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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一定就能成为学问。最可怕的是，听到了义之所在，自己也知道这道理是对的，只是自己的劣根性改变不了，明明知道自己走的路线不对，又不肯改。为什么不能改？时代环境的风气，外在的压力，自己又下不了决心，所以只好因循下去。孔子说的他担忧的四点，也是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通病。尤其碰到衰乱的世局，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可能有这四种现象出现，由此可见他的心情，所以说孔子是淑世、救世主义者。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怕亡国，因为亡国可以复国，最怕是把自己文化的根挖断了，就会陷于万劫不复。这里所记孔子的感慨，也就是担忧人文文化迷失了的后果。我们再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旦国家文化亡了，即使形态存在，但已动摇了根本，难以翻身，这是一定的。犹太人虽然亡了国，他立国的文化精神，始终建立在每一代犹太子民的心目中。文化看起来是空洞的，但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脉，孔子在这里不谈国家政治而谈人文文化，实际上这正是民族历史的重点。国家天下，尽在其中。
另外一个观点，我们中国文化里，宋代大儒张载——横渠先生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学者为这目的而学，应该如此。谈到这位先生，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宋明理学家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位。尤其他所标榜的那四句话，非常深远。今天我们要谈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可以拿他这四句话为主。我们如果以这四句话来研究，学者又应该是为人，不只为自己求学，同时也为人求学。这个“人”扩而充之，为国家、为社会、为整个人类文化。
（选自《论语别裁》）
如何看待文化的“废兴存亡”
我们研究历史哲学，要特别注意“废兴存亡”这四个字。中国文化经常用四个字连贯，譬如“循环往复”，譬如佛家的“生老病死”，都是四个字。这些观念，都是从《易经》阴阳生四象的观念来的，是四个现象。宇宙间本有两个现象，动静、是非、善恶、好坏、明暗，都是相对的。这是形而下的宇宙一切相对的动态；再分化就有四个现象，所以叫四象。它的代号叫作阴阳，就是太阴、太阳、少阴、少阳这四个现象，所以先讲这四个字的来源。
历史有“废兴存亡”，但是超过了这四个字呢？那就是文化的力量了。整个的宇宙，历史的生命是永恒的存在，“废兴存亡”只是四个现象而已。譬如现代大家非常担心中国文化的问题，你们放心，文化目前不是“存亡”的问题，现在只不过是“废兴”的问题，是一半倒霉的时候，不是断绝的时候。所以“废兴存亡”四个现象，仔细研究起来，意义绝对不同。
当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国家政权倒霉的时候，衰败一点是“废”；但是它会复“兴”，历史的记载也是这样。至于谈到“存亡”就非常严重了，我们举例来说，《论语》中孔子提到过，他说一般落后地区，没有文化的，但是也有文明。文明跟文化这两个观念不同。孔子说文化落后地区的文明，还不如亡了之后的夏朝；夏朝虽然亡了，但它的文化永远千秋存在。像我们中国人，到现在沿用的，很多都是夏朝的文化，譬如过阴历年，这是夏朝的文化；过清明等，是夏朝跟周朝联合起来的文化。因为夏朝以阴历的正月为正月，周朝是以我们阴历的十一月当正月，商朝是以我们阴历的十二月当正月。我们现在还喜欢过阴历年，这是几千年文化的根，变不了的。
所以我经常说，看文化的“废兴存亡”，就可以看到文化的力量。研究起来，科学哲学的问题就很大了。譬如我讲到《易经》的文化，中国人过年门口贴一个“三阳开泰”。很多年前在台湾，《易经》没有太提倡的时候，有人写成“三羊开太”，好像吃火锅，要太太来开似的。
“三阳开泰”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八卦，是一画一画来做代表的，也与二十四节气有关。阴历的十一月就是子月，子月有一个节气叫作“冬至”，冬至一阳生，画卦是一个阳爻，就是地球吸收了太阳的热能，到了地心，地面上很冷，地心里开始有一个热的阳了，所以冬至后井水是温热的。到了十二月是二阳生，到了正月就三阳生，所以叫作三阳开泰。为什么叫泰卦呢？上面是三个阴爻，代表是坤卦，坤是地；下面这三笔阳爻，代表天，是地天卦。这个卦名叫地天泰，所以正月是三阳开泰。到了二月，阳能从地气又上升，这个卦又变了，叫作雷天大壮。我们介绍这个是说明夏朝文化的存在，所以说，文化是超越了“废兴存亡”的范围。
讲到“废兴存亡”四个字，我们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它所有的阶段，拿佛学的名词来讲，只不过是分段生死，也就是“废兴存亡”而已；而这个民族的文化是永恒不断、绵绵不绝的。所以我们要由这个精神去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尤其是青年同学们注意，这个时代正是“废兴存亡”的关键，只是年轻人挑不起这个“废兴存亡”的担子，但是也不可被历史的演变压倒而失去信心。
刚才我来上课前，正好看到菲律宾的侨领在电视台讲，过去华侨在外面以中文为主，现在因为英文流行了，年轻的学生对中文都不重视了。这是个大问题，当时我就有一个感想，重视不重视是看我们自己民族站不站得起来，中华民族真站得起来，照样会受重视。这也是“废兴存亡”的问题，不要因偶然一段的悲哀，自己就垮下去了，这不是我们的精神。所以关于“废兴存亡”的问题，一定要认识清楚。
（选自《孟子与离娄》）
第二章 三家大脉络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
过去把儒家、道家、诸子百家分开了是错误的。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中国文化？你告诉他：是“道”。“道”是什么？包括很多，包括儒家、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佛学等，总体一个观念，称为“道”。
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大致分两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实所谓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另外还有道家、墨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如果把它缩小范围，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
孔孟思想，本来与道家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秦、汉以后的事。到了唐代，讲中国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释”就是印度来的佛学，代表整个印度文化的精华。它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后，印度本身已没有真正的佛学，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思想及婆罗门教思想等所占据，佛学思想在印度式微了。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了。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
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这三位都是我们的根本上师，根本的大老师，但是三家的文化各有偏重。佛家是从心理入手，达到形而上道。据我的知识范围，世界上任何宗教哲学没有跳过如来的手心。当然我的知识并不一定是对的。道家的思想偏重于从物理及生理入手，而进入形而上道。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讲物理、生理入手的修持方法，任何一家无法跳过道家的范围，跳不过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儒家则偏重从伦理、人文、道德入手，而进入形而上道。
所以我说，今后的中国文化，要学儒家的品性，我们做人做事不能不学儒家的道理。儒家就等于佛家大乘菩萨道的律宗，讲究戒律，所以儒家非常注重行为。除了学儒家的品性，还要参佛家的理性，你要想明心见性，直接领悟成道，非走佛家的路线不可，否则不会有高的成就。同时还要配合道家做功夫的法则，不管密宗、显教，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但是道家的学问不止修道这一方面。中国历史有一个奥秘之处，每逢天下变乱的时候，出来救世，所谓拨乱反正的，一定都是道家的人物。等天下太平了，他们多半走老子的路线，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隐姓埋名，什么都不要。等到盛平的时候，又都是儒家人物出面。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键，身为中国人，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
其实，几个有名的圣哲之教，都是针对医治人性恶习的药方。因为我们的民族性，存在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无信、无耻的老毛病，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了“仁、义、忠、孝、礼、智、信”等药方。老子开的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味偏方，也可治百病的。印度人历来存在阶级仇视，所以释迦牟尼开了“平等、慈悲”两味大药。两千多年前的西方风气，太过自私狭隘，又加粗暴，所以耶稣开了“博爱”一味单方。
不过，现代人看不起老古方，拼命要向唯钱主义，去买新发明的西药吃，实在不知道那些化学剂品的药，今天说对，明天又说不对，恐怕不一定靠得住吧！小心为妙啊！人性，有善恶兼具的根底，去恶为善是健康的人生，蔽善从恶便是病态的人生。可惜人们喜欢以病为乐，因此造成人类史，是一部病理学医案史。所以中西的圣哲们，也只好永远担任医疗的护理工作了。
（选自《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论语别裁》《我说参同契》《原本大学微言》）
儒家的历史脉络
常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往往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博览，但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故而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际会，在偶然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被人误认我通儒学；就像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罢了。所以我的书，只称得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正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成长年代久远，自然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丛生于干外之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
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代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儒家的由来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三皇五帝等堂皇尊号暂且不论，只要从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的；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统统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在汉代以后，似乎只有儒生们所标榜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结果。
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若要说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做大事，则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们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很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怀有“致君尧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变成了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
虽然如此，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串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活力而了无生机了。
周武王奋起革命，在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后，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的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定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在时势的驱使下，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的精神为基础的，但是经过几百年后，也渐渐趋向衰落而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