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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这个道统路线，与世界其他各国民族文化是不同的。中国道统，是人道与形而上的天道合一，叫作天人合一，是入世与出世的合一，政教的合一，不能分开。出世是内圣之道，入世是外用，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具体的事功贡献于社会人类，这就是圣人之用。所以上古的圣人伏羲、神农、黄帝，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他们一路下来，都是走的“内圣外王”之道。
到了周文王、武王以后，“内圣外王”分开了，内圣之道就是师道，是传道的人，外用之道走入了君道。其实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君道应该是“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等于说君王同时是全民的领导人，也是教化之主，更是全民的大家长，所以说是政教合一的。
如果有人问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心是什么？只有一个字——“道”，不是道家的道，这个道是中国原始的，五千年前就有了。代表什么？宗教、哲学、科学，一切文化、艺术、经济都包括在内，给它一个总体名称叫“道”。
我们后来研究自己的历史，发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演变，一开始是道的阶段，慢慢人口变多了，社会繁华了，但不能说社会进步了，因为所谓的“道”退步了，变成了“德”，道以后才有德。德过了以后，社会的演变，人类的发展，一路茫然下来，这个时候开始有仁义，儒家孔孟之道讲仁讲义，社会再接着发展下来。到后来仁义也不行了，就变成礼治，由礼而形成法治，也就是政治体制。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演变的，礼法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选自《孟子与尽心篇》《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孝道：守身是前提，大孝于天下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尤其儒家更讲孝道。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加上《孝经》《尔雅》等，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孝经》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我们要研究孝道，就必须看孔子思想系统下的这部《孝经》。《孝经》中说什么样子才是孝呢？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
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我们所讲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样的，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这大有问题。关于“忠”字有一点，是古人讲的：“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是比较容易的，“从容”——慢慢地来，看他愿不愿意死，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要有真感情、真认识的人，才能够尽忠。
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如果对于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感情，亲情不笃，而要他爱天下、爱国家、爱社会，那是空洞的口号，是不可能的。说他真的有爱心，他连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爱过，怎会爱天下、国家、社会？或者说私事不爱而爱公众，事实上没有这回事。爱天下国家，就是爱父母兄弟的发挥。所以说笃于亲者，不怕人自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儒家讲爱是由近处逐渐向外扩充的，所以先笃于亲，然后民兴于仁。从亲亲之义出发，整个风气就是仁爱，人人都会相爱。
我们读历史晓得一句话，就是最怕世家公子当政“不知民间之疾苦”。所以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间疾苦，晓得中、下层社会老百姓的苦痛在哪里。所以爱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样。
中国文化，对于家庭教育来讲，素来就有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可见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这个我们就要先懂得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了。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与欧美各国都不同。所以这几天，几个在外国留学返国的学生来看我，大谈欧美情形，一位在德国念了博士以后，现在又学精神分析的学生说，在外国看了这么多年，结果证明我几年前告诉他们的话没有错。
中国以农立国，有一个文化精神与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宗法社会。三代以后，由宗法社会，才产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讲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国的封建，把中国封建的形态，与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隶制度摆在一起对比一下，就看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搞错了。
中国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为宗法的社会，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汉以后又由宗法的社会变成家族的社会，也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形态，那么家族的孝道，把范围缩小了，但精神是一贯的。这个“孝”字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扩充，把中国这个“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西汉以后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
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晋朝的大臣。晋朝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孝治天下”。我们看历朝大臣，凡是为国家大问题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所提供的奏议，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话，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头上一戴，然后该“如何如何”提出建议，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优点。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孟子说：天下什么事情最重要？事亲最重要，就是怎么安顿父母，才是最重大的事情。
守的方面，又以什么最重要呢？守，不是说家里有许多黄金美钞，要守住它，连上课都不上了，这并不是守。守，是操守，就是人格的建立。例如佛家、道家讲究守戒律，基督教也要奉行十诫，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有它们的戒律。戒律就是操守，一种人品的、行为的标准，然后坚持此一标准，使自己的品格、行为不致下降，这就叫作真正的“守”。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成语“守身如玉”。这句话，在古代不一定是对女子的贞操而言，对男子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格行为标准，要坚守下去，如同玉一样的洁白，才算珍贵；如果稍有瑕疵，就失去价值了。明代洪自诚（应明）的《菜根谭》里，有两句话：“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这个正反两面的比喻，把“守”的重要，说得非常具体而透彻。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借用洪先生这两句话，只是做比喻，并不代表我们是贞节牌坊的拥护者。
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有一个立脚点，以现代的观念来说，一个年轻人，要先建立自己的人生观，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年轻人一生有没有事业，不是问题；一生有没有事业心，才是问题。虽然有事业心，不一定能够做得成事业；但是如果没有事业心，就如同已经被丢进字纸篓的考卷一样，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报废了。
事业心的基础在于仁心，一个人如果没有救人救世之心，在思想上就没有建立一个中心，即使事业做得再大，百年之后，也只是黄土一堆。宋代名臣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他就有救人救世之心，也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立大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这都是同样的道理。
守身，就是这种道理，所以孟子说“守身为大”，在守的方面，以守身最重要了。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孟子又说，一个人，在他的时代中，能够有人格、有操守，而又能尽到孝道的，我是听到过的，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人物。孟子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物，而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也有这样的人物。
像宋代的文天祥，是非常值得我们佩服的，但是如果以私人家庭的孝道来说，他因为抗元，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了尽忠臣道的节义，不肯投降，不但自己死了，还牵连到家人。假如他投降了，则能与家人安享荣华富贵。他的作为，从小处低处看，又似乎不孝了。
《孝经》的观念：“大孝于天下”。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民族，即使牺牲了自己，牺牲了家庭，也仍然是个大孝子。
当然，一个普普通通，既无才华，又无责任的人，而说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天下世人而去跳楼自杀，以醒世俗，那可不是孝子，而是疯子。
所以，在中国文化源流的《易经》中，注重两个字，一个“时”，一个“位”，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因素。一个人处身在某一位置上，负了一定的责任，在刚好遇上某种情况时，而为社会、国家、天下人类牺牲，那才是对的。不在那个位置，不在特殊的时机，虽有救人救世之心，做法应该两样。也就是每人要在自己的本位上，为救世救人，去做出最适当的、效益最大的事来，这才是对的，这就是孝。
（选自《论语别裁》《孟子与离娄》）
横渠四句：知识分子的责任
《孟子·尽心上》里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这一段话，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是挑起民族承先启后责任的人，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要挑起这个责任。
一个知识分子，担负有国家民族文化的责任，对于道德的修养，人文修养，要做到“所过者化”，才合于继祖承宗的标准，也就是要做到内圣外王。真正的圣人，大家就自然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召和教化；口头的教化是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别人，超过了言教，但还是不够，要能够做到“所过者化”。
可是如何化呢？“所存者神”，到达神化的境界，就是由精神的感召，改变了别人的心理与行为，只要他人在那里，一般人就会对他肃然兴起恭敬，就像对庙宇中的菩萨，或供奉的神明，或教堂中的十字架一样，戒慎之诚。
一个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程度，那是可耻的。孟子曾说人贵知耻，假如做到了“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他的成就能“上下与天地同流”了。
说到“同流”，使人容易想起一个成语“同流合污”，那是狭义的看法，是一个坏的状况；但从广义着眼，天地生长一切万物，有好的，有坏的，的确是“同流合污”的。但天地并没有对万物分好坏，毒药可以致人以死，但有时也可以治病。万物因时间、空间、物件、环境的不同，使用的动机方法不同，才有是非善恶好坏的差别。“同流”就像海洋一样，充满了生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向这一目标努力。所以孟子最后说，“岂曰小补之哉”，人不要轻视自己，尤其一个知识分子，不要轻视了自己的责任，要立志对社会有贡献，对宇宙有贡献，有天地一样的胸襟。
宋代大儒张载（横渠先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学者为这目的而学，应该如此。
谈到这位先生，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宋明理学家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位。他年轻时等于是一个太保，意气非常盛，身体棒，思想开阔，喜欢闹事。后来范仲淹带兵在陕西经营边陲的时候，张横渠才二十多岁，年纪很轻，奔往前线，要投军参加作战。范仲淹见他一表人才，约他谈话，劝他回去读书，告诉他将来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多，等到书读好，慢慢再来，同时将一本《中庸》交给他。那时他应该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可是范仲淹要他再读，告诉他其中自有他的千秋事业，自有他的天地。
张横渠听了范仲淹的话，回去再读《中庸》，从此放下一切，专心求学问，后来成为一代名儒。宋代几位大儒，事实上受范仲淹的影响都很大。范仲淹在前方，出将入相，以文人当统帅，他难道不希望培养好的军事人才？但他一看，张载这个人才不是将才，是对后世思想有贡献的人，不能这样埋没，就马上用这个教育方法培养张载。果然后来影响中国文化思想那么大，尤其张载所标榜的那四句话，非常深远。
凡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出世修道，也同样是“为天地立心”。因为维持文化精神的人，虽寂寞穷苦，但是他们是“为天地立心”；而那些延续人类文化于不坠的人，就是“为生民立命”，在佛学上讲，就是延续“慧命”。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孔孟之道，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说来非常可悲，已经是命如悬丝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命运，如千钧的重量，只有一根丝在吊住，连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也被称作学人。而我们自己反省，并没有把文化工作做好，而且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再往后看，还未曾发现挑起“为往圣继绝学”责任的人，所以青年人要立志承先启后，而且能继往才能开来。
（选自《孟子与尽心篇》《论语别裁》）
第四章 为什么有家有国，却没有社会
男女、五伦与社会
孔子在《易经·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在大学里上课，有些同学问起，恋爱哲学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我爱你就是我爱你，不爱你就不爱你，爱就是自私的，恋爱没有什么哲学。但是孔子讲得妙，他说有了天地就有万物，有了万物就有男女。既不是上帝造的男人，也不是上帝从男人身上拿出一根肋骨来造女人，而是有了万物，其中就有男人、女人。一部人类史，就是两个人唱的戏，唱了千万年。有了男女，自然就会结合，就会谈恋爱，变为夫妇，并不是偷吃了苹果才变成夫妇。就是说，人类社会，只有四个字——“饮食”“男女”两件事：一是需要活着的问题，一是两性需要的问题。
读《诗经》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为什么要把讲男女相爱的诗列作第一篇呢？人生：饮食男女。形而下的开始，就是这样。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长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这个以外，几乎没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学的观念强调世界进步，乃至整部人类历史，都是性心理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