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研究》
作者:孟宪实

 

内容简介: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历史个案研究无疑蕴藏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的解释空间。然而,梳理武则天的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这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透视出我们史学的一种基本状况:对武则天的评价,专业史学内部纷争不止,而在“公共史学”领域内几乎一面倒,武则天的形象似乎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新唐书》《资治通鉴》。
◎然而,《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关于武则天的某些表述,似乎会受到某种政治正确的影响,对于武则天的形象,会根据某一说法、一点影子进行放大,直到事实的性质完全发生改变。而本书以新史学的研究路径,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从另一种视角展示了不一样的武则天。
◎本书不是武则天的传记,每一章的讨论皆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从武则天出生地与故乡的考证,到武则天归葬乾陵,一代女皇的出生到落幕,中间有着哪些精彩纷呈的故事?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为了绝唱?在本书中,作者用最详实的史料,与古今学者展开对话,抽丝剥茧,力图向读者还原最真实的武则天。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隋唐历史、敦煌吐鲁番学。出版专著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中华书局,2017)。 2005年始,与荣新江、李肖等先生一起整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2008年出版《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 90余篇。200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和《唐高宗的真相》等,曾与阿城一起担任大型电视连续剧《贞观之治》的编剧。


武则天画像



四川广元皇泽寺武则天真身塑像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像

武则天亲笔书写《升仙太子碑》像

 


李峤撰《攀龙台碑》,长安元年(701)十二月立于山西省文水县武士彟墓地

 


乾陵无字碑,为武则天所立,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区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乾陵

 



敦煌文书P.2695《沙州都督府图经》

乾陵远眺

目 录
导论 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三国鼎立”
第一章 武则天的出生地与故乡
第一节 背景回顾
第二节 汪篯先生的观点
第三节 出生地与故乡
第四节 武则天的家世
第二章 武则天初入宫
第一节 现有史书的记载
第二节 唐太宗的才人们
第三节 武士彟的唐朝历官
第四节 武士彟之死
第三章 李君羡案件
第一节 李君羡案件
第二节 再度解释
第三节 三度解释
第四章 永徽时期的政治
第一节 “永徽政治”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永徽政治的实相
第三节 永徽政治的特质
第五章 吴王李恪之死
第一节 《李恪墓志》
第二节 李恪之死
第三节 李恪谋反动机
第四节 唐高宗的作用
第六章 高宗功臣李义府
第一节 “废王立武”的功臣
第二节 得志便猖狂
第三节 牵连武则天
第七章 李勣与“废王立武”
第一节 前人研究回顾
第二节 “旧臣”李勣
第三节 高宗的东宫旧部
第八章 小公主之死
第一节 从简至繁的记录变迁
第二节 苦肉计的风险
第三节 王皇后的危机
第四节 公主之死的作用
第五节 “厌胜”事件是废后的导火索
第六节 《讨武曌檄》不言公主之死
第七节 公主之死与婴儿夭折
第九章 “北门学士”及其历史书写
第一节 作为翰林院前史的“北门学士”
第二节 作为武则天夺权手段的“北门学士”
第三节 “北门学士”产生的时间及其职能
第四节 北门学士的结局
第十章 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之说
第一节 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
第二节 “二圣”之称的使用范围
第三节 石刻史料的强大证据
第四节 家礼及其使用范围
第五节 后高宗时代的“二圣”之称
第六节 皇后武则天上表唐高宗
第十一章 从《上官婉儿墓志》看上官仪之死
第一节 上官仪的历官
第二节 上官仪与“废王立武”
第三节 上官仪与废后风波
第十二章 武则天的太后称制
第一节 高宗遗诏
第二节 天后摄政计划
第三节 新的选择
第十三章 武则天从加尊号到称帝
第一节 皇帝的两种尊号
第二节 武则天的政治发明
第三节 尊号体现政治理念
第十四章 武则天的舆论营造
第一节 武则天与佛教
第二节 武则天与祯祥
第三节 女身问题
第十五章 武则天称帝
第一节 性别史视角
第二节 阶级基础
第三节 制度史的解释
第四节 武则天称帝是政治事件
第十六章 武则天时期的祥瑞
第一节 唐朝祥瑞制度
第二节 武则天时期的祥瑞
第三节 祥瑞与地方政治
第十七章 武则天的“内宠”问题
第一节 “内宠”的称谓
第二节 薛怀义
第三节 “二张”
第四节 女皇的健康神话
第十八章 武周魏王武承嗣事迹
第一节 《武承嗣墓志》
第二节 历官
第三节 未入墓志的事迹
第十九章 武周政权的短命及其症结
第一节 称帝时的继承人安排
第二节 武承嗣的努力
第三节 间歇期
第四节 确立继承人
第五节 短命武周的症结
第二十章 归葬乾陵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皇帝、皇后合葬的传统
第三节 神龙政变之后的政治局势
第四节 武则天的评价与政治分野
第二十一章 武则天著述考
第一节 书目
第二节 编者
第三节 意义
附论 关于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第一节 《李武集团》论文内容概述
第二节 《李武集团》一文在陈寅恪唐史研究中的位置
第三节 后续发展与讨论
小结
后记

 

导论
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三国鼎立”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历史个案研究无疑蕴藏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的解释空间。然而,梳理武则天的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这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透视出我们史学的一种基本状况:对武则天的评价,专业史学内部纷争不止,而在“公共史学”领域内几乎一面倒,武则天的形象似乎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新唐书》《资治通鉴》。如果现在让所有愿意发表意见的中国人举手,倾向于认为武则天是个坏女人(野心十足且道德败坏)这一观点的人数一定遥遥领先。近代以来的史学进步,对于公共史学领域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公共 史学的世界,传统史学依然是武则天问题的霸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一、传统史学与新史学
自从20世纪之初新史学口号被提出,史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不容怀疑的。如果说,传统史学最重要的倾向是政治借鉴和道德评价的话,那么新史学的主张则是实事求是和客观评述。尤其对于所谓惩恶扬善的道德评价,新史学即使不能完全摒弃,也尽量保持距离,因为善恶问题具体到个人,不仅存在理解的多元性,更具有易变性。每当时势变迁,都会引发新一轮的历史再评价,善恶评价最容易做出,也最容易改变。所以乾嘉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等,都主张“据事直书,是非自见”,反对强立文法,擅加褒贬。这实际上意味着,新史学的某些主张,具有历史依据,这就是为什么胡适高度评价乾嘉考据学,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新史学的客观研究立场,不仅是不轻易褒贬善恶,而是要更大范围、更全面地考察历史、解释历史。以历史人物研究而言,不仅表现在道德层面,更会表现在社会层面。一个人的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历史创造,即为历史提供哪些新的贡献,这显然是新史学更加重视的研究视角。在武则天的研究上,传统史学不仅最关注的是武则天的个人品行与道德,更重视她与身边人之间的关系。新史学则强调武则天的社会意义,她代表了什么社会阶层、标志着社会的什么趋向。陈寅恪先生提出,武则天代表新兴集团,对于终结关陇集团的政治垄断意义重大,这可以说至今仍然是史学界研究的基本问题。新观念、新方法,新史学进入具体的研究课题并不是一刀切式,往往时空差异巨大。对于皇帝制度的批判,是新史学的重要内容,而这从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开始,到“五四”以后,已经演变成史学领域的政治正确。具体到武则天的研究,新史学最重要的开端其实是陈寅恪先生。
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当然存在着联系的方面,传统史学毕竟占据了史料优势,新史学不得不从传统史学的著作中寻求史料支持。但是,新史学因为对传统史学的立场保持着高度警惕,所以一方面利用传统史学的史料供给,另一方面尽力保持与传统史学观念、立场上的距离。此外,新史学竭尽全力扩大史料的搜索,发掘新的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于是成为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史料不仅能够提供新的研究侧面,也可以为批判旧史学提供新的动力。新史料不仅能够弥补传统史料信息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传统史学在强大的叙事过程中,程度不同地破坏了历史的第一现场,而利用新史料,第一现场可能会被挽救,至少被部分恢复。
新史学有别于传统史学是很明显的,也可以称作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史学的这个进步其实一直局限在史学的范围之内,对于史学之外的领域,比如文学或者公共史学,这个进步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在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外,公共史学在中国极不发达,历史专业人士几乎都不屑一顾,这个领域长期以来被历史小说占有。电视兴起以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后来居上。这些不免虚构的“历史作品”,除了虚构以外,在历史素材方面,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采用传统史学。于是我们看到,公共史学与传统史学形成很自然的同盟,而新史学可以拓展的空间因此变得很狭窄。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差不多都是公共史学所属的群众,以至于在中国,很多人分不清历史与历史小说到底有什么区别。
二、传统史学与公共史学
公共史学,是指非专业的社会人士的历史阅读和研究,因为这个领域不被重视,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声响。抗战时期,黎东方先生讲史系列几乎是灵光一现。后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长期以来被当作公共史学的产品被消费。所以,这个领域影响巨大的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他们文学构思第一,历史不过提供背景,所以他们并不介意利用传统史学的观点和立场,从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和加强对读者的吸引来说,传统史学的文学叙述和道德评价,肯定更方便历史小说的吸收。所以,二者的关系更紧密,在很多方面如同结盟。
以武则天是否杀死亲生的小公主这件事情而言,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传统史学的强大影响。本来《唐会要》关于小公主之死,记载很简单,即“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暴卒”显示的是意外死亡,武则天向皇帝告状是王皇后杀死小公主。这都是描述文字,最多表明武则天利用这个机会攻击情敌王皇后而已。但是,此事到了《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文字中,一变成为武则天亲自杀死小公主,然后嫁祸给王皇后。《唐会要》中所记,武则天的行为还在可以理解的范围,虎毒不食子,到了《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武则天一变成为禽兽不如的人了。
《资治通鉴》产生于《新唐书》之后,它的记载跟《新唐书》大同小异:“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本来就是影响巨大的史学名著,而影响更大的小说,径直取材于这些著作。清朝乾隆年间如莲居士编著《武则天改唐演义》,民国时期蔡东藩的《唐史演义》,虽然在描写时有细节加工,但是武则天掐死公主嫁祸王皇后的基本情节,都是来自以上两部史书。比这两部小说更早的清初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在描写这段情节的时候,几乎就是照抄史书:“王皇后、萧淑妃,恩眷已衰。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上至昭仪宫,昭仪阳为欢笑,发被视之,女已死矣,惊啼问左右,皆言皇后适来此。高宗大怒道:‘后杀吾女!’昭仪也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由是有废立之意。”
这些小说与史书的惊人一致,除了说明了小说取材来源于传世史书以外,也说明《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著作至少在这个描写中完全符合小说的需要。史学著作如此生动具体,《史记》以下,也是一个重要传统。但是以《资治通鉴》而言,却不无问题。史书曾经记载武德时期太子李建成、李元吉跟后宫嫔妃乱伦,《资治通鉴》还很客观地说“宫禁深秘,莫能明也”(卷一九〇),比较之下,武则天潜毙小公主,何尝不是宫禁深秘呢?为什么这里详细描写,甚至不作考异说明呢?小说家读史,感叹武则天“宫闱淫乱,秽德昭彰,难以言述”(松村居士《武则天改唐演义》序),这不是小说家向壁虚构,而是史学家具体描述在前。以欧阳修、司马光这样严谨的学者,不可能是为了迎合某种低级趣味,但是他们的写法显然深得小说家们的欢心。
本来十分可疑的一件事,经过传统史学和小说家们的联合努力,作品传播力极强,导致故事家喻户晓。武则天为了政治斗争杀死亲生女儿,于是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对此,表示质疑是严肃而严谨的。然而在如今的条件下,如果想让人们回到质疑的状态十分困难,不仅面临史料的辩驳,更要面对广大读者的认知状况。更多的情况是,改变读者的认知比批判传统史料更难。因为读者中的多数在阅读与历史有关的读物时,闲暇娱乐的需要超过获取真知的需要,要满足猎奇心理,显然武则天杀女嫁祸更有刺激性。
太子李弘之死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太子李弘,早年即患上肺结核这种当时的顽疾,上元二年(675),没有留下一儿一女,仅仅二十四岁就死了。本来属于时代的正常情况,但是一种后来居上的说法是李弘死于武则天的毒害。《新唐书•武则天传》是这样记载的:“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鸩杀弘。”《资治通鉴》的文字是这样记述的:“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