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传本《太白阴经》（即清道光年间钱熙祚校注的《守山阁丛书》本）卷前依次附有所谓李筌的“自序”和“进书表”，“序”末作“唐永泰四年秋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表”末又称“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议大夫持节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上表”。我们知道，永泰，系唐代宗李豫（唐肃宗李亨之子）的年号，但永泰并无“四年”，因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十一月已改元为“大历”，“序”末所称“永泰四年”实际应是“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乾元，系唐肃宗李亨的年号，“表”末所谓“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观此“序”、“表”之所署时间不难发现，所谓李写《进书表》在前，时在公元759年；而写《自序》在后，时在公元768年，这一前一后竟相距9年之遥，这显然是不符合通常情理的。由此可见，此“序”、“表”实系后人之伪托。诚如近代著名考据学家罗振玉所说：此“‘序’、‘表’文辞鄙拙，当是伪托”（见罗氏敦煌本《《画外春秋》跋》），也如余嘉锡所论：“此书自‘序’及‘表’文，固出后人伪造无疑。”（见余氏《四库提要辨证•太白阴经》）其实，清人钱熙祚在刊刻《守山阁丛书》而收录《太白阴经》时，即曾对所谓的李筌《太白阴经》之“自序”和“进书表”两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校注指出“旧抄无此序，张刻本有之”（按：钱氏这里所说的“张刻本”，是指清嘉庆间进士张海鹏辑刊的《墨海金壶》本《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说“张刻本无此表，今依旧抄本”，并说对“序”、“表”二文“今姑存以俟考”，表明了钱氏对“序”、“表”二文的质疑态度及其“姑存以俟考"的目的性。而上述罗、余二位学者对此问题的考证结论，恰是对钱说的最好注脚和说明。据此，本书既不附录此“序”、“表”之全文，也不引述其二文的内容。
李筌一生著述颇多，而尤以兵学著作为丰。唐末五代杜光庭《神仙感遇传》盛赞“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经》十卷”（按：“经”字原文误作“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太白阴经》考证确认：此为“传写讹一字也”。笔者今从径改）。李筌现传世的兵学著作除了《太白阴经》之外，还有《阃外春秋》十卷（残本）、《注孙子》三卷、《阴符经疏》三卷。而见于史籍著录的还有：《青囊括》一卷（见《新唐书•艺文志》），《彭门玉帐歌》三卷、《军旅指归》三卷（均见《宋史•艺文志》）等多种兵学著作，但可惜早已散佚失传。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李筌堪称是军事造诣颇深、兵学著作颇丰的唐代兵学家。
二、《太白阴经》书名演化、版本源流及各卷基本内容
李筌所撰之《太白阴经》，又名《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太白者，星名也，亦称“金星”，我国古代星象家有“太白主军戎杀伐”之说，故李筌取名之为《太白阴经》、以为用兵者所应隐密遵循之韬略经法。李筌《太白阴经》一书，最早是以此书名而见载于唐末五代初道人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其后，北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元代脱脱等的《宋史》，都分别在其《艺文志•兵书类》中以《太白阴经》一名而加以著录。但是，到了明代万历末年，经藏书家毛晋及其家人以手抄本之《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而存入其汲古阁之后，李筌之本名为《太白阴经》一书，则多以《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一名而流行于世。从《太白阴经》四字书名而变为《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八字书名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明代以后的学者对唐代李筌《太白阴经》一书的兵学性质及其“神机制敌”作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经查，该书现有明毛晋的《汲古阁》抄本、清钱曾的《述古堂书目》抄本、清内府抄本等多种抄本，以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嘉庆年间张海鹏《墨海金壶》本、清道光年间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校注本、清咸丰年间庄肇麟《长恩书室丛书》本等多种清代刊刻本存世。其中，以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校注之刊本为最善；1988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将清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校刻本之《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影印而收入《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出版发行。
《太白阴经》全书共十卷、99篇，约8万字。综观《太白阴经》可以看出，其内容十分繁富。大凡人谋筹策、攻守作战、营垒阵图、武器装备、屯田战马、军仪典制、公文程式、人马医护、祭祀占卜等涉及古代军事与战争的诸多问题，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堪称唐代唯一存世的一部卷帙厚重、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兵学专著。全书按卷帙顺序归类，其基本内容大致如下：
1.第一、二卷分别为《人谋上》和《人谋下》，共24篇，其中：《人谋上》10篇，《人谋下》14篇。这两卷的内容，主要是作者依据前人论兵理论，特别是取材于《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先秦兵家经典，进一步阐述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的重要观点，是全书主要体现作者的战争观、国防战略、选任将帅及治军用兵思想的部分。
2.第三卷《杂仪类》，共10篇，多记述古代军制礼仪、军将选拔及其僚属编成等内容。其中，《授钺篇》引述《六韬•龙韬•立将》的内容，着重阐发君主举行命将出师的仪式和论述“兵权专一”的重要性。《部署篇》取材于古兵书《握奇经》，阐述部队的作战编成体制。《将军篇》、《阵将篇》、《队将篇》、《马将篇》四篇基本上按照唐代军制论述步骑军将及其僚属编成和各类将领选拔标准。《鉴人篇》讲察言观色的“相面术”，实系非科学性的唯心主义糟粕。《相马篇》主要介绍古代选择战马的实践经验，有一定科学性。《誓众军令篇》着重阐述古代兴兵作战举行誓师仪式和发布军法律令的意义与作用。《关塞四夷篇》主要介绍唐代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兵要地志情况。
3.第四卷《战具类》，共8篇，主要记述唐代城邑攻防、水陆战守所常使用的主要兵器、装备和器材。
4.第五卷《预备》，共20篇，主要记述唐代国防设施、部队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及其相关的典章制度。
5.第六卷《阵图》，共10篇，主要依据《握奇经》的阵法图解，附会五行、八卦之说，而推导出多种营阵布列之法。
6.第七卷，有三类内容共9篇，其中：一是《祭文》类6篇，主要记述古代出师行军的各种祭祀性文告格式，其文字内容虽具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对激励军队斗志和威慑降服敌人，具有一定客观作用。二是《捷书》类1篇，内容讲古代军情战报书写格式。三是《药方》类2篇，记述古代军队士卒与马匹的常见病及其用药治疗验方，有一定的科学性。
7.第八卷《杂占》类11篇，主要记述古代占星术问题，即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等天象的变化，来占卜人间世事之吉凶福祸。本卷所列诸多占星内容，既带浓厚的迷信色彩，又保存了不少古代天文科学知识，此种融迷信与科学为一体的著述形式，恰是本卷的一个鲜明特点。
8.第九卷《遁甲篇》，主要记述和介绍古代奇门遁甲术产生的源头、有关术语涵义以及占课推演方法。唐代兵学家李筌是把奇门遁甲术引入兵学范畴的第一人。
9.第十卷《杂式》类共6篇，主要记述和介绍古代利用式盘、龟甲占卜吉凶方法以及观察地形、环境以测断吉凶休咎的堪舆术（俗称“风水术”）。显而易见，这部分内容也存在浓重的迷信色彩。
三、《太白阴经》主要军事思想
《太白阴经》在充分继承前人论兵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唐代军事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古代战争、国防、治军、作战等重大军事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系统的论述，并对某些问题的阐发作出了创新性的发展。
（一）关于战争问题的思想观点
《太白阴经》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思想观点，主要涉及战争的目的、性质和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等方面。
李筌认为，实施战争是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推行“道德仁义”之政为根本目的。他强调政治高于军事，以政治争取达成不战而胜，乃是用兵之最上策。作者以道家与儒家所共同倡导的“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此处之“伯”通“霸”）有天下，君子不取。”又说：“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以上诸多引文均见《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善师篇第十一》）显而易见，该书作者视执“道德仁义”之兵为正义之师，而视行“阴谋逆德”之兵为不义之师。基于对战争之目的和性质的这种立场鲜明的认识，李筌又进一步指出：“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强兵灭，伯兵绝、帝王之兵前无敌，人主之道信其然也矣。”（卷一《人谋上•主有道德篇第四》）这就是说，作者认为，以“力”取胜的“强兵”和以“谋”取胜的“伯兵”，虽然都有可能逞强称霸于一时，但最终都将归于失败灭亡，而唯有以“道德仁义”取胜的“帝王之兵”，才能真正无敌于天下，永葆其胜利地位。李筌在其《太白阴经》卷八《杂占总序》中，再次强调指出：“盖天道助顺，所以存而不亡。若将贤士锐，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以智攻愚，何患乎天文哉！”作者认为，只要是正义战争，不必忧虑天文星象如何显现，是一定能够获得胜利的；否则，丧失战争的正义性质，即使是依靠占星望气而“欲幸其胜，未之有也”。毋庸置疑，这是颇有见地的正确思想观点。
在阶级社会中，战争始终是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因此，对于战争之目的和性质的认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是有不同的认识标准和对待态度的。尽管《太白阴经》的作者对此问题的认识，是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其出发点，因而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唐代“开元盛世”的历史时期，作者李强调政治高于军事，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质，在观察和处理战争问题上，主张以推行“道德仁义”之政为目的，以政治争取为主要手段，尽量避免流血的战争发生的理论观点，不仅在当时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在今天对我们努力实现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仍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对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认识上，《太白阴经》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是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即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李荃引述姜太公的话指明：“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祀而得福。”（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篇第一》）这就是说，选拔贤才使用能人，不择良辰吉日事情也会顺利完成；严明法制审行号令，不用占筮卜卦事情也会吉祥如意；尊贵有功优赏勋劳，不必祭祀祈祷也会获得幸福快乐。总之，在李荃看来，只要通过人事努力，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相反，那些“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伏不巧而任向背"（同上）等诸多放弃人事努力，而专靠迷信占卜以求鬼神保佑的人，只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由此，李荃得出结论说：“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夫如是，则天道于兵，有何阴阳哉？”（同上）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的因素，而非决定于“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的“天道鬼神”。显而易见，李筌关于战争胜负取决于人事而非天道鬼神的观点，乃是对《孙子兵法》唯物主义战争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认识上，《太白阴经》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地理条件对战争胜负固然有影响，但它并不是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作者李筌首先承认，地理条件对作战的重要性，指出"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卷二《人谋下•地势篇第十九》），强调在对敌作战中要善于利用各种有利地形以克敌制胜。但是，李筌不是唯地形条件决定论者，他明确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是人，是人的政治素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巧妙运用，而不是单纯的地理条件；地理条件在对敌作战中只起一定的辅助作用，不可以完全作为战争胜负的凭恃。所以他说：“地理者，兵之助，犹天时不可恃也。”（卷一《人谋上•地无险阻篇第二》）为了进一步说明天时、地利不可完全凭恃的道理，李筌还以历史上许多国家地理条件优越，但因最高统治者昏庸无道，而最终导致战争失败、国家灭亡为例，深入分析和强调指出:“天时不能祐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同上）十分明显，这既是作者李筌对人的因素、政治因素在战争中决定性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历史上持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有力批判。李筌此一思想观点，不但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这对我们今天认识地理条件对作战的影响和作用问题，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关于国防问题的思想观点
在国防建设问题上，李筌极力倡导“富国强兵”的国防战略思想。他认为，要想把国家搞得富强起来，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奖励农战，因而提出了“人主恃农战而尊”（卷五《预备•屯田篇第五十九》）的战略主张。这实际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提出的“耕战”思想在唐代的进一步运用与发展。李筌认为，要实现“人主恃农战而尊”的国家战略地位，应从两个方面交替做起：一是在“兴兵伐叛”的战争时期，要实行“武爵”制度以奖励军功；一是在“按兵务农”的和平时期，要劝课农桑以发展生产，做到“使士卒出无余力，入有余粮”（同上）。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断地交替做好以上两点，才能使国家保持“兴兵而胜敌，按兵而国富”（同上）的强大国防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