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场小说上一章：武则天研究
- 官场小说下一章：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
————————
①钱晓康：《关于我国牛耕的一点看法》，《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犁》，《农业考古》2002年第1期。
②[战国]尸佼：《尸子》卷下，华东师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③郑若葵：《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
④桂娟：《二里头遗址发现夏代车辙》，《光明日报》2004年7月21日第4版。
⑤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
轭，也就是两马驾车，轭在辕与衡相交处的两侧，对称附在衡上。
在马车流行的时期，马的套驾方式不可能不对犁耕或牛车产生影响，或者说它们难分先后，马车上的衡不就是汉画牛耕图上常见的二牛所抬的杠吗？将杠用绳索系缚在牛颈上简单易行，这在汉画像石牛耕图上是常见的做法，早期牛耕是否也采用类似的做法解决套驾问题呢？
与马车一样，我国夏商时期也使用牛车。《世本•作篇》：“孩作服牛。”孩是商人先公王亥，服指驾牛拉车。《尚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是周公对康叔的诰词，为周初事。肇，《尔雅•释言》：“敏也。”这些文献的传述由于有上述马车的佐证变得更加真实。牛车的驾法与马车应无根本的区别。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马车是夏代以前由西亚地区传入我国①，而西亚又恰是二牛抬杠耕作出现较早的地区，这种牛耕的方式是否与马车的传入有关？如确系传入，传入的时代与马车一样也可能在我国的夏代以前。也就说，牛的套驾本是在夏代以前就已解决了的。
为什么到汉代二牛抬杠而耕还只用衡杠而不见轭？杠又是怎样与牛颈结合的？这个问题与牛耕的起源关系不大，我们将在下节中做专题讨论。
(四)牛耕起源分析
从牛的驯养、犁架的形式和畜力用具三方面综合考虑，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代可能已经具备了牛耕的基本条件，商代则有较大可能开始使用牛耕，西周以降，牛耕技术逐渐走向成熟。我比较倾向于商代牛耕的看法。
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考甲骨文 (勿)“实为犁之初文”，“其字从刀，其点乃象起土之形。其中物作 若 者亦即犁字从牛之意，字稍后起”，“字象以犁启土之状”②。后来他又明确指出：“卜辞已有犁字，而且已引申为黎黑之黎，可见牛耕的使用已久。殷人能发明牛耕，正是殷代农业能够发达的一个重要的因素。”③徐中舒亦以“勿”为起土形，但释本义当为土色，经传多借“物”为之，训为相、为色，物地、物土即相土色、地色。又引申之为杂，色不纯故需物色之。《周礼•司常》：“杂帛为物。”又训杂毛牛④。卜辞“贞，奈十勿牛又五鬯”(《前》4•54•4)。《诗•小雅•无羊》：“三十维物，尔牲则具。”郑笺：“牛羊之色异者三十，则女之祭祀索则有之。”
——————————
①龚缨晏：《车子的演进与传播》，《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②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66页。
③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代序，人民出版社，1954年。
④徐中舒：《耒耜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杂色、杂毛之义皆由起土引申而来，其起土之具即是犁。从牛从勿之形，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收作“犁”①。杨升南考察江西新干大墓出土铜犁，认为商代农业生产中确已使用了犁耕技术，甲骨文“物”还应释为“犁”字为妥②。犁字从牛，显然是牛耕的会意。20世纪40年代，胡厚宣推测，殷代北方多牛，殷人种田，已知用牛耕③。钱晓康也说，在没有更加充分的史料证明我国牛耕起源于夏代前，牛耕始于商的论点是可信的④。
徐中舒不赞成春秋以前有牛耕的观点，因此他设问，《礼记•乐记》《史记•周本纪》和《吕氏春秋•慎大览》等说，周武王克殷之后，放马于华山之阳示不复乘，散牛于桃林之野而弗服，“如果西周以前就有了牛耕，为什么这些牛马不用来耕田，而要放之于华山之阳和桃林之野呢？”⑤《尸子》卷下说：“武王已战之后，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马放之历山，终身弗乘也。”⑥如果拘泥于字面意思当然也会有这样的理解，但这里周武王只是以此表示顺应民意渴望太平而不复战争的一种姿态，就算他真的放走了牧野之战中参战的部分牛马，那也是宣示这种态度和决心的一个仪式而已，如何能牵址到农耕的问题？即使是没有农耕的事，那他又为什么不留作百姓日常的驾车之用？或是宰杀了食其肉、衣其皮呢？同样，《老子》“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太平，战争不再，战马的用处只体现在积粪肥上。这也是以此表达“天下有道”之意，如硬要问马驾车或拉犁的意义更大，为什么只是让它去积粪肥，这就不免太过迂腐了。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牛耕的出现是一回事，使用初期和广泛使用又是一回事。卜辞中经常以牛祭祀，也不乏一次用到成百上千的例子，如：
“贞，……牛三百。”(《前》4.8.4)
“乙亥……丙 大口五百牛，伐百……”(《库》181)
“丁巳卜，争贞，降，母千牛。不其降。 千牛、千人。”(《合》301)
卜辞也有用马为祭的，但为数甚少，马多见于殉葬和车马坑中，这恰好说明马车在商代已经比较多见，而牛耕和牛车并未普及，是牛耕技术尚不十分成熟的反映。秦
——————————
①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2卷第31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②杨升南：《新干大洋州商墓中的铜铧犁、商代的犁耕和甲骨文中的“犁”字》，见其《甲骨文商史丛考》，线装书局，2008年。
③胡厚宣：《卜辞所见之殷代农业》，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第一册，1945年。
④钱晓康：《关于我国牛耕的一点看法》，《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
⑤徐中舒：《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
⑥[战国]尸佼：《尸子》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汉牛耕推广以后就有了专门的保护耕牛的法律，如秦律中的《厩苑律》，祭祀用牛的情况也大大减少。
综之，我国商代已有了牛耕，但并未普及，牛最大的用途还主要体现在祭祀、宴享等方面。
二 早期的牛耕
商代已有牛耕，战国至秦开始推广，战国以前是我国牛耕的早期阶段。
春秋始见与牛耕相关的文字。《论语•雍也》“犁牛之子驿且角”，这是最早牛、犁联言的文字。受何晏“犁，杂文”解的影响，或不将此条与牛耕相联系，如徐中舒说“物训杂毛牛”与《论语》何注“犁，杂文”、《淮南子•说山训》高注“牛不纯色”等义又正相应①。但犁牛为耕牛，清儒刘台拱、刘宝楠父子辩之綦详，综见齐思和《牛耕之起源》②所引，杨伯峻《论语译注》径释“犁牛之子”为“耕牛的儿子”③。
持牛耕春秋说者多引述与牛、耕相关的人物的名、字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论语•颜渊》“司马牛问仁”，何晏《集解》引孔安国：“牛，宋人，弟子司马犁。”孔子弟子司马牛又名司马犁，名牛字犁。古代有身份的人有名、有字甚至还有号，名、字在意义上是有内在联系的，字由名滋生，名字相应，二者同义或是同一意义范畴。字多是对名的解释或补充，与名互为表里，但多为外部使用，故又称表字。孔子弟子中，冉求字子有，宰予字子我，端木赐字子贡，卜商字子夏，樊须字子迟，梁鳣字叔鱼，申党字周，燕伋字思，施之常字子恒，步叔乘字子车，狄黑字皙。孔子的儿子出生时，鲁昭公派人送鲤鱼以示祝贺，孔子高兴之余给儿子取名鲤。孔鲤，字伯鱼。《太平御览》卷九三五引《风俗通》：“伯鱼之生，适有馈孔子鱼者，嘉以为瑞，故名鲤，字伯鱼。”其他如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广平曰原。”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耳长而大曰聃，《说文•耳部》：“聃，耳曼也。”东汉班固，字孟坚；三国诸葛亮，字孔明。等等，多为名、字同义的例子。即使是反义，也是同一范畴下有关联的意义，如“狄黑字皙”，又唐代韩愈，字退之。犁字入人名也自春秋始，如莒国君主犁比公、楚国大夫伯州犁等。
孔子弟子的名、字中牛与耕或犁对应，其意义关联正来自当时牛耕的广泛存在，又寓耕读之意。《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少室周为襄主骖乘，至晋阳，有力士牛子耕与角力而不胜。”牛子耕是春秋晋国大力士，姓牛，名或字为耕，也显然是刻意为之
——————————
①徐中舒：《未耜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
②齐思和：《牛耕之起源》，《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③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57页。
只有在牛耕较为常见并且人们充分认识到牛在耕田中的作用和意义之后，才会在当时人的名、字中有所反映。从“犁牛”和人物名与字的对应看，春秋显然远不是牛耕开始出现的时期，商代、西周牛耕的使用是春秋牛耕发展的基础。春秋时期相关的例子目前所见还只限于孔子弟子三人和晋国的牛子耕，因此，在肯定春秋有牛耕的同时，也应对其在农业生产的使用情况有正确的估计。
《国语》卷十五《晋语九》记晋大夫窦犨对赵简子说：“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这段话虽然不是专为牛耕问题的论述，但它是关于牛耕最早的确切记载。这段话的意思是，牛本来的用途是宗庙中用作供奉、祭祀的牺牲，宗庙是它体现价值的地方；如今沦落为耕田的畜力，受人驱使，本是不该出现的状况。窦犨以此为喻，说范氏和中行氏为赵氏所败，子孙将流落齐地耕作以谋生。从牺牲变为耕田的畜力，以此比喻贵族的没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牛的价值的认识。《左传•成公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牛因为是祭祀用的牺牲(太牢之首)而受到重视，可以理解，但是，西周以来的重农抑商自上而下已有牢固的社会基础，春秋战国进一步形成系统的农本思想，窦犨绝不会有贬低农业劳动的意思。合理的解释是，牛耕还未十分普遍，或者由于犁具结构或套驾方式的问题，人们尚未从牛耕中看到明显的效益对比，也由于当时普遍的祭祀风尚的影响，人们还无法把牛在祭祀和农耕中体现的价值和意义理清。这种状况同秦汉基于农耕意义保护耕牛的做法大不相同。
牛耕的推广同大量的祭祀用牛是相矛盾的。《周礼•地官•牛人》：“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丧事共奠牛。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傍，以载任公器。”《周礼》成书于春秋战国，而以战国说影响最大，其时牛的主要用途是献神(享牛)、求福(求牛)、宴享(积膳)、丧奠(奠牛)及驾兵车和辕外挽车(牵傍)，尚未提及耕牛。这种情况既是牛耕尚未形成大势的表现，也与人们祭祀观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有关，同《国语•晋语》所述应做相似的理解。虽然战国时期在耕具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使用一定数量的铁犁，但牛耕的推广仍受制于人们传统的祭祀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加上驾耕技术或养牛条件的限制，进展较慢，直至战国晚期，秦律中才有了明确的田牛，有了专门对马和田牛进行保护和饲养管理的《厩苑律》。
另外，牛耕的使用也存在地区间的差异，秦国可能是牛耕使用较多的地方。《战国策•赵策》赵豹语：“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史记•赵世家》所记略同。河南内黄三杨庄发现的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期的田垄宽70厘米，与西汉晚期以大铁犁进行牛耕形成的代田形式十分接近①，间接反映了战国晚期牛耕在中原地区推广的情况。
汉代铁犁多出土于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陕西关中地区早就有战国秦的良好的基础。汉代牛耕虽然已经称得上普及，但在孔子300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期，三辅等地区才在搜粟都尉赵过指导下学习牛耕，甚至到东汉时期，庐江人仍不懂用牛耕，庐江太守王景始“教民牛耕”②。任何事物都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二节 汉代犁耕中的驾牛方式和用具
上一节提到，畜力的套驾问题是牛耕中的关键要素，具体如何套驾，由于早期相关材料的匮乏，对这个问题很难进行深入探讨。汉代是牛耕推广和普及的时期，说明其时已经较好地解决了牛的套驾问题，但关于汉代畜力用具及其套驾方法的具体细节，文献也没有清楚的说明。既然我们认可牛耕在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既然套驾方式关系到牛耕和牛耕技术的发展，对其进行专题的讨论也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从汉画像中的牛耕图来看，当时的牛耕方式仍然比较原始。汉代以后，牛耕方式如二牛抬杠等又延续久远，形式上没有太大变化，因此，我们可以从后世的同类驾套方式的有关做法中受到启示，去考察汉代牛耕中的套驾问题。
一 汉画像所见的牛耕方式
目前所见汉画像材料上的牛耕图像有：
1.河南淅川赵杰娃山头西汉晚期墓画像砖，二牛抬杠，一人扶犁(图2-5，1)③。
2.山西平陆枣园王莽或东汉早期墓壁画，二牛抬杠，一人扶犁(图2-5，2)④。
3.江苏睢宁双沟东汉中期祠堂画像石，二牛并耕，一人扶犁(图2-5，3)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