙未𰀀”。
“入粟大石廿五石 车一两𰀀。”
“入粟大石百石 车四两尉史李宗将𰀀。⑲”
西汉时，“石”既是重量单位（120斤），又是容量单位（10 斗）但只是后者有“大石”、“小石”之分。东汉时为了避免用词混淆，重量单位称“石”，容量单位则多称“斛”，分为“大斛”、“小斛”。汉简中一车载粟大石25石，显然是指容量，与《九章算术》中一车载粟25斛的数据完全相同。据一些同志实测，每斛（2万毫升）栗重13.5公斤。⑳25斛粟则应重337.5公斤，合汉衡制11.25石。㉑看来，这就是汉代普通货车的一般载重标准。当然，私人用车载货的数量不会那么一致，或者多些，或者少些；但上述算题和汉简内容反映的都是为官府运输粮食的情况，所以载货多少有一定制度，这样便于统计和考课，象裘锡圭同志所说：“（汉代）雇佣的僦人和服役的将车者输送粮食的时候，大概一般比较严格地遵守二十五石一车的常规。㉒”
《方程章》第12题，“今有武马一匹，中马二匹，下马三匹，皆载四十石至阪，皆不能上。武马借中马一匹，中马借下马一匹，下马借武马一匹，乃皆上，问武、中、下马一匹各力引几何？
答曰：“武马一匹力引二十二石七分石之六。中马一匹力引十七石七分石之一。
下马一匹力引五石七分石之五。”
按此题所言，载重17石余的车辆能被一匹中马牵引上阪。那么前面所说载重11.25石的普通货车可以很轻松地用一匹中马或大牛挽拉。
另外，据此题记载，汉代已经有了三马牵引的大货车，可载重40石。《墨子》、《韩非子》等书曾提到战国时期就有载重30 石以上的大车㉓，从汉代贵族多乘坐三马、四马驾驶的车辆来看，完全有出现这种大货车的可能。但是两汉的马匹昂贵，牛的价格比马低，饲养的费用也少得多，因此社会上普遍用牛车载货；马车主要载人，运货的事例不常见，即使有这种大货车也是数量很少的。
关于汉代车辆每日行驶的距离，可见《九章算术》下列各题的内容：
《商功章》第22题，“……载土往来二百步，载输之间一里，程行五十八里，六人共车，车载三十四尺七寸，问人到积尺及用徒各几何？”
《均输章》第4题，“今有均赋粟，……六人共车， 车载二十五斛，重车日行五十里，空车日行七十里，载输之间各一日，（下略）。”
《均输章》第9题，“今有程传委输，空车日行七十里，重车日行五十里，今载太仓粟输上林，五日三返，问上林去太仓几何？”
前两题讲的都是六人共挽一车；《均输章》第9题没有说明，从该题中货车的载货和日行距离来看，和《商功章》第22 题完全一致，可以认为它也是六人共挽一车，后两题讲官府规定重车日行50里，空车日行70里。而《商功章》第22题则曰“程行五十八里”，略有不同；因为此题是说短途往返运输，返回时
是空车行驶，所以日行距离在50-70里之间，为58里，并不矛盾。由于是人力挽拉，车辆的行驶速度应当接近于步行的速度。这里把车辆日行距离的数据和前面总结的步行有关数据做个比较，列表如下：
重装行军日行 30里
重车日行 50里 轻装行军日行 50里
半途载重车辆日行 58里 半途负重日行 60里
空车日行 70里 空身步行日行 70里
急行军日行 100里
重车的日行距离和轻装行军相同，半途载重车辆的日行距离和半途负重步行差不多，空车和空身行走的日行距离也相符；可见《九章算术》中的有关数据并非虚构，而是有现实根据的。以上数据反映的是汉代人力挽车的行进速度，马车和牛车的情况则缺乏详细的资料来证明。一般来说，和人力挽车的速度相比，马车略快，牛车略慢；如唐、宋两代牛车的日行距离在30 里左右，㉔约合汉代39里。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算出汉代普通货车的运输能力：人力挽车6人1车，载11.25石，日行50里，每个劳动合93.75石里。
牛力挽车1人1牛，车载11.25石，日行约为40里，每个劳动日合450石里。
马力挽车1人1马，车载11.25石，日行距离暂按人力挽车的50里计算，每个劳动日约合562.5石里。
（三）乘马行驶
用马、牛等牲畜驮运是古代交通的另一种主要手段，《淮南子•齐俗训》曰：“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驮畜当中，马的特点是速度快，负重能力略差一些，所以多用来载人或驾驭客车，以便发挥它的长处，挽拉货车或驮运货物的事例较少。乘马行驶是古代最快的陆上交通方式，俗称“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㉕”《九章算术》书中也有几道涉及这方面情况的算题：
《盈不足章》第19题，“今有良马与驽马发长安至齐。齐去长安三千里，良马初日行一百九十三里，日增十三里。驽马初日行九十七里，日减半里。良马先至齐，复迎还驽马。问几何？日相逢及各行几何？”
《均输章》第16题，“今有客马日行三百里。客去忘持衣，日已三分之一，主人乃觉。持衣追及与之而还，至家视日四分之三。问主人马不休，日行几何？
答曰：“七百八十里。”
《均输章》第21题，“今有甲发长安，五日至齐；乙发齐，七日至长安。今乙发已先二日，甲乃发长安。问几何？日相逢？
答曰：“二日十二分日之一。”
上述各题中的数据有很大差别，《盈不足章》第19题说良马行走日增13里，驽马行走日减半里，都不是固定的常数。实际生活当中，马的日行距离自然不会出现无限的持续增减，这部分内容看来是编撰者为符合算题的需要而假设的。抛开这些因素，这道题提供的数据是“良马初日行一百九十三里”，“驽马初日行九十七里。”关于驽马的日行距离，可以参见：
《荀子•修身》：“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亦及之矣。”
《淮南子 • 齐俗训》：“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 驽马十舍，旬亦至之。”高诱注：“旬，十日也。”
骐骥可以日行千里的路程，弩马走完却要用10日，合一日走100里，接近“驽马初日行九十七里”的数据。还可以参考后代的有关记载，如唐朝规定官员乘马赴任，每日行程不得少于70 里，约合91汉里，㉖与97里的数据亦出入不大。
良马的日行史料，其它汉代史料有：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青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会明，行二百余里。”一夜相当于一日的行程。
《汉书•武五子传》言昌邑王赴丧长安，“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时间不到半日。
《汉书•王吉传》：“今者大王幸方舆，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
《后汉书•第五种传》言第五种乘马逃亡，“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日行距离亦在150里以上）
上述记载中马匹的行驶速度大多超过一日200里，似乎已经到了极限；看来，良马日行193里也是能够完成的。
《均输章》第16题曰“客马日行三百里”，主人马日行“七百八十里”第21题未言其交通方式，但说到“甲发长安，五日至齐；”按《盈不足章》第19题所说“齐去长安三千里”，那么甲的日行距离当是600里。“乙发齐，七日至长安；”日行距离大约是429 里。无论步行或者乘车都达不到这样高的速度，只好暂定它说的也是乘马。第16、21题共提供了四个数据，依次为日行300 里，429里，600里，780里；它们的可靠性令人怀疑，汉代史籍中没有多少单马日行300里以上的事实材料，可是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关于千里马的记载。例如：
《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谓乌江亭长："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
《淮南子•主术训》：“夫华骥绿耳，一日而致千里，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
《汉书•贾捐之传》：“（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费。”
《论衡• 状留篇》："且骥一日行千里者，无所服也；使服任车，与驽马同。”
《后汉书•循吏传序》：“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
《后汉书•第五伦传》：“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至三公选举，心不能忘。”
《后汉书•段颎传》：“（建宁）三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
《古文苑•曹公与杨太尉书》中，赠礼有“八百里骅骝马一匹。”
汉代马匹的优良品种多出自西域，像著名的乌孙马、大宛马等等。塞外的胡马普遍要比中原马匹强壮善走，日行距离有可能达到300里。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曰：“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又《后汉书•西羌传》载：“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而日行千里，则等于中原良马行程的五倍，恐怕是难以达到的。关于这方面实践活动的记载又非常少见，所以我认为，俗说的“千里马”多半只是褒美的名称，不见得真能够日行千里。
从一些史实来看，当时乘马昼夜行程在500里左右者，基本上都是采取短途接力奔跑的方式来完成的。汉朝官府在交通要道上每隔 30里就修建“传舍”，置备车马，用来迎送来往的官吏，或传达政令公文。㉗乘车称为“乘传”，骑马叫做“驿骑”，每奔跑30里到下站即更换马匹，以求加快速度，缩短时间。洪迈《容斋续笔》曰：“赵充国在金城，上书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其计。按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间更下公卿议臣，而自上书至得报，首尾才七日。”
若除去议事一日，往返用六日，每昼夜行程约为483里。《汉书•酷吏传》载王温舒为河内太守，“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奏行不过二日。”按《后汉书•郡国志》，河内南至洛阳120里，洛阳西至长安950里，共计1070里，奏行二日，每昼夜的行程约535里。
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驿马驰传每昼夜可达千里。例如：
《汉旧仪》：“奉玺书使者秉驰传，其驿驹也，三骑行日夜，千里为程。㉘”
《东观汉记•东平宪王苍传》：“苍到国后，病水气喘逆，上遣太医丞相视之，小黄门侍疾。置驿马传起居，以千里为程。”
《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为荆州刺史，“上奏南阳太守高赐等臧秽。赐等惧罪，遂共重赂大将军梁冀，冀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益急。”注：“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
照上述驿马驰传的情况来看，《均输章》第16、21题所说日行429、600、780里的数据，即使是昼夜奔驰，也只有通过马匹短途接力的方法才能实现，单骑行进一般是无法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是《盈不足章》第19题中良马日行193里、驽马日行97里这两个数据，它们比较接近汉代马匹行驶能力的普遍水平。
根据《九章算术》和其它史料的记载，我们大体上推算出汉代交通运输业的几种劳动生产率，它们分别为：
人力负重步行每个劳动日约合62.7石里。
人力挽车每个劳动日约合93.75石里。
畜力挽车：每个劳动日约合450-562.5石里。
骑乘驽马：每日行走90-100里。
骑乘良马：每日行走190-200里。
短途乘马接力：每昼夜可达500-1000里。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人力负重步行的运输能力是最低的，像《盐铁论•未通篇》所说：“民蹠耒而耕，负担而行，劳罢而寡功。”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大规模或长途的运输，往往是得不偿失的。武帝时通西南夷，“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而致一石石。㉙”成帝时筑昌陵，大发卒徒工庸，“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贾。㉚”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那末，为什么人力运输的现象在当时还很普遍呢？主要在于：
第一，汉代中原地区由于人口稠密和受某些自然条件的限制，缺少充足的放牧环境，所谓“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㉛农业又多以粮食生产为主，畜牧业因而不太发达；马牛等大牲畜的数量较少，价格且贵，许多贫民无力饲养，也没有车辆，只得靠人力运输。《汉书•兒宽传》载三辅百姓交租税时，“大家牛车，小家担负。”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