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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阶段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如荀子儒术，便大大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且在由孔子所订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传授上，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用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至此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景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维，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的人才，大致来讲，确实多是文学彬彬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有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愈来愈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因为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这一班自命为君子的儒生，非但不能如君子般周而不比，反而如小人般比而不周，结成党派，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度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
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如能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所祖述之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无可厚非。
玄佛的激荡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见解的异同。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厌旧；而北方的学者却守旧而疑新，甚至还讥诮南方的学者标新多伪。在此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大小乘佛学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会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互相掺杂的开放思想，学问主流从儒学的六艺转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在此时几乎绝响。李唐约三百年间的文运，既有雄浑潇洒的豪气，亦不乏风流倜傥的韵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
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关于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朋党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政治上的意气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大多厌倦时势，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理学的兴起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似宋朝如此尊重师儒之道的形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开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他们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后世的师儒名教从此专守程朱章注，认为即是周、孔的绝学。尤有甚者，宋史也变易了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借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
其实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祐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以学术意气的主观成见作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讧，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终始的西夏等国，其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遵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以佛、道糅入儒学，别树风格。更有视宋儒理学并未彻知儒宗因而颇有异议者。唯一般研究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实。
明清的儒林
元、明之间，儒学承先启后，应是受到南宋末期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脱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两者的藩篱。
明代文化唯一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而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致亡国。
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做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清史稿·儒林传》）似此两非两是的按语，犹如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开释，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绝。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徙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体，建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文武兼资，入关前后，大致都以儒学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为皇太极、顺治、康熙继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亲政开始，英年好学，特别重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互为师友，尊重周、孔经义，袭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战乱之中，起用前朝归顺敦品励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
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如孙奇逢、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顾炎武等辈，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屏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影响清朝两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改变了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三种。咸丰、同治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一千余卷，二百零九种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至于其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
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励行的儒者以笼络天下士子，但在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方面，三代皆潜心佛学以配合外用之术。如康熙重译《般若心经》，雍正专志禅宗、整肃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随父亲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而能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辞章文艺。虽然如此，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
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辞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词人项鸿祚（莲生）在《忆云词》自序中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如龚自珍、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注重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祸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侪林则徐烧毁鸦片的丰功伟业。
同治以后，文运再变，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便是其中翘楚，他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述而不作，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余事而已。
近代的转折
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州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蒙。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传》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虽然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保皇主张，舍此是非不论，即以康有为掺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书》，却对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启迪颇大。这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
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精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时势，人皆等闲视之。今取其有关言论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等经义之学），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
至于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以后，直到现在八十余年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历史陈迹而消失无遗。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商与精密科技的发达，货币金融的洪波巨浪，几乎淹没了人文学术思想的潮流。其间虽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多情学者综合新知，倡说新儒学，志为中流砥柱，实已无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可谓名存而实亡。但其抱残守缺之精神、待时而兴之志向，诚可嘉赏。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道家的学问与影响
综罗百代 广博精微
讲到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前后，便包括诸子百家所有的学术思想，由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间，作为代表而足以影响上下社会各阶层的，应该算是儒、道、墨三家，到隋、唐以后，便以儒、佛、道为代表。这个观念，我要再三反复说明的理由，就是希望讲中国文化，不要偏废，更不要弄错方向。
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是老子，他所著《老子》（到了唐玄宗时代，又尊称它为《道德经》）一书。最能代表道家思想，最有系统，有最具体的叙述。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楚正确的，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的，则是庄子。庄周所著《庄子》一书，唐玄宗时代又尊称它为《南华经》。其中所论辩的道理，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致用。它对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乃至对个人修养——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等，都有大用处。
这不止是指《庄子》的内七篇而已，事实上，几千年来，历代所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亦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最多。
现代人对道家的观念，是汉、唐以后的人所持的观念。在秦、汉以前，现在所谓的“道家”与孔孟之学的所谓“儒家”，原本没有分开的，统统是一个“道”字。而这一个“道”字，代表了中国的宗教观，也代表了中国的哲学——包括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乃至一切种种哲学，都含在此一“道”字中。
清代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著名学者纪晓岚曾经说过：“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所以纪晓岚一生之中，从不著书，只是编书——整理前人的典籍，将中国文化做系统的分类，以便于后来的学者们学习，他自己的著作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册而已。就因为他倚此一态度而为学，自然地读书非常多，了解得亦较他人深刻而正确。他对道家的学术，就下了八个字的评语：“综罗百代，广博精微。”意思是说，道家的文化思想，包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整个文化。“广博”是包罗众多；“精微”是精细到极点，微妙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但是，道家的流弊也很大，画符念咒、吞刀吐火之术，都变成了道家的文化，更有阴阳、风水、看相、算命、医药、武功等，几乎无一不包括在内，都属于道家的学术。所以虽是“综罗百代，广博精微”，也因之产生了流弊。
拨乱反正
提到我们的历史文化，所谓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正是《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最流行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变动不安、非常混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衰败的两百多年。可是在哲学思想方面，由于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也提升到极点。于是有人说，“三玄”之学，是衰乱之书，因为每到一个衰乱的时代，“三玄”之学就会特别受人欢迎。这是因为在动乱不安中，人们的精神失去寄托，便希望从这方面找到一条出路。
其实，并不一定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凡是对任何一样东西，立场不同，观点就两样。自己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印象就各异。我们看中国历史，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一贯作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帮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业上帮助别人发财，当上了老板，然后自己飘然而去。如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开国时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汉朝开国时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都是道家人物。姜太公与范蠡，完全做到了“功成，名遂，身退”的“天之道”。张良则差一点，最后欲退而不能，本事不算大。至于诸葛亮，他的立身处世，完全是儒家的态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恰如其分。次如唐代的魏徵、明代的刘伯温、清朝的范文程等，还有许多不可知、不可数的道家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