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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惆怅
作者:易中天
的确,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也不能不让人惦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这样一来,谁对历史了解得更为深刻和透彻,谁就更可能成功。相反,如果仅仅把思想和眼光局限于现在,那他恐怕就连现在也把握不了。国家如此,个人亦然。实际上,伟大的时代必定具有历史感,伟大的人物也必定具有历史感。只有平庸的时代才鼠目寸光,也只有那些平庸之辈才会对历史不屑一顾。何况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连台大戏,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有动作,有悬念,有高潮,充满戏剧性,岂能不让人兴趣盎然?
跋历史总是让人惦记(1)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基本上是讲历史的。它和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的《百家讲坛》多少有些瓜葛,因为部分内容在那里讲过。
众所周知,《百家讲坛》是一个学术性的栏目,尤以讲述历史见长。这类节目并不好做。做好了固然“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升了文化品位),做砸了却是“双输”(学术失去自身品质,电视失去广大观众)。这是许多学者和电视台都不敢轻易涉足此事的原因:他们害怕吃力不讨好,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然而《百家讲坛》的编导却告诉我,他们的收视率并不低,高的可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低一点也有百分之零点一。百分之零点五的收视率是个什么概念呢?通俗一点说,就是平均有千分之五的电视机选择了这个频道。当然,调到这个频道的更多,锁定的又少一些,所以说是“平均”。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按照这个比例推算,收看的人数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当然,账不能这么算,前面对收视率的解释也不完全准确。但要说很多人在看,总是不错的。这就奇怪。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最近的一个,清,离我们至少也有上百年,远的就更不用说了。如此遥远的是非恩怨,干我们甚事,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呢?
也只有一种解释:历史不能忘怀。
的确,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也不能不让人惦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这样一来,谁对历史了解得更为深刻和透彻,谁就更可能成功。相反,如果仅仅把思想和眼光局限于现在,那他恐怕就连现在也把握不了。国家如此,个人亦然。实际上,伟大的时代必定具有历史感,伟大的人物也必定具有历史感。只有平庸的时代才鼠目寸光,也只有那些平庸之辈才会对历史不屑一顾。何况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连台大戏,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有动作,有悬念,有高潮,充满戏剧性,岂能不让人兴趣盎然?
于是就有了对历史的各种说法和多种说法。
最常规的是“正说”,比如《三国志》和《大唐西域记》;最流行的是“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三国演义》是“戏说”吗?是。因为它不但“演义”(发挥),而且“演变”(篡改)。就算它态度严肃,不是“戏说”,也有歪曲编造成分,是“正说”加“歪说”,甚至“胡说”。不过《三国演义》还只是“走调”,《西游记》就“离谱”,只好称之为“大话”。我们现在都知道《大话西游》“大话”了《西游记》,很少有人想到《西游记》才是“大话”的祖宗!但《西游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谁都知道那是神话。《三国演义》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把它当作历史来看,甚至以为那就是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是不叫《大话三国》的《大话三国》。
看来,小说家言是靠不住的,比较靠得住的是历史家言。《百家讲坛》的收视率那么高,就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历史的真相,尽管所谓“正史”也难免事实加传言。
然而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历史文献的人却凤毛麟角,“正说”的影响力和读者面,与“戏说”、“大话”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呢?因为后者好看,前者难懂;后者有趣,前者乏味。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想满足趣味就难免“上当受骗”,要弄清真相就必须“硬着头皮”。这就矛盾,读者也就两难,因此要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我以为就是“趣说”。所谓“趣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这当然很难,但并非做不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是典范。
趣说并不容易。首先作者得有趣,其次得有文学修养。所谓“有文学修养”,并不等于一定要读过多少经典名著,更不等于有多高的学历、学位、职称和头衔,当然也不等于一定得是中文系毕业的,而是要有文学感。这是一种体验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调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
跋历史总是让人惦记(2)
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因为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文学。所以,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历史是不能复原的。你顶多只能散乱地见到些秦砖汉瓦,依稀听得鼓击钟鸣。然而人性却相通,正如今日之苍穹,正是当年之星空。秦时明月汉时关。汉代的关隘(历史条件)可能已荡然无存,秦时的明月(共同人性)又何曾消失?因此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以人为本,历史才是有意义的。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一个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才可能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故事和生命将促使我们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
这就不但是“趣说”,而且是“妙说”。没有思想的趣说只是易拉罐饮料,有思想的妙说才是好酒。历史和酒原本就有些拉扯,比如“汉书下酒”、“青梅著酒”。所以,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本书不敢说是一坛好酒,只要没做成醋,就谢天谢地了。
本书收录的文章,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有的发表过,有的没有。这次一并结集出版,全承萧关鸿先生一再敦促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易中天
2005年4月18日
明月何曾照渠沟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一、晁错之死(1)
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这实在可以说是“草菅人命”,而这个被“草菅”了的晁错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个什么官呢?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所以晁错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个高官不经审判甚至还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现在看来,晁错的死,两种情况都存在。
先说事情的紧迫。
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错是一有机会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什么是“削藩”呢?简单地说,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所谓“藩国”,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这些王国的君主,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凤子龙孙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商量对策。这时,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袁盎说,吴楚两国,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他们财大气粗不假,人多势众也不假,但他们高价收买的,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徒,哪里成得了气候?之所以贸然造反,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去的领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
不能说袁盎的主意没有道理,因为吴楚叛乱确实是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的。打出的旗号,则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什么叫“清君侧”呢?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清理掉。这个“小人”,具体说就是晁错。那好,你们不就是要“清君侧”吗?如果晁错已诛,君侧已清,你们还反什么反?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的。谁知道吴王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 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巴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 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