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19：风流南宋(5)

拒绝，是由于他认为和谈有望。
可惜这其实是吞下了钓饵。事实上伯颜不紧不慢，就是要让南宋君臣抱有幻想放弃抵抗，这样他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接管政权。于是，等到陈宜中希望落空如梦方醒时，已是战也不能战，和也不能和，能够想出的办法只有迁都。
太皇太后却死活不肯同意。陈宜中无奈，趴在地上痛哭流涕苦苦相劝，老太太这才勉为其难地收拾行李。然而等到天黑，也不见护驾的将士进宫。原来，陈宜中定的出发时间是第二天，却慌里慌张地忘了奏明。太皇太后认为自己上当受骗，气得把首饰扔了一地，关闭宫门再不见人。 [2]
陈宜中也不管不顾，逃之夭夭。就连后来到福州参加小朝廷，也是张世杰硬拉来的。当时陈宜中母亲去世，张世杰便把棺材抬到了船上，陈宜中这才跟着到了福建。 [3]
然而到了福州，此人又开始内讧，依然故我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文天祥就是被他气走的，陆秀夫也被排挤。幸亏张世杰主持公道，陆秀夫才重返小朝廷。 [4]
希望，就寄托在张世杰身上了。
张世杰是和陆秀夫一起，被元人写进《宋史》之《忠义传》的，然而这位南宋忠臣却是蒙古叛将。他出生于安禄山发动叛乱的范阳，由于触犯军法而逃到南宋，又因屡建战功而步步高升。蒙古军南下时，杭州政府向各地求援，第一个赶来的就是张世杰。再加上陈宜中和陆秀夫手下无兵，能够支撑福州小朝廷的也就只有这位将军。
可惜，他却在泉州碰了钉子。
这是一个疑案，原因和过程各史书记载不一。可以确定的是，流亡政府只在福州六个月，就漂泊海上了。直接原因当然是蒙古军大举入闽，只能学习当年的高宗皇帝。宋高宗不是金兵一来就躲到海军基地吗？女真和蒙古人的骑兵虽然厉害，水战却不行。要到海上抓人，还真是鞭长莫及。
不过此举也有人质疑。因为当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十七万人，地方军一万，民兵三十万，足与元军决一死战，为什么要不战而走，还跑得那么快呢？ [5]
也许，他们是要到闽南去联合蒲寿庚。 [6]
蒲寿庚是客居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是阿卜或者阿布的意思，比如阿布阿里（Abu Ali）写成汉字就叫蒲亚利，阿卜杜拉（Abdallah）则叫蒲罗歇。寿庚则是他的汉名。这个家族既然已认他乡作故乡，姓名汉化当然不足为奇，尽管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方面仍然是穆斯林。 [7]
事实上此刻的蒲寿庚早已反客为主。他是泉州港最大的海外贸易商，同时又是外贸局长和海关关长，可以说掌握了这座港口城市的经济命脉。所以，他最后被任命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名义上拥有这两个地区的军政和民政大权。
去泉州找他，并非没有道理。
后面的事情众说纷纭。一说小朝廷到了泉州港，被拒之门外。另一种说法是蒲寿庚上船拜见皇帝和太后，请两宫驻跸泉州，被张世杰拒绝。当时，有人劝张世杰把蒲寿庚扣留在船上，这样蒲寿庚的船就会跟着走，也被拒绝。 [8]
两种说法情况不同，意思却一样，那就是要指证蒲寿庚已有二心。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蒲寿庚后来是投降了元军的。元军东南战区司令长官董文炳为了对他表示欢迎和信任，甚至当场解下世祖所赐之金虎符，亲手系在蒲寿庚身上。忽必烈在事后对董文炳的自作主张也大为嘉许，可见元人对蒲寿庚何等看重，之前的劝降工作想必做了不少。 [9]
何况在张世杰他们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蒲寿庚这外国人怎么靠得住？何况这家伙还很可能已经跟蒙军眉来眼去。所以，他绝不会让皇帝和太后跟着上岸。万一被扣为人质，或者被献给元军做见面礼呢？
但这是讲不通的。既然信不过蒲寿庚，那又为什么要到泉州来？如果说之前情况不明，那么，在见到蒲寿庚本人并疑心大起时，为什么还要放虎归山？更不可理解的是，放走蒲寿庚以后，张世杰又抢了他的船和钱。船数之巨，据说有四百余艘。当然，全是谁都想要的海船。 [10]
蒲寿庚勃然大怒。
愤怒的蒲寿庚立即跟南宋小朝廷翻脸，大肆屠杀在泉州的赵氏宗室、士大夫和地方军。十二月初八，蒲寿庚与知府田真子一起向元军投降，将泉州献给了蒙古人。尽管张世杰在次年七月又杀了个回马枪，但根本无济于事。 [11]
南宋小朝廷也只好继续南下。
后面的故事悲壮而惨烈。他们的船队先是到了广州珠江口的秀山，又转移到珠江口外大小横琴岛，再逃亡到广东省雷州湾外。这时，吓出病来的端宗赵昰命丧黄泉，一贯见风使舵的陈宜中则早就逃往越南占城，从此失去联系。
小皇帝一死，官员们便准备如鸟兽散。这时，陆秀夫成为了主心骨和顶梁柱。他说：度宗不是还有个儿子吗？只要天不灭宋，我们尚有可为啊！大家这才拥立恭帝和端宗七岁的弟弟赵昺（读如丙）为帝，改元祥兴。
然而这时的南宋已经只剩下一个概念，既不吉祥也没有复兴的可能。张世杰试图打通前往越南占城的海道，或者以雷州半岛为落脚点，均遭失败。走投无路的流亡政府只好在位于广东省新会县的崖山坚持抗战，结果则众所周知：崖山被攻破，陆秀夫背起小皇帝赵昺跳入海中以身殉国，张世杰也在寻访复国机会的途中葬身鱼腹，大宋彻底灭亡。 [12]
随之消失的是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民间甚至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这个说法当然可以商榷，但唐宋两代的鼎盛辉煌不复存在，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蒙元百年，汉文化惨遭破坏；明清两代，帝国又紧闭大门。曾经让世界各民族仰慕的中华文明，从此不再具有世界性。
这一切，小朝廷在跟蒲寿庚翻脸时可曾想到？
如此看来，泉州恐怕是张世杰们的麦城，也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事实上，以蒙古人之不善水战，蒲寿庚之富可敌国，张世杰若能与之精诚团结共同抗元，说不定历史就会改写。尽管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由南宋文官、蒙古叛将和阿拉伯商人组成的海洋帝国之混血政府会是什么样子。 [13]
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必反思。事实上，张世杰与蒲寿庚在泉州的反目为仇，包括他们的试图联合，以及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费解，都既有表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背景。弄清楚这些原因和背景，才能理解南宋，理解中华文明此后的发展和走向。而打开历史迷宫大门的钥匙，就在泉州。
那就走进泉州看看。
[1] 见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五，《宋史·张世杰传》。
[2] 见《宋史》之《理宗谢皇后传》《陈宜中传》。
[3] 见《宋史·陈宜中传》。
[4] 见《宋史》之《文天祥传》《陆秀夫传》。
[5] 当时小朝廷的兵力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条。
[6] 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隲藏即持此观点：宋遗臣等奉德祐帝兄景炎帝入闽，图恢复，知非依赖寿庚不可。见桑原隲藏著、陈裕菁译订《蒲寿庚考》。
[7] 蒲寿庚在《宋史》和《元史》中都没有传，本书所述无另注者均依据桑原隲藏《蒲寿庚考》及陈裕菁的注。关于蒲姓有阿布或阿卜之意，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8] 前一种说法见（明）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五十二。后一种说法见《宋史·瀛国公本纪》、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条、（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十六。
[9] 见《元史·董文炳传》。
[10] 请参看李大伟《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
[11] 见《宋史·瀛国公本纪》。
[12] 以上见《宋史》之《瀛国公本纪》《张世杰传》《陆秀夫传》。
[13] 据《元史·刘整传》称，蒙古人自己也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唯水战不如宋耳。
泉州故事
鲤鱼形状的泉州城，曾经开满了刺桐花。
刺桐是豆科落叶乔木，原产热带亚洲以及大洋洲诸岛之珊瑚礁海岸，是中国泉州和日本宫古岛市的市花，也是冲绳的县花。泉州的刺桐，据说是五代时期南唐之节度使留从效种植的；城区变成鲤鱼形状，则应该在宋。我们在《大宋革新》一卷中附有一张图，从中不难看出泉州的变化。
这可真是：闽海云霞绕刺桐，往年城郭为谁封？ [14]
实际上，尽管在留从效的时代，鼓励外贸已是当局重要的富民政策，扩建修缮泉州城也是为了筑巢引凤，但这座城市真正成为享誉世界的通商口岸，却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之后。因为正是这年，帝国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 [15]
泉州从此鲤鱼跳了龙门。
据杨昌鸣《古城泉州》。
经过五代、宋、元三个阶段的改建和扩大，泉州城址的规模由0.75平方千米扩为7.5平方千米，为唐城的十倍。
市舶司，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
首先，它是帝国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商船，也无论是进港还是出港，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外贸许可证书，叫公据。市舶司对进出港商船有权登船检查，查验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以便收税，同时还要查看是否有禁止出口的商品，比如铜钱、武器和书籍。对于违禁品及涉案人员，市舶司有执法权。
其次，它是外贸税收机构。收税在南宋叫抽解，关税制度也相当健全，根据货物的贵贱、经营者的身份和船舶的载重量有不同的税率，最高可达20％，最低也有7％。
第三，它是外贸经营机构。按照制度，市舶司有权将政府专营的进口商品比如象牙和乳香全部买下，其他商品则可以根据需要优先购买部分。这些商品有的直送京师，有的由市舶司自行出售。利润之可观，不难想象。
此外，对外贸易中的经济纠纷，随商船来华之外国使节的接待工作，也由市舶司负责处理。由于两宋当局高度重视招商引资，他们还有在外商出入境时设宴招待的任务。 [16]
这样看，市舶司相当于外贸局加海关，加进口商品贸易公司，再加仲裁委、外事办、接待部和招商局。
市舶司，岂容小看？
更重要的是，纳入市舶司管理的才是合法经营，否则就是走私。走私对个人有风险，对国家有损失，解决的办法是多多设立市舶司。泉州幸运地搭上了这班客船，尽管从神宗下诏研究到哲宗正式批准用了整整十五年。 [17]
获得了历史机遇的泉州突飞猛进。南宋高宗晚期，它的贸易额就已经与唐宋两代第一大港广州平起平坐。到南宋中后期，更是后来居上超过广州，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最繁华的港口城市，某外国人甚至说刺桐港有两个罗马那么大。蕃舶华船千艘万艇，巨商大贾摩肩擦背，可谓盛极一时。 [18]
泉州，为什么会迅速崛起？
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在《大宋革新》中说过，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变化之巨莫过于两宋。其具体表现，一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小农经济成为主流，二是国家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但无论哪种变化，泉州都是受益者。
南移是从隋唐开始的，与大运河的开通不无关系。不过在大唐帝国政府与西域失联之前，对外贸易还有陆上的丝绸之路可走。宋就只能依靠海上，南宋更是如此，而泉州无疑占有地利。从泉州港出发，北上可以经明州（今宁波）到达高丽和日本，南下可至马来群岛、印度洋和波斯湾，正所谓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 [19]
何况泉州的造船业也首屈一指。早在两宋之际大家就都知道，海船以福建的为最上，广东广西的次之，温州明州的再次。最大的远洋轮船可以载客数百，储粮一年，甚至养猪酿酒，俨然漂泊海上的小镇，能够置生死于度外。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