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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金乡县城东郊香城堌堆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石椁墓石椁侧板画像石，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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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海旺：《三杨庄汉代农业聚落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农业历史学会2013年年会暨第二届中华农耕文化研讨会”论文，河南郑州，2013年10月。
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王景传》，中华书局，1965年。
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县赵杰娃山头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4年第2期。
④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第9期。
⑤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⑥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抬杠，一人扶犁，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在旁赶牛，有孩童戏耍(图2-5，5)①。
6.山东邹县(今邹城市)面粉厂工地出土东汉牛耕图画像石，二牛抬杠(图2-
5，6)②。
7.陕西绥德白家山东汉牛耕图画像石，二牛抬杠，一人扶犁(图2-5，7)③。
8.陕西靖边东汉墓壁画，二牛抬杠，一人扶犁(图2-5，8)④。
9.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壁画墓前室北耳室南壁和后室南壁两幅农耕图，都是一人赶两牛。犁的结构在画上已看不清，估计是二牛抬杠(图2-5，9)⑤。
10.山东滕州黄家岭东汉中晚期画像石，一牛一马并耕，一人扶犁(图2-5，10)⑥。
11.陕西米脂县城西官庄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墓画像石，二牛抬杠，一人扶犁，有辔绳连接两牛的鼻环(图2-5，11)⑦。
12.江苏泗洪重岗新莽墓画像石，二牛抬杠，一人扶犁，一人在前牵牛(图2-5，12)⑧。
13.山东滕州宏道院东汉中期牛耕图画像石，一牛挽耕(图2-5，13)⑨。
14.陕西旬邑百子村东汉墓牛耕图壁画，一牛挽犁，一人扶犁(图2-5，14)⑩。
15.陕西党岔东汉画像石墓横楣石上的牛耕图，一牛挽犁，一人扶犁(图2-5，
15)。⑪
16.陕西绥德西山寺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王得元墓画像石牛耕图，一牛挽耕，一人扶犁(图2-5，16)⑫。
另外，甘肃武威磨嘴子西汉晚期墓(M48)出土木牛、木犁一组，一牛一犁，木牛长31厘米，木犁单直辕，长18厘米，框形犁架(见图2-1)⑬。这也可以看作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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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鄄城、成武、金乡石刻调查》，《考古》1996年第6期。
②胡新立：《邹城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一五七图。
③周昕：《汉画像石中的犁作图综合述评》，《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研究所、靖边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墓》，《文物》2009年第2期。
⑤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第1期；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画像见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⑥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⑦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写作小组：《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3期。
⑧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图书馆：《江苏泗洪重岗汉画像石墓》，《考古》1986年第7期。
⑨夏亭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⑪康兰英：《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中国汉画研究》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⑫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⑬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
图2-5汉代牛耕画像
牛挽耕的例子。
以上所见汉代牛耕方式可分为三种情况：二牛抬杠、一牛独挽和一马一牛并耕，其中以二牛抬杠式为主，11例，一牛挽耕者4例，一马一牛并耕的只有1例，可见二牛抬杠是汉代最常见的犁耕方式，但不论哪种方式，其所曳引的犁具的结构都基本相同。
从比较清晰的几幅图像可以看出，这些犁的犁架都采用了框形结构。方框犁上能够看到的基本构成要素有犁梢、犁底、犁箭、犁辕和犁衡，铁犁装在犁底的前端或上方。犁架有利用整木的自然形状或以整木弯折而成的一体犁架和犁、犁梢分体结合(榫接)的组合犁架两种。前者的底、梢并没有截然的分开，由梢把(犁柄)到犁底呈自然过渡状态，但各部位的分工仍然十分明确。由于两种犁架都具有犁箭构件，所以很难说整木弯折的犁架就比分体结合的落后，但显然后者是原始的一体犁架结构的自然延续。犁衡只在二牛抬杠方式中使用，与辕垂直相交，俗称为杠。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犁架，长辕、长衡(杠)是抬杠犁共同的突出特点。下面来讨论套驾的方式问题。
二 二牛抬杠中耕牛的颈索系衡套驾法
二牛抬杠，长长的犁衡与犁辕相交后压在牛颈之上，若没有相应的固定措施，行进时衡杠必然会滑脱，根本谈不上用力牵拉的问题。至于衡与牛颈如何结合也就是牛的套驾问题，从画像中则不易看出，故学者谈到“二牛抬杠”时，对套法避而不谈，似乎把衡放到牛颈之上便可以牵拉了。有人直接把衡当作轭，说“犁前接长辕，辕端置横木为轭，轭压于两牛颈部。这种二牛一人的耕种方式既无他人牵牛注意方向，耕者亦不需方向牵引绳，说明当时的农耕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①。关于牛耕中轭的演变问题我拟另作讨论，这里只把辕前的衡作为一横杠看待。其实一向为学界忽略的横杠的固定方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犁架结构再先进，不能合理驾套就不能实现牛耕，也无从谈农耕技术的高水平。
汉画中抬杠的两头牛的颈和背部附近除了衡端伸向外侧，并无其他的刻划，可以肯定这时还没有以曲木为之的“服牛具”(牛轭)。即便是使用成熟的轭，仍然需要绳索帮助与牛颈结合，所以从常识判断，抬杠式最为简便的套驾方法应该是从牛颈下方绕一绳索将衡绑缚在牛的肩颈之上。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二》有牛轭(图2-6)，但仍需“下系鞅板，用控牛项，轭乃稳顺”。鞅板相当于马车上将轭系缚在马颈上的颈靼，其实就是一段绳索，但多数画像石上看不出这段绳子的刻划。
图2-6王祯《农书》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金乡县石椁画像二牛抬杠图中，牛轭及鞅绳图 隐约可见绕过牛颈的绳子的迹象，在左侧一牛的颈项上有一道浅浅的阴线刻划，似是拴在牛颈上的颈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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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伟：《汉画与汉代农业》，《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衡杠落在这圈颈索后面的牛颈与牛背交界处，衡、索相距约3厘米，二者之间亦可见细线刻划，指示衡与牛颈套索也是以绳相连的。右侧一头牛的颈上也有同样的刻划(图2-7)。也就是说，衡是通过颈索拴在牛颈上的，不过颈索在几乎所有的牛耕画像中由于画面和画法的局限被一律省略了。但不画并不说明没有，画像石毕竟不是完全写实的图像，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不会影响画面内容的准确表达，当然多不为画像刻画者所关注。如汉画中的牛车图，驾车牛的颈上都看不到颈带的刻画，而在卸套后的牛车上，两辕之间的颈带便十分醒目。江苏睢宁双沟牛耕图，犁后的右侧田边停一牛车，牛车两辕之间有颈带相连，而这条颈带在牛拉车的画像上同样是看不到的①。类似的表现方式也常见于稍后的画像中，如甘肃河西魏晋墓壁画中，在牛拉车的画面上都看不见牛颈上的颈带，卸下套后，鼻子上拖着缰绳的牛卧在车旁休息，牛车两辕着地，两辕之间前端的这条颈带也十分清晰2。此类甚多。
图2-7 山东金乡牛耕画像石
为方便论述，可以将以金乡牛耕图为代表的系衡方式称为“颈索系衡套驾法”。
在金乡牛耕图上，衡杠并不是直接绑缚在颈索上，而是由颈索向后引出一段绳子拴住衡杠，这样可使衡杠与牛颈之间有充分的活动余地，即使把辕与衡中间相交处作固定处理，也不会因两头牛行进快慢不协调或左右走偏时相互推搡牵扯影响到犁的稳定性。所以，该幅画像上颈索与衡杠之间的一截绳子是认识颈索系衡套驾法的关键。在其他二牛抬杠画像中，衡杠往往放于牛颈上较前的位置，与颈索较近或者就在颈索的位置上，因没有刻画颈索，所以也无从说明颈索与衡杠间的距离。但是，由金乡牛耕图可以推知，所有的二牛抬杠都应该是用颈索系衡套驾法驾套的，所抬之衡杠用另外一截绳子或颈索余出的一段绳系缚在牛颈上，而不是直接用颈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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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第22页。
②马建华主编：《甘肃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9页。
绕过牛颈就将衡杠绑定在牛颈上，这样间接的系连即使颈索与衡杠间留有很小的距离，也可以使衡杠随着牛的步伐有节律地左右轻微游移，保证犁架较平稳地向前，便于扶犁者操作。
既然杠与颈索的间接系连是二牛抬杠中通常的做法，为什么只在金乡牛耕图中才有明确的表现？我们注意到，金乡牛耕图与其他的牛耕画像相比有一些较为特别之处：
第一，抬杠的两头牛一大一小，左边的小，右边的大，对比明显。根据绘画的一般表现手法，近处的景物要比远处的大，应该是左大右小。这幅画像中牛的大小差别显然不是无意形成的，它表现的是大牛和小牛的协作，从形体特征上也可以看出左侧为小牛，其牛角尚未长成。第二，正常情况下的牛耕无论是二牛抬杠还是一牛独挽都由扶犁者一人操控，不需专人在前牵牛引导。金乡牛耕图上的牵牛人是面对两头牛，两手各执一牛鼻辔绳，倒退引牛，似乎二牛不易掌控或欲使二牛停下。第三，右侧大牛下一牛犊在吃奶，又有一老者持竿轻抚于牛尻，似在赶牛，老者后方还有一犊正慢步走来。犁架一侧、两牛间一孩童扶辕举竿欲扑打正在吃奶的牛犊，似在戏耍。从以上细节中可以体会到该画像表现的应该是一幅小牛学耕图。画像左侧一牛是一头初长成或未成年的小牛，右侧一牛为尚在哺乳期的母牛，与牵牛、扶犁、赶牛者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对初次拉犁或上套不久的小牛的驯导图，即由一头有经验的母牛(或者就是那小牛的母亲)配合，并有专人牵引前行。考虑到小牛驾犁后不能与母牛保持协调的步伐，由衡杠带动犁辕产生较大的摆动，在套驾方式上也采取了变通的做法，加长了衡杠和颈索之间的系绳，以利经验不足的小牛能够循序渐进地掌握曳犁的技巧。可见，金乡牛耕图突出了颈索与衡间的距离和短绳，正说明该幅画像有其特殊的表达内容。
另外，金乡牛耕图除学耕之外还表现了哺乳的场景。牛犊随母牛到田间，吃奶时母牛自然要停下来，故前面的牵牛人面向耕牛作倒退引牛状。哺乳也不是多余的内容，通过母牛带犊显示它是一头经验丰富的母牛，也为其带动和配合小牛学耕做了很好的说明。老者以竿抚于牛尻不一定就是驱牛，而更像是表示关心和关爱；图中扬竿扑打吃奶牛犊的顽皮孩童和朝母牛走来的另一小犊，也平添了画面的生动气息。这些都是其他画像中少有的。
加长衡杠与颈索系连绳的做法适用于小牛学耕，由于应用此法衡杠在牛背上会有较大幅度的滑动，对牛背摩擦过多，易使牛受伤，所以，一般耕牛套驾时衡杠与颈索间距很短，以至在画面上无法表现，看似二者重合在一个位置上，这就要求两头耕牛步伐协调，速度一致，尽量走直线，而不能忽左忽右。
颈索系衡套驾法简便易行，但缺点也是明显的。耕牛用力曳犁时，牛颈下的颈索直接勒压牛的气管，特别是像前述金乡画像石椁小牛学耕图上的套法，对于气管的压迫更加严重，这对耕牛的呼吸十分不利。因牵引而压迫到牲畜气管是早期畜力应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商周时期的马车普遍用轭，在轭出现以前，应该也有一个以绳系马颈拖车即颈带式系驾的阶段。而颈带式系驾法又是西方古代马车通行的套法，在中国自商周至汉宋经历了轭靷式和胸带式两个时期后，西方的马车还一直都在使用颈带式系驾法。该法用颈带将马匹固定在车衡上，颈带是驾车前进中的主要承力部位，马的气管受到颈带压迫，而且跑得越快，压迫越重，马越会感到呼吸困难。直到公元8世纪，西方才有了采用胸带式驾法的大轮车，但颈带式仍在继续使用①。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唐、五代以至宋时期的壁画中仍多有二牛抬杠式的牛耕图，使用的还是颈索系衡套驾法。问题确实存在，但也不是牛命关天，颈带式系驾法能在西方讲求速度的马车上持续使用了4000多年，颈索系衡套驾法在行进速度较慢且以二牛牵引的抬杠式犁耕中虽非良法，但也缺少改革的迫切性。西藏等地区曾用牛角挂拉绳的系驾方法，虽然避免了勒压牛气管的缺点，但较之颈索套驾法更为不便，也易伤及牛角，它甚至比颈索法更为落后。
汉代以后，二牛抬杠仍在流行，相关的图像广见于甘肃酒泉、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陕西唐李寿壁画墓以及敦煌莫高窟第33、55、85、156、164、61、361、6、53、146窟、安西榆林窟等唐、五代和宋的壁画中，曳拉的也是长直辕的犁，二牛以颈索套驾在衡杠上。宋以后牛轭和肩垫广泛使用，抬杠耕法开始消退，但在一些地区仍见使用，如清代西藏唐卡“生活百态图”上有二牛抬杠一人扶犁耕作图②。藏族的农业生产技术各地大致相同，耕地一般都用二牛抬杠，有的一人在前牵牛，也有不用人牵牛的。但耕地不深，一般无石之地可深四五寸，而砂地只有三四寸，耕毕再用木槌碎土③。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二牛抬杠犁耕法仍在使用。山西过去普遍使用类似汉唐时期的二牛抬杠方式耕作，后来虽然发展到双轮双铧犁，用拖拉机翻地，但在丘陵和山区，二牛抬杠的木犁耕地仍很普遍④。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莫高窟第85窟(图2-8，左)、第156窟(图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