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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常说，倒霉的人，他的好运气就要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易经》不是说“生生之谓易”吗？霉倒过就是好运，这是循环的道理。大家倒霉一来就怕啦，如果这样，你就被倒霉魔鬼吃掉了。要把“倒霉”当甘蔗吃，吃完了以后，下一步好的就来了。所谓“生生之谓易”是中国文化特殊的哲学观点，全世界文化都没有这种观点。所以我说，只有中国文化敢讲现有的生命，可以修到长生不死。这便叫作神仙！神仙的境界是“与天地同休，与日月同寿”。这个生命是永远的。
“生生之谓易”，再加上“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三句话连起来，就可以体会出这个本体的功能、道的功能了。道的功能永远是生生不已的，这就是易的作用，这是第一层功能。
“成象之谓乾”，乾代表天，构成了第一个现象。所谓天就是太空、虚空的整个现象，也包括天体上的太阳、月亮、星辰系统等，这是第二层功能。
“效法之谓坤”，跟着天体的法则而形成这个地球，才有了我们人类世界的乾坤，这是第三层的功能。这也就是老子思想所根据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即所谓的生生不已。
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是一个名称，是假设的、不可见、不可知、不可说的。道在哪里可以见到呢？“藏诸用”，在用上见到它的体。那么什么是它的用呢？“生生之谓易”，道永远是生生不已的。道一动就是一，一当中就有二；一动就有阴有阳，就有正面、反面出来了。所以我们讲《易经》的数理哲学，与西方的数理哲学有个相同的地方，就是都认为宇宙万有开始于零。
零是什么意思？零就是一个圆圈，没有数，但大家不要误会了，没有数并不是了无一物。它却是无限的数、无量的数、不可知的数，不可见、不可尽，乃至无量无边，这就是零。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从这里来的。数理哲学最高的只讲到“三”这一步，而“四”是另一个哲学观念了。
那么宇宙有多少数呢？只有一个数“一”。永远是一，一加一叫作二，一加二叫作三；到了十又是一个一，到了百又是一个一，到了千又是一个一，到了万还是一个一……永远是个一，没有二，二是假定的。这就是数的道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所以，“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的一切道理，都在其中了。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出世与入世：孔子为什么不归隐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个观念要配合《礼记》的《学记》和《儒行》两篇来研究。《学记》就是讲学问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儒行》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训练自己，形成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种形态，形成各种不同的“人格”，并不要求各个一律。可是哪一种个性，适合哪一种学问，要怎样培养自己，都有一个标准。
现在孔子所讲的这一节，也等于《礼记》中《学记》和《儒行》两篇所讲的个人问题。“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就是一个思想、一个信仰的问题。服从真理，要绝对笃信，还要好学。真理是不变的，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不受区域环境的影响，也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所谓“守死善道”就是守住这个信仰、这个主义，“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则。下面说到个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负，就“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并不是滑头，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危乱的时候，要有出世的修养，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因为这个地方的思想一定有问题，最好不去。动乱中的社会，不可以停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两句话是中国人的隐士思想。说到这里，有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
中国的历史文化，素来认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绝对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趋向于当隐士。说到隐士，问题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就会感觉到一件事很古怪：学问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隐了，不愿出名，乃至于最后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们都知道张良的老师是黄石公，而黄石公只是一个代号，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因为他连姓名都不要了，对名利更看得毫无道理。可是这一类隐士思想，在中国古代，自上古以来，一直存在。这是道家走的路子。孔孟以后的儒家，则绝对反对隐士思想，而讲究用世之道，所谓学以致用。学问那么好，对社会国家要有贡献，认为退下来做隐士是不对的，这是后世的儒家思想。而后世儒家这种思想的依据，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来反对隐士。事实上最能影响历代政治的，是隐士的思想。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来说，中国的隐士思想有点像所谓“不同意”的主张，但并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个观念。西方文化现在还保留这一思想形态，如民主社会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没有投反对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场，这还只是勉强的比喻。可是中国历代政治受隐士思想影响非常巨大。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来。到了汉高祖的时候，年纪很大，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汉高祖当了皇帝，请他们出来，他们认为汉高祖不会礼贤下士。因为汉高祖好谩骂，喜欢开口说粗话，他还没有得天下以前，对跟着他的那些知识分子，看见他们就讨厌，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来当便器。陆贾劝他要尊重读书人，他说：“乃翁天下马上得之。”照现代的白话：“老子的天下是打来的，你们啰唆什么？”后来天下太平了，知识分子出来替他摆布了一下，他才尊重读书人。这也是陆贾告诉他“乃翁天下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善意结果。汉高祖是绝顶聪明的，他问该怎么办？告诉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后，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当皇帝，这个味道很好，这时才认为读书人有道理。于是礼请商山四皓出山，他们不答应。后来他要立太子传位时，宫廷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几乎要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只要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汉高祖见到这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这就看到政体问题、社会的思想问题，为什么学说思想对政治产生如此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隐士的重要。
隐士们后来到魏晋被称为高士。有一本书名《高士传》。高士即高尚之士，学问很好，才干也高，也许出来可为治国的大才，可是一辈子绝不出来做事。当然，不出来也有好处，否则出来万一做不好，这一辈子英名也没有了。越不出来越高，有人一辈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则称“处士”。当然，有的处士是怕考试考不取，故意当处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因此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候皇帝特别起用，不经考试还可以做做官。当然真的处士还是有的，宋代有这样一位处士名叫杨朴，宋真宗请他，他不出来，后来硬是下命令给地方官，用各种方法，软硬兼施逼他出来了。到了京师，真宗对他很客气。问他说，先生一路来，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诗吧！他说：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诗。真宗说，夫人的诗一定很好，于是要他念出那首诗。“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里玩了几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时的种放一样，都是真正的处士，硬是不想出来。
另外，像唐朝武则天时的卢藏用，因终南山地近京师，倡言隐居，结果被征召入朝为官，这又是处士的另一种手段了。所以后来成语所说的“终南捷径”就是指这么回事。陆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评也是称扬隐士的诗：“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后世儒家认为这些“不同意”主义的隐士、高士、处士，很可恶，不应该。而认为有学问的人应该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为什么一辈子做学问不肯出来？他们就说孔子是骂隐士的。在后面的《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几个当时的隐士，都挨了骂。那么孔子挨了骂后怎么讲呢？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的儒家就引用这句话，解释为孔子不同意这些人，骂他们是鸟兽。这个话解释错了。实际上孔子的思想，对隐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圣人胸怀，对于社会国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为圣，就在这里。明知道这个人救不起来，我尽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这是孔子之圣。隐士们的道家思想，则救不起来就不救。这是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
道家对时代思想的潮流，视之如山洪的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就是傻子，必定被冲走。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处的下游，稍稍一引导，就引进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则不然，对于时代的趋势，也视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但是要跟着这股山洪旁边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个算一个，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势，将洪水导入河川渠圳。这两种思想都对。孔子认为道家走隐士路线，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没错。所以他讲“鸟兽不可与同群”，这句话仔细一研究，孔子是赞成的，并不是反对。鸟类是高飞的，要高飞的就高飞去吧！野兽是生活在山林里的，自然就在山林过它们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飞，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点人世间的事情吧！
一个为人类国家社会的人，不问眼前的效果，只问自己应该做不应该做。甚至今天下的种子，哪一天发芽，哪一天结果，都不知道。下了种子，终有一天会有成果的。从这里我们想到，孔子的思想，几千年以来，始终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中心，的确是有它千古不灭的价值的。
（选自《论语别裁》）
十六字心传与道统
《孟子·尽心》是孟子整个学术思想的中心，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孔孟心传，是构成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这一贯的中心思想，绝对是中国的，是远从五千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没有丝毫外来的学说思想成分。所以后世特别提出，中国圣人之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心传。历史上有根据的记载，是在《尚书·大禹谟》上，其中有帝舜传给大禹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佛学进入中国之前的一千多年，儒、道两家还没有分开时的思想。在一两千年之后，到了唐宋的阶段，就有所谓的“传心法要”。当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得道；那时所谓道的中心，就是“心法”。
这十六字的心传，含义非常广泛。我国的文字，在古代非常简练，一个字一个音就是一个句子，代表了一个观念。
“人心惟危”的“惟”字，在这里是一个介词，它的作用，只是把“人心”与“危”上下两个词连接起来，而本身这个“惟”字，并不含其他意义。例如我们平时说话“青的嗯……山脉”，这个拖长的“嗯……”并不具意义。至于下面的“危”字，是“危险”的意思，也有“正”的意思，如常说的“正襟危坐”的“危”，意思就是端正。而危险与端正，看起来好像相反，其实是一样的，端端正正地站在高处，是相当危险的。也因为如此，外国人认起中国字来，会觉得麻烦，但真正依六书的方法，以“小学”功夫去研究中国字的人，越研究越有趣。
《尚书》里说“人心惟危”，就是说人的心思变化多端，往往恶念多于善念，非常可怕。那么如何把恶念变成善念，把邪念转成正念，把坏的念头转成好的念头呢？怎么样使“人心”变成“道心”呢？这一步学问的功夫是很微妙的，一般人很难自我反省观察清楚。如果能够观察清楚，就是圣贤学问之道，也就是真正够得上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以道家称这种人为真人，《庄子》里经常用到真人这个名词；换言之，未得道的人，只是一个人的空架子而已。
人心转过来就是“道心”。“道心”又是什么样子呢？“道心惟微”，微妙得很，看不见，摸不着，无形象，在在处处都是。舜传给大禹修养道心的方法，就是“惟精惟一”，只有专精。舜所说的这个心法，一直流传下来，但并不像现在人说的要打坐，或佛家说修戒、定、慧，以及道家说练气、炼丹修道那个样子。
什么叫作“惟精惟一”？发挥起来就够多了。古人为了解释这几个字，就有十几万字的一本著作。简单说来，就是专一，也就是佛家所说的“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或“一心不乱”，乃至所说的戒、定、慧。这些都是专一来的，也都是修养的基本功夫。后来道家常用“精”“一”两个字，不带宗教的色彩。“精”“一”就是修道的境界，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这种“人心”，转化为“道心”。达到了精一的极点时，就可以体会到“道心”是什么，也就是天人合一之道。而这个“天”，是指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万有本能。
得了道以后，不能没有“用”。倘使得了道，只是两腿一盘，坐在那里打坐，纹风不动，那就是“惟坐惟腿”了。所以得道以后，还要起用，能够做人做事，而在做人做事上，就要“允执厥中”，取其中道。怎么样才算是“中道”呢？就是不着空，不着有。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里无法详细说明，只能做一个初步的简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