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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吏与中州乡村社会
唐代重视地方官吏的任用，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他们的言行，下联着基层民众，上联着朝廷，肩负着重要使命，故唐中央非常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唐代前期，刺史、县令的任用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多为贬官或勋官，不符合要求。二是重内职轻外任，地方官吏任期多者一两年，少者三五个月便得到迁转，无心地方发展。《旧唐书》卷74《马周传》记载了马周对贞观初年地方官吏状况的陈述：“临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唯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能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擢升宰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今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方始外出。而折冲果毅之内，身材强者，先入为中郎将，其次始补州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其材堪宰莅，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唐代君臣力图改变这种不利于地方发展的局面，重视对地方官吏的选拔与任用。贞观三年（629），唐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阅事或至夜半不寐。唯思都督、刺史，堪养百姓，所以前代帝王，称共治者，惟良二千石耳。虽文武百僚，各有所司，然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也。……县令甚是亲民要职，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尚为中都宰。至于升堂弟子七十二人，惟有言偃、子路、宓子贱始得相继为此官。”唐太宗把刺史之名字写在屏风上，时时观看，如果有善恶事迹，都列在其名下，据此确定他们的升降。唐太宗还亲下诏书，让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吏，举荐县令。唐玄宗也非常重视对地方官吏的选任，《新唐书•刑法志》指出：“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诫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开元初，有人密奏玄宗：“今岁吏部选叙太滥，县令非材，全不简择。”当县令谢官之日，令引入内殿，玄宗问安人策一道，应试二百余人中，只有韦济策试第一，其中还有纸上未书一字的。玄宗提拔韦济为醴泉令，二十余人还旧官，四五十人放归习读，侍郎卢从愿、李朝隐贬为刺史。开元元年（713）规定：今后，都督、刺史赴任前，都要“面辞”，“朕当亲与畴咨，用观方略”。同年十二月底，重申：“都督、刺史、都护每欲赴任，皆引面辞讫，侧门取候进止。”通过“侧门论事”的方式向地方官作指示。
唐代官吏重内职轻外任，对此情况，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刺史朕当自简。县令，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长安四年（704）三月，则天与宰相讨论州县官吏问题，纳言李峤等奏曰：“安人之方，须择刺史。窃见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今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寮。”凤阁侍郎韦嗣立率先垂范，以京官兼任汴州刺史。景云二年（711）十月十六日敕：“内外之职，出入须均，更递往来，始闻政治。京官中有才干堪治人者，量与外官；外官中有清慎著称者，量与京职。”
唐代中州出现了众多良吏，这些良吏对中州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官吏与儒学教育：“自隋季版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涂，《诗》《书》填坑宑，眷言坟典，每用伤怀。顷年以来，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唐初统治者注意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旧唐书》卷189《儒学上》曰：“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焉。”唐高祖武德元年，在秘书省外别立小学，让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入学读书。唐太宗李世民设置弘文馆，选文儒之士虞世南、褚遂亮、姚思廉等人宿直。听政之余，在内殿讲论经意，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馆学生。唐太宗征集天下儒士为学官，亲临国学听讲，并扩大国学规模，边远地区的如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也遣子弟入国学读书，儒学出现繁荣之势。唐太宗又让颜师古等人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诵习。并让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共170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唐玄宗为太子时，就亲幸太学，大开讲论，赐学官、生徒束帛。即位后，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通经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编写《儒学篇》。
唐政府号召各州县及乡村实行儒学教育。“崇儒尚学，以正风教，乃王化之本也。”“理道同归，师氏为上，化人成俗，必务于学。”国子立周公、孔子庙。（武德）七年（624）二月己酉，诏：“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皆加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明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乡，并令置学。”开元二十六年，制“天下州县，每乡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诸乡贡每年令就国子监谒先师，明经加口试。内外八品以下及草泽有博学文词之士，各委本司本州闻荐。”
在中央的号令下，唐代地方官吏非常重视兴办教育。开元初，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政尚清静，人吏安之。又增修孔子庙堂及州县学舍，劝励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间称咏不已。”唐代前期，中州乡村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旧唐书》卷152《王栖曜传》：“王栖曜，濮州濮阳人也。初游乡学。天宝末，安禄山叛，尚衡起义兵讨之，以栖曜为牙将。下兖、郓诸州，军威稍振。进为衙前总管。”《太平广记卷》447“张简”引《朝野佥载》：“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校讲《文选》。”同书卷494“修武县民”引《纪闻》：“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县人嫁女，婿家迎妇。……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乡村小学夜晚上课。
乡村中开办的学校因离开城市通衢大道之外在乡间僻远的地方，故此类学校也称为乡校。
乡校古已有之。《公羊解诂》述井田之制曰：“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宣公十五年）《左氏》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古之乡校是村人议事的地方，是学生学习的地方，也是村民聚会的场所。
唐代中州乡校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出资兴办的，如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时兴办的学校就是此类；第二类是私人兴办的。隋末唐初人王恭“博涉六经”，尤擅三礼，为诸儒所推重。他在滑县乡里，兴学授徒，“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王恭开办的学校就属私人讲学之列。
唐代乡校教育，传授基础知识，如《千字文》、《兔园册》，为启蒙读物，是学生识字的课本。《千字文》为南朝梁代周兴嗣所撰，为了适合童蒙的文化程度，用千字编为四言韵语，便于记诵。内容则综合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的基本知识。此书在隋唐时十分流行。《兔园册》亦做《兔园策》、《兔园策府》，这是唐初贞观年间将王李诨令其僚佐杜嗣先收集古人事迹典故，用对偶文句分类编写而成。书中仿应科目策，自设问答，引证经史为训注。作为备日后攻读举业打基础的初级读物。唐、五代时，它在北方的乡里间十分流行，几乎是家备一本。其他为儒家经典，如《论语》、《孝经》，或者史学著作等书籍。儒家注重伦理道德教育，故学校教育中更多的为儒家经典。《旧唐书》卷24《礼仪四》曰：“贞观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太宗问颖达曰：‘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对曰：‘曾孝而全，独为曾能达也。’制旨驳之曰……太宗又谓侍臣曰：‘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阵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唐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唐代从中央到地方，普遍传授儒家的伦理道德。《旧唐书》卷73《王恭传》：“王恭者，滑州白马人也。少笃学，博涉《六经》。每于乡闾教授，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贞观初，征拜太学博士，其所讲《三礼》，皆别立义证，甚为精博。盖文懿、文达等皆当时大儒，罕所推借，每讲《三礼》，皆遍举先达义，而亦畅恭所说。”唐代科举考试分明经科和进士科，乡校教育也主要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学子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兼具文学知识。唐代地方学校学生学习的还有《文选》。如《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李邕传》记载李邕父亲李善的事迹说：“李邕，广陵江都人。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郎。敏之败，善坐配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地方教育虽得到重视，但府州县学的学习内容较之京都相对低浅些，大略可视为中级程度。玄宗开元年间，曾在敕文中规定：“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并年二十一以下，通一经以上及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送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可见在州县学仅传授一般性的知识，程度较低，学生能通一经以上，或未通经但年龄合格、有培养前途，方能由州县长官举送到中央入四门学读书。中央学与州县学的差别于此可见一斑。
乡校是封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故唐代乡学重视对学生进行德礼教育，释典仪式就是德礼教育的重要内容。释典之礼，古已有之，《礼记•文王世子》曰：“凡学，春，官释典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典于先圣先师。”“武德初，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祭。贞观中，诏修孔子庙兖州。后许敬宗等奏天下州县置三献官，其它如立社。玄宗与儒臣议，罢释典牲牢，荐酒脯。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使御使中丞王敬从以明衣牲牢著为令，遂无有非之者。”唐代释典是政府制订的一项礼仪，终唐不废。国子学释典由皇帝或太子率领，州县及乡学由刺史、县令率领。开元时期制订的《释典礼》规定：
今后国学释典，令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词称“皇帝谨遣”，仍令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其诸州，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令为初献，丞为亚献，博士既无品秩，请主簿通为终献。若缺，并以次差摄。州县释典，既请遣刺史、县令请为县主，望准祭社，给明衣。修复礼令，为永式。学令祭以太牢，乐用轩悬，《六佾》之舞，并登歌一节，与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县常用上丁，无学，祭用少牢。
释典礼，在祀典中规定中央国学属中祀，地方州县学降一等属小祀。释典礼通常由学校长官如地方的州县博士主持，地方长官及属僚皆亲临参观。兴释典礼时，礼容仪式庄严肃穆。届时，钟鼓齐鸣，丝竹管匏合奏，读祝文，唱赞歌，礼生舞文武二舞。释典礼重在对学生进行一种礼乐教育，使其产生对先圣先师的崇敬心理，从而仰慕圣贤，把儒学崇高的道德思想贯彻到自己以后的一生政治行为的实践中去。这样，对国家来说，是培养服膺儒教的忠臣、孝子，对个人来说，则在礼乐的熏染下提高道德修养。
唐代释典之费皆由政府拨给，刘禹锡为夔州刺史时，夔州四县，“岁释典费十六万”，他统计，“举天下州县，岁凡费四千万”。释典之礼的设立意在尊儒，倡导儒教，但到后期，仅仅成为一种形式，虽保留了释典的礼仪，但儒学教育已经衰微。刘禹锡痛切指出：“适资三献官饰衣裳、饴妻子，于学无补也。请下礼官博士议，罢天下州县牲牢衣币，春秋祭如开元时。籍其赀，半畀所吏州，使增学校，举半归太学，犹不下万计，可以营学室，具器用，丰馔食，增掌故以备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县进士，皆立程督；则贞观之风，粲然可复。”痛陈唐后期学校废毁、人才匮乏的根源在于缺乏办学资金。
唐代乡校德礼教育的内容还有乡饮酒礼。乡饮酒礼，又称之为“乡礼”。其举办时间一般在冬季农闲时节，人们在此时习礼，选拔贤人，考其德行，并教以尊敬长老及孝悌之道。唐太宗贞观六年（632）诏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每览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实繁有徒。静言思之，良增轸叹，自匪澄源正本，何以革兹俗弊？当纳之轨物。询诸旧章，可先录《乡饮酒礼》一卷，颁行天下。每年令州县长官，亲率长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免，依礼行之，庶乎时识廉耻，人知敬让。”唐隆元年（710）七月十九日敕：“乡饮酒礼之废，为日已久，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酒礼。”开元六年（718）七月十三日，“初颁《乡饮酒礼》于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至十八年（730），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