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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集上古文化的大成，以孝为一切德行的根本。他的学生曾子，在《大学》上，便以修身、齐家，为内圣外王的枢纽。他的孙子子思，也把明诚之教，归本于孝悌之行。从此拓展出了中国以孝义治天下的特殊文化。
这种文化正像一个十字架，以自己为中心，上孝父母而及于天，下爱子女以垂万世；两旁以兄弟、姊妹、夫妇而及于朋友；这个十字架不是宗教的，而是伦理的，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我们讲中国的伦理学，伦理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秩序、一个规范。我们中国讲伦理有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换句话说，就是人类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分类。
君臣在古代的，就是长辈与后辈的关系。古代这个“君”字不一定指皇帝哦，“君”字照篆字的写法是个拐棍，下面一个口，代表一个人年纪大了，拿个拐棍，年高德劭，有资格，可以为君，可以做领导人，后来专门用于做皇帝了。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大家都了解。曾经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跟我谈过这个事，他说：你们这个《大学》《中庸》，我非常佩服，可是缺乏一个社会问题。后来我告诉他，所谓齐家就是社会，不是现在两夫妻的小家。中国讲家庭，是几代同堂、几百人在一起的大家族，所谓齐家是齐那个家，那就是社会，朋友也就是社会。
《易经》告诉我们，人类的五伦，不是勉强形成的，不是法律规定的，这是人性的本来，人性走正理，自然发生的。有男女，自然有夫妇，有夫妇自然有父子，有了许多夫妇、父子，自然形成社会，有了社会组织，自然有阶级。有的阶级是自然形成的，有所谓君臣就自然分上下，有了上下就产生文化、产生礼仪。
（选自《易经杂说》《论语别裁》《中国文化泛言》《列子臆说》）
家：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祠堂曾是社会安定的基石
我曾经多次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齐家”，并非西方小家庭的家，也不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新式的家。古代传统文化的家，其主要是指“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相结合的“大家庭”“大家族”的家。它本身就是“社会”，所以过去中国文化中，再没有什么另一个“社会”名称的产生。如果把“大家族”的“社会”，与另一个家族或其他许多家族的社会联结起来，就是另一个团聚的名称“国”了。因此，由上古以来到后世，便正式成为“国家”名称出现了。
古代所谓的家，是由“高、曾、祖、考、子孙”五代一堂贯串上下的家。但这还是偏向于以男子社会为中心的家。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后，所谓姑表姨亲等关联的家族相连接，构成一幅方圆图案的家族社会，再加上时代的累积，那么岂止五百年前是一家，几乎整个中国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是一点都不错的。所以从中国上古的“武学”与军事发展来讲，古代俗话所说的“上阵需要亲兄弟，打仗全靠子弟兵”的这种观念，也都从“宗法社会”的家族传统文化所形成。例如民间小说或旧式戏剧中所推崇的“杨家将”“岳家军”等，也都是由这种“家族”观念所产生的荣誉。如果随随便便说它是落伍的陈旧“封建”意识，应该打倒，才能使社会有新的进步，似乎未必尽然，还须仔细研究，再做定论。
“大家族”的“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响了东方的亚洲，如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各地。它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国本土，直到现在，如果深入研究各个地方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家族的“家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等于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
我们现在再举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例子来说，当明末清初时期，满族在东北，一个寡妇孤儿，率领十来万满蒙军队，其中包括少数的汉军，就能轻轻易易地统治中国上亿的人口。他们靠的是什么？并非全靠杀戮，也不是全靠严刑峻法。他们真正了解文化统治的重要。由康熙开始，他已经深深知道儒家学说的“齐家、治国”的重心。因此，他颁发“圣谕”，要民间知识分子的读书人秀才们，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在乡村的祠堂里讲解“圣谕”，极力推行、提倡儒家的孝道，以及把儒学作为戒条式的律令。后来到了雍正手里，又重新扩充了康熙的“圣谕”，成为《圣谕广训》。他们了解“社会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个社会的循规蹈矩的道德风气，而达到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你们年轻人不会知道，我是从小亲眼看见过在偏僻的农村里，如果一个青年有了不规矩的行为，偷了别人家的鸡，或有了男女的奸情，告到族长那里，如果情节重大，大家要求族长打开祠堂门，当着列祖列宗的牌位来评理处置，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子弟如不逃走，也许会被“家法”（祖宗前面的红黑棍子）打死，至少是当众出丑，永远没脸见人。
后来，在对日抗战初期（1937年），我到四川，有一位青年朋友，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人，跟我一起做事久了，他常常苦苦要求我为他报仇。你说，他要报什么仇？他要杀人放火，烧掉家乡别家的“祠堂”，要杀掉那一姓的“族长”及有关人士。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与这家的小女私相恋爱，被他们发现了，认为太不要脸，太丢家族的面子了，所以要把他两人抓住活活打死。结果男的逃掉了，后来就是我的朋友。女的被抓住了，由“族长”当众决定，把她活埋了。因此，他日夜想要报仇杀人。后来我总算用别的方法，化解了他的仇恨，使他另外安心成家立业。当然这些例子不多，但由家族制度所发生的流弊也不少。你们也都看过很多现代文学大师的社会小说，也就约略可知旧式“家庭”和“大家族”阴暗面的可厌可恶之处，必须加以改革，但这也是“法久弊深”的必然性，并非全面，也不可“以偏概全”，便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事。
“大家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种法定的组织，它是自然人血缘关系的“标记”，是“宗法社会”精神的象征，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识。有的比较富有，或者宗族中出过有功名、有官职的人，也有购置“学田”“义田”，把收入作为本族（本家）清寒子弟读书上进的补助。祠堂里必要时也会让赤贫的鳏、寡、孤、独的宗亲来住。当然，族里如果出了一个坏族长，也会有贪污、渎职、侵占的事。天下任何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不能只从单一方面来看整体。
“社会福利”工作由来已久
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讲，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似乎缺乏“社会”团体这一门思想学术，甚至孔孟儒家的学说，如《大学》《中庸》，也根本没有提到“社会”的观念，更没有什么“社会福利”思想。当年我在听“社会福利”这一门课，刚由美国输入中国，非常新颖时髦。我一边听课学习，一边就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关“社会福利”问题，从我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开始，早已深深种下这一门课的种子。大体来说，如恤老怜贫、敬老尊贤、存孤敬寡等，都是幼少教育的重点。而且在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中，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统统有从“社会福利”出发的理论和名言。只是大家不懂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发展，没有像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由资本主义的经验，转变成为新时代劳工福利，推广到所有“社会福利”的实验方法而已。
我只听了几堂课以后，那位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教授，就约我大谈其中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后来干脆请我演讲“中国特殊社会史的演变”的专题。“特殊社会”是我当时新创的名词，因为从战国时期的墨子开始，几千年来，都存在这种“社会”。即使如西洋各国也同样存在。渐渐演变，就成为近代史上的“帮会”了。
除了“宗法社会”“大家庭”的精神遗风，演变成为“宗族”的宗祠（祠堂）之外，由南北朝、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佛道两家的寺、院、庵、堂、道观等，都是有形无形地兼带着在做“社会福利”工作。韩愈当时反对迎佛骨，接着便写了《原道》等大文章，反对佛、老，更反对一般人去出家做和尚、做道士，认为是不事生产、“无父无君”的不忠不孝。这个观点，从政治文化的立场来说，一点没有错，但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说，也未必尽然。过去帝王封建时代的中国，并没有专管“社会福利”的机构，如果没有这些寺、院、庵、堂、道观来收容那些鳏、寡、孤、独的人，试问皇帝们、大臣们，包括韩愈老夫子，谁又来照顾他们呢？社会上的人，到了某一环境，的确都有“家何在”的情况啊！
齐家之难
在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所形成的“大家庭”观念，有四五千年前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时代。公元六六六年，高宗到山东泰山去，听说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张公艺，便很好奇，顺道去他家里看看，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的。这位张公艺请求皇帝给他纸笔，要写给皇帝看。结果，他接连写了一百个“忍”字。高宗看了很高兴，就赏赐他许多缣帛。后来就成为历史故事的“张公百忍”。
不知道当时的张公艺是有意对高宗的启示，或是对高宗的警告，无论怎么说，他却无意中帮忙了武则天。同时，也确实是他由衷的心得，说明做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等于是担任一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的主管，也犹如一国家的领导人，自己要具备巨大的忍耐、莫大的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相安无事。
大家须要明白，我们中国由上古开始，地大人稀，而且历来的经济生产全靠农业为主，土地与人口就是生产经济、累积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周秦时期，封建诸侯的政治体制上，也多是重视人口。秦、汉以后，封侯拜相乃至分封宗室功臣，也都以采地及户口为受益的标准。所谓“万户侯”等的封号，都是对文武臣工等最有诱惑力、最要得到的大买卖。因此，人人都以多子多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当然，户口人丁的众多，是生产力和财富的原动力，不免形成大地主剥削劳动人工、压迫小民的现象。但并不像当时西方的奴隶制度，其中大有差别，不可混为一谈。我不是赞赏那种传统习俗，只是在历史学术上的研究，是非同异必须说明清楚，提醒大家在做学问、求知识方面的注意而已。
同时，说明由于“宗法社会”“家族”的传统，形成后世“大家庭”“大家族”的民情风俗，产生贵重多子多孙的结果。人们要想教育管理好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比起管理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庞大的工商业集团，甚至比起管理一个国家的政府（朝廷），乃至现代化的政党，还要困难复杂得多。因为治理国家、政党，管理社团，大体上说来，只需要依法办事、依理处事，“虽不中，亦不远矣”。至于公平公正、齐治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它的重点在一个“情”，所谓骨肉至亲之情上面，不能完全“用法”，有时也不能完全“论理”，假定本身修养不健全，以致家破人亡、骨肉离散，也是很平常容易的事。
举例来说，在过去的社会里，一对夫妻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几乎屡见不鲜，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愈是偏僻农村的贫苦人家，愈是生一大群子女，比富有城市人家更会生产人丁。其中原因，并不只是饮食卫生等问题，包括很多内容，一时不及细说。但古代的传统，除了原配的夫妻以外，还准许有三妻四妾，所以稍稍富裕的家庭，以儿女成行来计算，还不止三个五个，或十个来算人口的。
如果只以一夫一妻来说，他们生了五个儿子，讨了五个来自各个教养环境的媳妇，在兄弟媳妇之间，互相称作“妯娌”。每个媳妇的个性脾气、心胸宽窄、慷慨悭吝、多嘴少话，个个自有各的不同。而五个儿子之间，由父母遗传的生性并不是一模一样。假如和父母一样，就叫“肖子”，肖，是完全相像的意思；和父母不一样，则叫“不肖”。人不一定都是“肖子”。所谓“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也就是说和社会上的人群一样，智、贤、愚不同，良莠不齐。再配上五个不同的媳妇，单从饮食衣着上的分配，甚至彼此之间对待上下的态度等，任何一件小事都有随时随地的是非口舌。如果发生在外面社会上的人群，还可忍让不理，躲开了事。这是昼夜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的人家，你向哪里去躲？
倘使还有三五个姊妹未出嫁，日夜蹲在家中的大姑、二姑、小姑等，不是父母前的宠女，至少也是娇女，对“妯娌”兄嫂、弟媳之间，对哥哥弟弟之间的好恶、喜怒、是非，乃至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可以闹翻了天。还有能干泼辣的姑娘，虽然嫁出去了，碰到夫家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或是贫寒守寡、无所依靠的家庭，也可能回到娘家干涉家务，或是请求救济。总之，说不尽的麻烦，讲不完的苦恼，比起在政府官场中主管老百姓的官，或是当管理国家天下的皇帝，看来还要难上百倍。因为做领导人的糊涂皇帝，或做管理百姓的糊涂官，只要“哼哈”两声，就可以决定一切了。可是 “齐家”内政之道，不是“哼哈”二将就可了事的。“哼哈”二将，只能在佛教寺院门外守山门，不能深入内院去的。
我们这样还只说了父母子女两代。如果五个儿子媳妇，各自再生三五个儿女，那么，一家二十口或三四十口，还不算相帮的僮仆婢女，以及临时外雇，乃至佃户等相关的人丁在内。再过一二十年，第三代的孙子，又结婚，又生儿女，那么，这个所谓兴旺的人家，在四五十年之间，已是“百口之家”了。因为过去的社会，通常是早婚的，不比现在。你们须要了解，在孔子到曾子、子思、孟子的时代，甚至后世如我所讲这种情状的家庭，尤其是“皇室”或“诸侯”王家，所谓数百口之家，那是通常的事，不算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