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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来的时候,你正在看表,虽然你的手指遮住了部分表面,我还是相当清楚地看到铭刻在表壳上的标志——一只眼睛,底下写着‘吾等永不眠’。这当然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信条,我记得它的总部在纽约。你从那里上船是明显的,因为你行李上盖的是纽约港务局的章。”他再次扫了一眼我的行李箱,它被我立在一张照片底下,照片上的男人愁眉不展,也许是个没出息的当地人。“至于说到你对瑞士警方的不屑,究竟为什么你要去看自己的表?而那边的墙上就挂着一座绝对精准的、正走着的钟。我能看出来,他们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先生,你说得绝对正确。但你是如何得知我和莫里亚蒂教授的关系的?”
“还能有什么其他理由会让你来迈林根呢?我打赌要不是因为上周发生的事件,你都从没听说过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
“我的事可能和夏洛克·福尔摩斯有关。”
“那样的话,你一定会待在伦敦,并且从贝克街展开调查。这地方除了一具男性的死尸之外什么都没有,而不管他是谁,他肯定不是福尔摩斯。不是的。从纽约出发,你最可能的目的地是南安普敦——这从你上衣右手口袋里露出来的一卷报纸《汉普郡回声报》可以确认。我看到报头上的日期是5月7日星期四,那说明你在码头买了报纸以后就被迫立即启程来欧洲大陆。是什么消息把你引到这里来的呢?那天只有一条让人感兴趣的新闻。一定是莫里亚蒂。”他微笑着说,“我奇怪怎么没有看到你。如你所说,我们肯定坐的是同一趟列车。”
“你提到了一封信。”
“莫里亚蒂什么也告诉不了你。他已经死了。你不太可能认得出他——只有很少人面对面地见过他。那么一定是他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你的兴趣,你希望从他身上找到的某件东西——来自美国的一封信或是一个包裹。我肯定,这就是我到达时你正在和警察讨论的事。”
“我请求他们让我检查一下尸体。”
“还有一点要补充。”
“越洋之旅吗?”
“你迫不得已和人共用一个客舱……”
“你怎么知道?”我叫起来。
“你的牙齿和指甲告诉我,你不抽烟,但我还是能从你身上闻到很重的烟味。这一点告诉我,虽然你的雇主一定是挑选了最好的人干这份工作,不管它是什么——他们终究派你穿越了半个地球——他们却并没有准备为单人客舱买单。和一个吸烟者共处一个客舱,对你来说一定不愉快。”
“是的。”
“而且天气让这更糟。”他举起一只手,在我发问之前挥手把我的问题打发了,“你脖子边上的那道伤口真讨厌。在海上刮胡子可不容易,尤其是在暴风雨里头。”
我大笑起来。“琼斯督察,”我说道,“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的成就都是通过勤勉和努力工作取得的。我从未见过如此的技巧,而且完全不知道英国警方的侦探被训练来使用这些技巧。”
“不是我们所有人,”琼斯平静地回答道,“但是或许你可以说我得到过特别的指导……并且师从最出色的老师。”
“还有最后一点。你还没和我说明白,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婚姻状况,以及我在纽约的居住条件。”
“你没戴结婚戒指,也许这本身还不足以证明,但是——请你见谅——没有一个妻子会允许她丈夫在袖口污渍斑斑,或者鞋跟必须重新钉掌的情形下离家出门的。至于说公寓,那就又是一个简单的观察和推理问题。我注意到你的外衣料子——右面的袖子——磨损得相当厉害。怎会如此?除非是你习惯于手臂蹭着金属栏杆爬好几层楼梯。我想象你的办公室应该有电梯。而一栋老旧的公寓楼可能就不会有了。”
他停了下来,我能看得出所有这些对话让他疲惫,以至于他更加沉重地靠在手杖上。至于我,我毫不掩饰地用钦佩的眼神注视着他,我们本来可以在那儿再站一会儿,突然办公室的门打开了,两位警官再次出现。他们快速地说着德语,虽然语焉不详,语气却足够友好,我听出来他们现在正准备陪同苏格兰场的来人去尸体停放处。事实证明如此。琼斯挺直了身子,开始朝门边走去。
“能说一句吗?”我说,“琼斯督察,我肯定你得到了指示,但是也许我可以帮到你。你对我说的一切——刚才你那不寻常的论证——都绝对正确。我追踪莫里亚蒂至此,是因为三周前的一封信,它也许对你我都具有严重的后果。我的确不能辨认他,但至关重要的是,至少得允许我看到尸体。”
这位苏格兰场来的人顿了一下,他的手握着手杖头,“你得明白,先生。我在这里是奉上司之命行事。”
“我保证不会在任何方面妨碍你。”
两名瑞士警察正等着我们。琼斯做出决定,点了点头,“他和我们一起去。”他随即转身对我说,“你可以加入我们。”
“我真心感谢你,”我说,“我保证你不会后悔。”
我把行李留在警察局。我们沿着主路经过一排分散的房子,穿过了村子。自始至终琼斯和格斯纳都在用德语低声交谈。最终我们来到圣米迦勒教堂,这是一座古怪的小建筑,有着明亮的红屋顶和顶层过大的钟楼。警察为我们打开门锁,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们站在后面。在圣坛前我低头鞠了一躬,可是我注意到琼斯督察并未这么做。我们来到一段通向地下墓室的台阶前,他示意想单独和我一起下去。格斯纳则几乎不需要劝说:在有着厚实石墙的阴冷教堂里,死亡的味道已然呼之欲出。
尸体就像我描述的那样。这个直挺挺躺在我们面前的男人,虽然双肩佝偻,活着的时候一定非常高大。我可以想象他是一位图书馆管理员,或是大学讲师,詹姆斯·莫里亚蒂曾经就是后者。他的衣服是黑色的,款式陈旧,犹如海草那样紧紧贴在身上——我猜想那衣服还是湿的。世上有许多种死法,可很少有比溺亡在人的身躯上留下的痕迹更难看。他的肉体笨重,散发着恶臭,其颜色惨不忍睹、无法形容。
“我们不能确定这就是莫里亚蒂。”我说,“你之前说我不能辨认他,完全正确。可你能吗?”
琼斯摇了摇头,“我从未亲眼见过他。我的同事们也没有。莫里亚蒂一生几乎都活在阴影里,并且心甘情愿如此。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找到他当数学教授时曾和他共事过的某些人,请放心,我回去就会开始这样的调查。现在,我只能说这么多了。眼前这个男人的年纪对得上,穿的衣服毫无疑问是英国式样的。你看到那块怀表了吗?表壳是银质的,而且上面清晰地标记着:伦敦:约翰·迈尔斯。他来这里不是为了享受田园风光。他和夏洛克·福尔摩斯死于同一时间。所以我再问一遍,他还能是谁?”
“尸体搜查过了吗?”
“是的,瑞士警方检查了口袋。”
“什么都没有吗?”
“几枚硬币。一块手帕。没有更多了。你希望能找到什么?”
我正等着这个问题呢。我没有迟疑,因为我知道,所有这一切,肯定包括我近在眼前的未来,取决于我的回答。即便现在,我仍然能够看见,我们孤零零地站在黑暗的地下墓室里,一具死尸横躺在我们面前。“莫里亚蒂在4月22日或者23日收到过一封信,”我解释道,“写信的是一个为平克顿所熟知的罪犯,这个人在任何方面都同莫里亚蒂本人一样邪恶而危险,他邀请莫里亚蒂参加一个会议。虽然看起来莫里亚蒂已经死了,我仍希望或许能在他身上找到信,如果他身上没有,那么也许是在他的住所。”
“你感兴趣的是这个人,而不是莫里亚蒂吗?”
“他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琼斯摇了摇头,“来这儿的路上,格斯纳警官对我做了解释。警方已经做过调查,一直未能发现莫里亚蒂的住所。他也许在附近的村子安了落脚点,但即便如此他也一定用的是假名。除这里之外,我们无处可查。是什么让你觉得他也许带着这封信?”
“也许我只是在抓最后一根稻草,”我说,“是的,我承认。我就是在抓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些人的行事方式……有时候他们用标记和符号作为验证的方式。信本身就可以是一张通行证,如果是这样的话,莫里亚蒂应该会贴身带着它。”
“如果你想要,我们可以再搜查他一次。”
“我想我们确实得这么做。”
这是一件恐怖的差事。冷冰冰、浸泡过水的尸体,在我们的手上完全感觉不到人气,而当我们把他翻过身来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感到血肉正从其骨头上分离。衣服黏糊糊的。当我把手伸进他口袋里的时候,发现他的衬衣已经向后皱起,我的手一时间碰到了惨白的皮肤。虽然我们俩事先并未商量好,我专注于尸体上身,而琼斯则忙着搜查尸体下半身。如同之前的警察,我们也一无所获。口袋是空的。如果那里曾经装过琼斯提到过的那几样之外的任何东西,莱辛巴赫瀑布的湍急水流,一定已经把它们无情地冲没了。我们静静地搜查。最后,我摇晃着后退离开,喉咙里一阵阵作呕。
“什么也没有,”我说,“你是对的。这是在浪费时间。”
“等一下。”琼斯看到了什么。他伸手抓起死者的外衣,仔细查看胸前口袋周围的缝线。
“我看过了,”我说,“那里什么都没有。”
“不是在口袋里,”琼斯说,“看这条线缝。这段线缝没必要出现在这儿。我想这是后缝上去的。”他用手指揉了揉布料,“衬里中间好像有东西。”
我俯身凑上前去。他是对的,口袋的下面有一条数英寸长的线缝。“我有刀。”我说,拿出总是随身携带的折叠刀递给这位新朋友。
琼斯把刀尖插进接缝处,轻轻地往下割开。我看着线缝被割开,布料掉下来。死者的上衣里头有一个暗口袋,里面还真有东西。琼斯轻轻地从里头抽出一方折叠的纸片。纸还是湿的,如果不是他处理得极其轻柔,它也许就成碎屑了。他用扁平的刀面把纸片平放在尸体边的石桌上。他小心翼翼地把纸片翻开,上面写满了字,字迹如儿童写的一般。
我们一起俯身过去,看到的是:
HoLmES WaS CeRtAiNLY NOt A DIFFiCulT mAn to LiVe WItH. He wAs QuIeT iN HiS WAYs and his hABITS wErE REgulAr. iT wAs RARE fOR HIm To BE up AfTeR TEN at nighT aND hE hAD INVariABLY breAKfasteD AND Go BeFOrE i RoSe in The m. SOMEtImEs He SPeNt hiS DAy At ThE ChEmiCaL lABoRatORY, SoMeTimes IN THE dIsSeg ROoms And oCcAsionaLly iN lOnG WALKs whICH ApPeAREd TO taKE HIM INtO THE LOwEsT PORTioNs OF thE CITy. nothINg COuld exCEeD HiS ENErgY WHeN tHE w FiT On HiM.
(此信中非常规的大、小写字母显然包含某种密码,以传达特殊的信息。该信的字面意思是:“福尔摩斯肯定不是一个难于相处的人。他不张扬,生活习惯规律。他很少在晚上十点之后睡觉,并且总是一成不变地,在早上我起床前,就吃过早餐出门去了。有时候他白天就待在化学实验室里,有时候则在解剖室里,偶尔他也会长时间散步,那似乎总是把他带到城里最贫困的地区。当他工作顺手的时候,没有什么事能够使他精力不济。”)
就算琼斯失望了,他也没有表露出来。但这不是我说的那封信。它看起来毫不相干。
“你觉得它怎么样?”他问。
“我……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又看了一遍字条。“我知道这段文字,”我继续说,“我当然知道。这是约翰·华生医生所写故事中的一段。从《利平科特月刊》上抄来的。”
“我想你会发现这实际上抄自《比顿圣诞年鉴》,”琼斯纠正我说,“而且就是那篇《血字的研究》的第三章 。但这不能让它减少一丁点儿神秘性。我想这不是你所期望找到的。”
“这是我最不想要的。”
“这肯定非常让人费解。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我提议我们先离开这个阴冷讨厌的地方,给我们自己来杯红酒暖暖身子。”
我看了大石板上被翻过身来的死者最后一眼,然后和琼斯一起爬上台阶往回走。
第三章 守夜人
埃瑟尔尼·琼斯已经在英国旅舍订好了一间房,他建议我也住到那儿去。我们和瑞士警察分手之后,步行穿过村子朝旅馆走去。此时天空万里无云,阳光灿烂,万籁俱寂,只听得见我们自己的脚步声,间或还有在附近山坡上吃草的绵羊或山羊身上的铃铛发出的声响。琼斯在沉思,回想我们从死者口袋里发现的那份文件。莫里亚蒂跑到瑞士来,身上藏着一份夏洛克·福尔摩斯故事的摘录,他到底在做什么?他也许想要赶在与对手在莱辛巴赫瀑布相遇之前,发掘一点儿后者的想法?或者这就是我说过的那封让我千里迢迢来到瑞士的信?它是否包含了我们俩都不知道的机密?琼斯没有对我提出这些问题,但是我可以看得出,这些问题显然都在他脑海里。
旅馆小巧迷人,木质构件上刻着图案,窗的四周还悬挂着花卉,正是每一个英国旅行者梦想要找到的瑞士度假小屋的样子。幸好还有房间留给我,一个男孩被派去警察局取我的行李。琼斯和我在楼梯上分手。他的手里拿着那张纸。
“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希望再对它花点儿时间。”他说。
“你觉得你能从中琢磨出点儿什么?”
“至少我能在这上面集中全部注意力,而且……谁知道呢?”他累了。虽然从警察局走到这里路程不长,但算上这儿的高海拔,这就几乎让他筋疲力尽了。
“当然可以,”我说,“我们今晚上再见?”
“我们可以一起用餐。八点怎么样?”
“对我来说非常合适,琼斯督察。且不说其他任何事情,这让我有时间可以去著名的莱辛巴赫瀑布走走了。在所有的国家里,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到瑞士来,而且这个村子——颇令人身心愉悦——就好像出自童话一样。”
“你也许可以问问有关莫里亚蒂的事。如果他没有住在旅馆或者宾馆,他也许在私人的住宅找了一间屋子。有人或许在他和福尔摩斯见面前,就看见过他。”
“我想瑞士警方已经做过这些调查了。”
“格斯纳警官吗?一个竭尽所能、让人钦佩的人。不过再问问反正没有坏处。”
“很好。我来看看能做些什么。”
我按他要求的做了,漫步穿过村子,和那些说英语的村民交谈……这儿可没几个人说英语。不过有两个词他们都听明白了,那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当提及他的名字时,他们变得严肃并且激动。因为这样一个名人到访迈林根是非比寻常的,而且他还葬身于此,真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想要帮忙。不过令人沮丧的是,他们没人见过莫里亚蒂,也没有陌生人在他们家借宿过。除了磕磕巴巴的英语和同情,他们什么也给不了我。稍做考虑后,我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可不想徒步去瀑布那边,那至少得两个小时。事实是,想到这瀑布我就毛骨悚然,而且那里也没有什么是我还不知道的。
当晚稍后,我和埃瑟尔尼·琼斯一起吃了晚饭,我高兴地看到他已经恢复了体力。我们一同坐在温暖舒适的旅馆餐厅里,桌子挤在一起靠得很近,墙上挂着动物的头,炉火旺得和房间的大小不成比例。不过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在黑暗中,一股强烈的冷空气已经一路迂回曲折地穿过大山,来到了村子里。现在毕竟只是5月份,而且我们又身处两千英尺海拔之上。周围没几个食客,我们选择了一张靠壁炉的桌子,这样就能不受打扰地谈话。
招待我们的是一位肩膀圆滚滚的小个子女人,她穿着一件带泡泡袖的围裙,还披着一条披肩。她给我们拿来了一篮面包和一大壶红酒,把东西放下后,她自我介绍叫格丽塔·斯泰勒,是英国店主的瑞士太太。“今晚我们只剩下汤和烤肉了。”她解释说。她英语说得很好,我只希望她的厨艺一样好。“今天只有我丈夫一个人在厨房里,你们走运,我们只有一半的房间住了人。再多些客人的话,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你们的厨师怎么啦?”琼斯问道。
“他去看望他住在罗森劳伊的母亲了,因为她身体不好。他上周就该回来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他在我们这里干了五年还这样!然后瀑布那边就出事了,警察啊、探员啊,都来问我们问题。我等着迈林根回到原来的样子。我们可不要这种刺激。”
她匆匆离开了,我给自己倒了点红酒,而琼斯谢绝了,他给自己倒了些水。“那份文件……”我开始说话。从我们坐下,我就想问他从文件上搞明白了什么。
“也许我能就这件事给你一点儿提示。”琼斯回答,“首先,这很可能就是你说过的那封信。看起来肯定是出自一位美国人之手。”
“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我仔细查看了这张纸,发现它是用原木纸浆造的亚光版纸,因此它很可能源自美国。”
“那么内容呢?”
“我们一会儿会说到的。但是首先,我们得达成一致。”琼斯举起酒杯,轻轻晃动起来,我能看见杯中的液体反射的火光。“我是代表英国警方来这里的。当我们一得知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死讯,我们就觉得,即便仅仅出于礼貌,也应该有人到现场来。我肯定你知道,他曾经在不同场合为我们提供过帮助。而且有关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的任何活动,我们自然都有兴趣。在莱辛巴赫瀑布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明白无误,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些事情显然‘在进行中’,就如福尔摩斯先生惯常说的那样。你出现在此地,并且推断莫里亚蒂与美国地下世界的某个成员有联系——”
“不仅仅是某个成员,先生。还是老大呢。”
“我们很可能有共同的关注点,理应并肩工作,可我必须警告你,通常来说苏格兰场对待外国的侦探机构,特别是私人侦探机构,会有一定的保留。这可能没好处,但事实就是这样。情况是,如果我要向上司汇报这案子,我需要知道更多。简而言之,你得把关于你自己的情况以及你为何来到这里,向我和盘托出。你可以私下里这么做。只有凭你所告诉我的,我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琼斯督察,我很乐意告诉你一切。”我说,“不瞒你说,我非常需要你和英国警方能够提供的一切帮助。”我停下来,这时斯泰勒女士回到桌边,带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疙瘩”汤——她用“鸡蛋面疙瘩”来称呼浑浊的褐色液体上漂浮着的小圆子。这汤的味道闻起来比它的卖相强,此时一股煮熟了的鸡肉和着香草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孔里,我开始了我的叙述。
“就像我告诉过你的,我生在波士顿,我父亲在那里是一家声誉极高的律师事务所的所有人,办公室位于科特广场。我童年的记忆是有关一个凡事一丝不苟的家庭,有几个仆人和一个黑人保姆——蒂莉——她和我很亲。”
“你是你们家唯一的孩子?”
“不是的,先生。我是两个男孩中的老二。我的哥哥,亚瑟,比我大好几岁,我们一直都不亲。我父亲是波士顿共和党的成员,他花了许多时间在一些想法相同的绅士们身上,一群精英吧,他们为自己从英格兰带来的价值观感到自豪,觉得这些价值观使他们与众不同。他们有的是‘马鞍俱乐部’成员,有的是‘远见者俱乐部’和许多其他俱乐部的成员。我的母亲,恐怕因为身体孱弱,许多时候卧床不起。结果是我很少见到父母中的任何一个,那也许解释了我为什么在十来岁时变得相当叛逆,最终在我至今仍然后悔的情形下离开了家。
“我的哥哥已经加入家族公司,我被期待同样如此。不过我没有法律方面的才能。我觉得那些教科书枯燥无味,几乎没法读得懂。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其他抱负。我也说不清那个犯罪世界最初有什么吸引了我……也许是我在《梅里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故事。这是邻里的孩子们都在看的一本杂志。但是,还有一件事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我们是沃伦大道浸礼会教区的成员,从不缺席礼拜,只有在那一个地方我们一家人才聚在一起。唉,在我大概二十岁的时候,教堂的司事,一个叫托马斯·派珀的人,被发现犯了一系列相当可怕的谋杀罪……”
“派珀?”琼斯的眼睛眯了起来,“我记得这名字。他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个小女孩——”
“确实如此。这件事在美国之外被大肆报道过。至于我,虽然我们整个社区都义愤填膺,我必须承认,我感到毛骨悚然,因为有这么一个人一直隐藏在我们中间。我看见他经常穿着黑色的长斗篷,总是微笑着,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如果他被确定犯有如此罪行,那么我们社区中还有哪个人能真的摆脱嫌疑呢?
“这一刻我找到了能毕生从事的职业。律师的枯燥世界不适合我。我想成为一名侦探。我曾听说过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它在全美名声极盛。在谋杀丑闻被披露后几天,我告诉父亲,我要到纽约去加入平克顿侦探事务所。”
我陷入沉默。琼斯正用一种我终将熟知的方式紧紧地盯着我,我知道他在掂量我说的每一个字。我的一部分是我不愿意这样向他展露我自己的,但是同时我也知道他要知道的不会比这更少。
“我的父亲是个安静而又非常有修养的人,”我继续道,“他从未对我扯过大嗓门,在我一生中从没有过,但是那天他这么做了。从他的情感上来说,警察和侦探的工作(他觉得两者没有不同)是低微和让人作呕的。他求我改变主意。我拒绝了。我们吵了起来,最后我离开家,口袋里几乎没几块钱,当家在我身后溜走时,我的恐惧不断增加,觉得自己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我坐火车到了纽约,很难向你表达当我从中央车站出来时的第一印象。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异常富裕和极端贫困、高贵非凡和堕落不堪并存的城市,这两个对立的世界靠得如此之近,因此我只要转过头就能从一个看到另一个。不知怎么我就到了下东区,城市的这个部分让我想起了巴别塔,因为这里有波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波希米亚人,所有的人都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遵循自己的风俗。即便是街上的气息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经过备受呵护的漫长童年之后,我似乎是头一次看到这个世界。
“在经济公寓里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房间,每扇门上都贴着一张广告。我是在一间没有家具、只有一个小火炉和一盏煤油灯,又暗又不通风的屋子里,度过那头一个晚上的。我承认,当睁开双眼看到黎明的第一缕光线时,我实在是高兴坏了。
“我想到在申请加入平克顿侦探事务所之前,得有点作为执法者的经验,我曾经考虑申请在纽约当警察。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么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我身上没有推荐信,没有社会关系,没有职务地位,几乎连门都难进。警察的经费很少,而且贪腐成风。那家号称‘永远不眠的眼睛’的著名侦探事务所,会考虑接纳一个没经验的毛头小子吗?只有一个方法能找到答案,那就是直奔他们的办公室,并提交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