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19：风流南宋(6)

这可真是壮观！
◎ 南宋内河船和海船对比
内河船（《早秋夜泊图》）
宋代内河行驶的船只，极为庞大，可装载多人，舱内设施齐全便利。据《早秋夜泊图》绘，旧传作者为南宋马和之，原画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海船（模型）
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南宋海船，船体残存下部，尖底，安装龙骨，内设13个水密舱，船舷板分别用二层或三层板组装。船舱中还发掘出2300千克香料、500多枚唐宋古钱、50多件宋瓷。推算此船排水量约454吨，载重量200吨，是南宋末年中等规模的海外贸易船。
海船下部残体（水密舱）
水密舱壁，将船舱隔成若干个密闭的舱室。航行中，即使一两个舱室破损，海水也不会迅速流至其他舱室。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一大突破。
但，更重要的还是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泉州奇迹是闽南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创造的。因为这里的外商虽然来自世界各国，甚至有“市井十洲人”的说法，但数量最多的还是阿拉伯人。他们在灭亡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之后，取代后者成为海洋贸易的主宰，把地中海和印度洋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样的人做生意当然长袖善舞，他们对泉州也似乎情有独钟。 [21]
原因何在呢？
登陆泉州，性价比最好。
没错，南宋的重要通商口岸还有广州和明州。但，广州距离杭州（临安）太远，多有不便。明州倒是近，可惜天子脚下，难免管得太严，何况已被日本人先入为主。综合国力和航海技术都远不如阿拉伯的倭人在此经营已久，视为战略要地，不可与之争锋。两相比较，远近适中左右逢源的泉州才是在中国开辟商业战场的最佳根据地和桥头堡。
阿拉伯人的算盘打得很精。
泉州也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当时的制度，是来华的外商都集中居住于侨民区，叫蕃坊。泉州蕃坊在州城之南近于晋江的泉南，广州的则近于珠江，都是出海方便之处。蕃坊的管理部门叫蕃长司，负责人叫蕃长，由外商公推德高望重之侨民领袖（侨领）担任，中国政府正式任命。蒲寿庚的祖上从越南占城迁徙到广州之后，就担任过蕃长。 [22]
蕃长有两大任务，一是为中国招揽外商前来贸易，二是管理坊内事务，处理侨民纠纷。原则上说，只要不涉嫌重大案件，中国政府都听由蕃长司按照该国法律习俗处分，不加干涉。因此蕃坊虽非租界，却貌似有治外法权。
不过法律规定与现实状况之间往往有出入，外商也有与华人混居在城中的，满街行走更不足为奇。华人家中则往往使用昆仑奴和高丽婢。高丽婢来自朝鲜半岛，相当于现在的菲佣。昆仑奴则主要指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土著，以及被阿拉伯人带到中国的非洲黑人。唐宋到元，富贵人家如果没有高丽婢和昆仑奴，就不成体统，没有面子。 [23]
风情万种的阿拉伯女人则被称为菩萨蛮。这个词据说原本是波斯语Mussulman或Bussurman的音译，源自阿拉伯语的Muslim也就是穆斯林。这个雅号唐代就有了，所以还成为词曲牌名，可见大食（阿拉伯帝国）与唐宋关系之深。
没错，千丝万缕。
左图：唐代，阿斯塔纳336号墓出土。
右图：唐代，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种关系在南宋泉州就更密切，以至于蒲寿庚担任提举市舶司使（长官）达三十年之久。市舶司可是实行首长负责制的，宋廷对其长官的任命历来慎之又慎，没想到却选了个外商。这固然因为泉州是一座“以蕃舶为命”的城市，更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蕃舶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 [24]
现在我们明白，张世杰为什么要去泉州，董文炳又为什么要招降蒲寿庚了。因为那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贸通商口岸，中国最好的造船工业基地，可以说既是聚宝盆又是兵工厂。蒲寿庚则既是阿拉伯侨领，又是南宋官员。在他提举市舶的三十年间，泉州实际上变成了他的王国，尽管并未独立。事实上对于南宋来说，蒲寿庚独立都比降元好。有他在泉州挡着，小朝廷就能喘口气，甚至还有翻身的可能。
然而他没有。
结果是便宜了蒙古人。有了蒲寿庚献出的泉州，还有那么多的海船，他们财源滚滚，如虎添翼，得寸进尺。
中华文明却失去了一次另辟蹊径的机会，反倒从此开始走下坡路。这是本章最后一节要说的。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到海上，看看船里的人和货物，还有岸上的市镇。
[14] 所引为北宋吕造诗，见（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十。
[15] 据《清源留氏族谱·鄂国公传》等史料记载，当时留从效鉴于“泉州城市旧狭窄”，乃“扩为仁风、通淮等数门”，同时“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又《宋史·食货志下八》元祐三年条称：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
[16] 以上所述市舶司之职能，见《宋史·职官志七》，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17] 据《宋史·食货志下八》记载，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即已下诏令薛向研究增置市舶司于泉州一事，元祐二年（1087）始置。
[18] 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19] 大唐帝国政府与西域失联在安史之乱以后。对泉州盛极一时之描述，所引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条。
[20] 见（两宋）吕颐浩《忠穆集》卷二、（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另，泉州出土之海船已在《大宋革新》中介绍。
[21] 泉州外商以阿拉伯人居多，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李大伟《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
[22] 有学者认为泉州蕃坊在泉南，见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也有学者认为泉州有蕃坊之实，无蕃坊之名，见李大伟《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但据张星烺先生考证，泉州蕃坊位于南门外的晋江之畔，见葛金芳《南宋全史》（六）引张星烺《中世纪泉州状况》。
[23] 见（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24] 泉州以蕃舶为命，见（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十八。宋廷对市舶司长官任命之慎重，详见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满船都是钱
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十二月，有一艘泉州商船在海上沉没，时间应该是在二十七日之前。然而朝廷得到的消息，却是有关部门没有过问，也不敢过问。
原因很简单：船上装载的是违禁品——铜钱。
而且数量之巨，竟多达十万缗。
缗读如民，一缗就是一贯，即一千文。所以，十万缗就是一亿枚铜钱。这么多的铜钱装在船上当然很重，又因为是走私，只能晚上出海。再加上风高浪急，便沉了。 [25]
这就有了三个问题：
铜钱为什么是违禁品？
都是什么人在走私？
合法贸易的商品又有哪些？
那就先说铜钱。
铜钱原本是中国人日常买卖的通用货币，从秦汉到唐宋都如此。所以，海外贸易使用铜钱也很正常。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实力雄厚，方方面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政府和商人也信誉不错，让许多对华贸易国十分放心。于是，他们便纷纷要求使用大宋铜钱，甚至只肯用大宋铜钱结算。
结果是什么呢？
宋代铜钱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元。
这当然很能让人自豪。但可惜铜钱不是纸币，不能印了又印。没有铜，钱就铸不出来。流向国外的铜钱越多，留在国内的就越少。结果，大宋自己没钱用了。
政府只好进行货币管制，禁止铜钱出口。
然而屡禁不止，就连输入国的禁令也不管用。比如建久四年（1193），日本天皇曾经下令不准使用宋铜钱，然而日本的主要通货还是它。高丽也一样。至于南亚各国，更将大宋铜钱分库储藏，以为镇国之宝。于是宋钱之流失，最远竟然到了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和索马里。
这可是有考古发现做证明的。 [26]
铜钱流失的另一个原因在银价。比方说，南宋理宗时期国内白银曾贵到每两值三千五百文，海外却只卖一千。也就是说，只要出资一千，就能净赚两千五。即便国内银价最低的绍兴三年，也都有一千二百文的利润。这样的诱惑请问谁能顶得住？东南沿海的居民简直只用倒卖白银就够了。 [27]
◎ 宋代货币一览
交子
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淳熙元宝铁母钱（背面为“春玖”二字）
钱币是宋代的主要流通货币。
五十两银铤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宋朝的对外纳币、征收的地方赋税、军费的供给等，曾用银两结算。银两作为货币，在民间并不普遍。
“魏六郎”金铤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金的流通，又不及银普遍。南宋金铤的铭文，通常有成色、铺名、工匠名等。“魏六郎”便是工匠名。
有需求就有市场，禁止出口那就走私。
走私的人分三种。第一等是宗室、官员和将领。他们凭借特权强行闯关，边境重车而出，海舶满载而归，公然置王法于不顾，竟是谁也奈何不得。第二等是土豪富商。他们财大气粗出手阔绰，可以上下打点买通卖通，市舶司的例行检查也就成了例行公事。第三等是市井小民，只能凑些小本钱交给前面两种人经营，所得仍然可观。如此看来，则大老板们获得的暴利有多少，用脚指头也能算出来。
当然，如果船沉了，便只能自认倒霉。
其实，正规的海外贸易也由这三种人进行，同一条船上则有不同的等级。最高一级叫纲首、副纲首和杂事，相当于船长、大副和二副。他们往往由巨商或船主担任，市舶司也赋予其政治特权，能够处理突发事件，包括处分客死他乡者的财产。毫无疑问，他们是获利最多的经营者。
搭乘商船的则是林林总总的商人。他们在船内可以分到大小不一的货舱，用来储藏来回倒卖的货物。货舱同时也是客舱，晚上就睡在货物上面。赚多赚少，全凭运气。不过他们的关税税率比纲首等高级船员低，因此这些货主或者乘客便构成商船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第三种人是船员，包括技师和水手。他们没有工资却有舱位。也就是说，这些负责航行的船员也是商人，随身携带的货物也可以交易，所得利润即为劳动报酬，而且在通关时依法免税，但船员的货物不得超过总量的20％。这种“以舱代薪”的制度将船员的利益跟商船捆绑在一起，既保证了全船成员的同心同德，又节约成本，堪称高明。
两宋海上贸易繁荣，不是没有道理的。
合法运载的货物，则中外不一。大体上说，国外进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和原材料，比如象牙和香料；出口则多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之制成品，比如丝绸和瓷器，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等等。
怎么叫，得看是进口还是出口。
进口商品中最重要的是香料。两宋上流社会对进口香料的喜爱，毫不亚于古罗马贵妇人对中国丝绸的狂热。据亲历者说，某次一众官员前去拜见权相蔡京。坐定之后，蔡京便传令焚香。但是等了半天，也不见丫环来。正当客人们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时，蔡府管家报告：香烧好了。
蔡京吩咐：卷帘！
帘子拉了起来，香气从其他房间滚滚而出，很快就充满了巨大的客厅。厅内顿时云遮雾绕，谁也看不见谁，当然也绝无烟火之虞。满座官员，等于是被香熏了一遍。因此回去以后，每个人身上都是香喷喷的。一连好几天，那香味仍然残留在衣服帽子上，经久不散。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