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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铜器附铺首衔环的例子较多，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以铜壶为多，仿铜陶壶上也贴塑铺首衔环，有的“兽鼻突起，贯之以环，像牛穿鼻形”④，铺首之怪兽虽不是牛，也有可能是受到牛穿鼻做法的影响或启示。北宋《博古图》卷十六收录的牺首尊，为一牛首的形象，以牛颈为容器，牛角向内侧弯曲，牛鼻穿环，环连一长链，牛头上还有穿过牛鼻和牛角的绳索笼络着。牺首尊的时代大约也在春秋时期。《左传•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用“牵牛”而不是“驱牛”等其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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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62页。
②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78～79页。
③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7页。
④徐中舒：《古代狩猎图像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
这或许是说穿牛鼻而牵。当然拴牛角或牛颈也不是不可以，那样显然没有穿牛鼻便于控制。“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成为当时人用以说明道理的俗语，据此推测，可能穿牛鼻做法在春秋时期已较通行。
最早用到“牵牛”的是《尚书•周书•酒诰》，周公对康叔的诰词说：“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这里虽然不是牵牛以耕，但反映了人们对牛的驾驭。只有穿牛鼻才是得心应手的服牛方式。这只是推测。
战国文献开始对穿牛鼻有了明确的记载。《庄子•秋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吕氏春秋•重己》：“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殚，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棬同桊，《说文》：“桊，牛鼻环。”段玉裁注引唐玄应《一切经音义》：“桊，牛拘也。”王筠《说文句读》引《埤苍》：“桊，拘牛也。”
汉代穿牛鼻更已成为很普通的事。《淮南子•原道训》：“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又《主术训》：“今使乌获、藉番从后牵牛尾，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尺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又《说山训》：“髡屯犐牛，既料以㹋，决鼻而羁，生子而牺，尸祝斋戒，以沉诸河。”决鼻就是穿牛鼻，穿鼻之牛不用作牺牲。广州西汉早期墓(M1170)出土铜瓿的肩部两侧对称的铺首衔环①，铺首明确表现了牛首的形象，是牛首衔(穿)环。东汉画像石上牛耕图，牵牛缰索的一端皆引自牛鼻端，有的牛鼻上的环清晰可见。
仅就以上关于牛的驯化和驾驭上看，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役使牛的上限，商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有了役使牛的较大可能，而春秋时期的材料已与牛耕的联系较为密切，战国以降则已经完全解决了牛耕的问题。
(二)犁和犁架的问题
石犁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即已使用，良渚文化出现了较为轻便的三角形分体石犁，发现数量较多。学术界对于石犁的作用多有怀疑②。谢仲礼认为，史前的三角形石器难以胜任犁地的功能，只有发明了冶铁术之后，才能制造出器形轻薄又能承受巨大阻力的犁，人们还是相信春秋时期首先在中原地区发明犁的观点③。从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资料来看，人类确实经历过以石犁耕田的时期。四川普米族流行二牛抬杠式犁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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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
②季曙行：《石质三角形器、三角形石刀用途考》，《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
③谢仲礼、陈星灿：《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述评——纪念《农业考古)创刊十周年》，《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犁床上有夹銎以安装石犁或木铧，下田犁地时“往往须携带若干石铧犁或木铧犁，以备损坏时更换”①。过去齐思和、徐中舒等也认为，有铁犁而后才有牛耕。徐中舒说：“铁器出现以前，是不会有犁的，也不会有牛耕的。”“春秋以前没有铁器，也就没有牛耕了。”②现在看来，铁犁不能成为牛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早期人们还可能使用木犁耕种。木犁较石犁轻便，有些硬木不见得比石犁脆弱，前述普米族就以木铧犁耕地。可见，犁头的材质与是否使用牛耕没有关系，关键还要看犁架的结构形式。为了便于理解犁架的形成过程，我们先看一下汉代完善的框形结构的笨重犁。以下是甘肃武威磨嘴子西汉晚期墓(M48)出土木犁(图2-1)③，与汉画像石牛耕图中的框形犁完全一致，只是少了辕前的横杠(衡)。
图2-1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木犁模型
框形犁架方便犁辕与整个犁架更加稳固的结合，也有利于畜力的套驾，目前所见汉代画像中的犁架多是框形结构。框形犁由犁梢(扶把)、犁底、犁箭和犁辕组合形成牢固的框形结构，犁底前端套装犁头、安放犁壁。武威木犁模型在犁底前端涂黑以示铁犁头。梢、底、箭、辕是犁架的基本要素，但早期的犁架并没有这样齐备。框形结构的犁不是牛耕的起点，它是在牛耕过程中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至于其利于调节入土深浅等优点，更是要在牛耕出现以后才会考虑的事。框形犁已比较完善和成熟，原始犁架的形成应在更远的时期。
牛不能拖着犁头耕地，犁头必须装在一定结构的犁架上才能正常工作。孙常叙20世纪50年代做《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④研究，文中附有从人力未耕到以牛犁耕演变的示意图(图2-2)，从图上我们体会到了从耒耜到犁具的演进过程。人力操持未耜，未或耜的头是向下直刺或斜刺入土的，入土后，持耒耜者握柄后拉以发土，或者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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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牟永抗、宋兆麟：《浙江的石犁和破土器——试论我国犁耕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②徐中舒：《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
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
④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人与持耒者相对以绳拴在耒耜的下部拽拉配合发土后来耒耜头装在曲柄上，入土时完全是斜刺，有了直接向前拖行的可能，耒耜的头就具有了破土划沟的功用。再到后来，斜度减小，耒耜也演变为犁头，犁头向前，与地面近乎平行，拖行向前便是犁耕了。在这个过程中，犁架的变化引人注目，最后一阶段中犁头装在了贴地的犁底木板上，完成了由耒耜到犁具的过渡。成熟的犁架便是以犁底板或具有犁底功用的部件的出现为标志的。
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安装在犁底板上石犁，三角形分体石犁贴附在一块较宽厚的木板上，木板的后端正中连短的细柄。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带底石犁，可惜犁底以外的犁架结构没有发现。根据图片所显示的出土情况，似可有以下两种理解：第一，短木柄直连木板，后端大部残缺，长度不明，可复原为类似马王堆三号墓所出土的锸的形式(见图1-9，19)。第二，木板后端的短柄作为凸出的榫头，与竖向或斜的犁柄(扶手)通过榫卯接合，形成类似孙常叙描绘的第三阶段的犁。第一种情况显然不能称为犁，尖头工具虽然便于刺土，但石片贴附在木板上连同木板一起竖
图2-2牛耕演变示意图向或斜向入土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事，并且其后展的两翼更不便于插土和起土，操作起来还不如尖头木棒来得方便和有效，所以这样的工具形式是不存在的。第二种情况则具有合理性。将犁底后端与犁柄相连处适当抬高(或由扶犁人提柄来实现)，使犁底形成一定的斜度，便于石犁斜刺入土，将绳索或用木杆连在犁柄的下部位置，就可以牵引前行了，当然不一定是畜力。
在由犁底和犁柄两部分组装形成犁架以前，还应有一种借助自然形态的树木加工的底、柄一体的犁架。图2-2所示，耒耜头斜度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第二阶段上，可能使用了一端略有弯曲的木材。这种柄、底一体或者说底还没有完全分离的犁架直至汉代仍然存在，画像石牛耕图上就有这样的犁架，不过汉代一体犁从犁底位置向上有了犁箭，固定犁辕，形同框形犁，如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图2-3，上)①和山东滕州黄家岭画像石(图2-3，下)②。但一体犁不是汉代犁的主流形式，在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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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②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图2-3 汉画像石上的一体犁
种犁架并存的地方，一体犁往往表现出的是一种简单和落后的特点。
日本江户时代以前的犁都是犁底、犁壁为整块木板的一体型长底板犁，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才使用犁底与犁梢分离的短底犁，以便于控制耕垡的宽窄①。大约在公元6世纪由朝鲜半岛移民带入的一种无底板犁，称为“子日手辛锄”或“无床持立犁”②，与汉画像上表现的一体犁架基本一致。这种犁结构简单，顺势利用自然形状的木材，制作加工较易，但由于没有较长的犁底起稳定作用，犁地时不易保持较好的平衡性。日本无底板犁常用于江户时期的旱地作业，但相对于已有的长底板犁，无底板犁并不十分普遍，只在福冈、长崎等西日本地区有零星发现。我国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柄、底组合的犁架，反映出了犁架的进步性。这样的犁架结构的形成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期，如果在犁柄下部向前引出一个长辕，就是一具完备的犁了，山西壶关犁(当地称镪犁)就是直接从犁柄引出长辕的(图2-4，上)。类似壶关犁的犁架虽然简单原始，但是便巧实用。山东文登的“二人抬”也是人力犁，壶关犁拉犁者面向扶犁者向后倒行，“二人抬”的拉犁人则将套或插在辕杆上的短木卡在肩头上与扶犁人同向前行(图2-4，下)3。拉和扶的人共同操控着犁架，自然比直接用绳索牵拉方便多了。二者区别在于，前者无底，后者有底。早期无底犁多是由人退行牵拉的，它只适于人力，而有底犁则有利于直接向前拖曳连续行进，除使用人力外，也适合用畜力。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墓出土的三角形铜犁，后端有三角形的銎，必须套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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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和野通明撰，钱文忠、张合旺译：《日本犁中所见的朝鲜犁、中国犁及混血犁》，《古今农业》2009年第4期。
②(日)山田龙雄等编：《日本农书全集》卷15《农具便利论》，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77年，第208页。
③雷于新、肖克之主编：《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第33、176页。
图2-4 山西壶关犁和山东文登“二人抬”
木底上才能使用，有了组装犁架的可能，至于是一体犁架还是犁底与柄榫接的犁架还不得而知。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M2)出土 子分裆鼎一件(M2：2)①，铭文记述了“ 子”为其母做器之事。“ ”字不识，李天虹以为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藉”字所从的“耒”相近，或即“耒”字②。但耒字歧头分叉，也没有向前伸出的一画。仔细辨认，可以发现字形与今日还在使用的山西壶关犁颇为相似，只是曲柄向后，犁头朝下。前伸的一画指示辕，与辕相交的是杠(衡)，有点类似汉代二牛抬杠的架势。犁头朝下是不合理的，字形可能反映的不是使用时的状态，拉犁时，辕稍抬起，犁头自然就倾斜了。同篇铭文中同一人名又作 形(据照片描摹)，由于剥蚀等原因，犁架下方漫漶不清，有的可能并不是字的笔画中物，应以第一字为据。汉画像石上表现的曲柄一体犁，梢把(即柄)多数向后弯曲，只有滕州黄家岭一例向前曲。叶家山铜器铭文上有辕、有杠(衡)，未表现犁底。良渚文化的石犁已使用犁底，到西周时期设置犁底也应该不算是新事物，因此，我推想西周时期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犁架了。
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的石犁头装在木犁架上，可以拖拉向前。商周时期，流行曲柄犁，并且出现铜犁，套装在犁底上，造就了较为成熟的犁架。到汉代流行稳固的框形犁，已进入犁架更加完善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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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
②李天虹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
(三)牛的套驾问题
架牛方式及相关的套驾用具与牛耕密切相关。明清以至近世方志将木、麻或皮质的革骨、鞊、靽、牛鞅、夹板、纼、绁、羁、縻、套盘、套滑、牛杆、搂肚、搭背等套驾用具(服牛用具或畜力用具)列为农具类别的首位，说明它们在当时大田生产中所占的突出地位和对它们的重视。人力牵拉要比套牛简单得多，牛耕中简单的套驾用具是必需的。过去在讨论牛耕起源时，人们只关注犁和牛，对于如何将牛或其他的畜力(如马)与犁连接在一起则往往避而不谈，似乎有了牛，有了犁，二者就可以很自然地结合了，就一定开始了牛耕。其实牛的早期用途是祭祀和食用，《国语•晋语九》“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也是说本来是宗庙中用来祭祀的牺牲怎么沦落为耕田的牛？有了牛和犁，没有合适的东西将它们连接起来，仍然不能进行牛耕，只能是人力牵拉。目前学术界研究我国牛耕起源的论文很多，却很少关注到这一点。钱晓康谈到牛耕的制约因素时开始注意到犁的结构以及动力和犁的连接件的重要性①。后世所见的套驾用具和牛耕似乎都很简单，但在牛耕早期，将牛有效地套在犁架前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二牛抬杠是汉代牛耕的普遍形式，其时尚不见有轭，轭最早使用在马车上。《盐铁论•散不足》：“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马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行服轭，止就犁，对于如何“就犁”没有说明，但也透露出驾犁与驾车不同，是不用轭的，也可能是抬杠一类。《盐铁论》说的是“古者”之事，它说的情况又能追溯到什么时期？《尸子》：“夷逸者，夷诡诸之裔。或劝其仕，曰：‘吾譬则牛也，宁服轭以耕于野，不忍被绣入庙而为牲。’”②该句辑自明代董斯张《广博物志》。《庄子•列御寇》云：“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牲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取譬与《尸子》同，但无牛耕之事，疑《尸子》中所说之牛轭当系后人篡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