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张爱玲：最是清醒落寞人(3)

所以，张爱玲的“爱钱如命”，并不影响她热爱爱情。
当然，在张爱玲的字典里，排在金钱之上的绝不只有爱情。在她给《联合报》副刊编辑苏伟贞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了“另类张爱玲”的“另类一面”：《联合报》副刊刊登了电影剧本《哀乐中年》后，苏伟贞要付她稿费，她在回信里写道：“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事隔多年完全忘了，以致有过误会。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希望这封信能在贵刊发表，好让我向读者道歉。”
“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这份“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气概颇让人动容，毕竟那时她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只靠版税维持生计，此时更应该“斤斤计较”才是，但她还是潇洒地选择澄清事实，这份“舍财”的果断，和当初承认自己“爱财”的坦然，想来才是张爱玲最珍视的赤诚底色。
其实，另类、怪癖算不得十足的贬义词，正相反，它们往往是真性情的天才所专有的“符号”，清代诗人袁枚就是个十足的“吃货”，他除了名作《随园诗话》，还著有一本《随园食单》，里面收录的几百种食谱大都经过他亲自制作和品尝。所以，张爱玲对奇装异服和金钱的痴迷，算不得什么问题。有节制、有底线地痴迷三两俗物，才是真实且可爱的人生。

第4章 苦恋，只为不负好时光
林夕曾不无感伤地说：“我写了很多词，到最终却赢不到一个人。”
仿佛这就是才子才女的宿命：与文字恋得越深，在人间就爱得越苦。在很多人看来，张爱玲一生都与“胡兰成”纠缠在一起——在手边，在心底，在文字里。当然，更多的，是在他们眼里。
人们历来喜欢猜测名人的感情和心思，久而久之，最大胆的猜测甚至都有机会演变成人们的“共识”。经历了胡兰成、桑弧、赖雅这三段滋味各异的恋情，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沮丧？绝望？冷漠？她的几番苦恋究竟对她和她的作品造成了哪些影响？
对此，人们臆想了整整半个多世纪，甚至还出现了不少“定论”。
然而，在2009年才得以正式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张爱玲对自己的爱情经历和恋爱观所做的“官方解释”却似乎并不太符合这些“公论”。张爱玲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在爱情的灰烬里存活？
不是凄苦，而是赤诚！
张爱玲自称：“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张爱玲不是一个苦情少女，而是敢爱敢恨，能陪另一半流浪天涯，也能陪他隐居乡野的“女汉子”。
《小团圆》面世前，人们一直对张爱玲的几段感情有着诸多猜测，根据自然是胡兰成的“胡说”。张爱玲不满自己的人生和感情几乎被他人的说法所“垄断”，便动笔写下了自己的“张说”——《小团圆》。彼时是1975年，距她和胡兰成分手已有28年。但友人却劝张爱玲暂时不要发表：“可以想象到一定会有人指出，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张爱玲明知他的身份和为人，还是同他好，然后加油加醋地添上一大堆，此应彼和，存有私心和妒嫉的人更是每个人踢上一脚，恨不得踏死你为止。”最终，张爱玲听从了友人的意见，将《小团圆》封存起来。
2009年2月22日，16万字的《小团圆》终于得以出版，这部尘封34年的长篇小说一经面世，便引起了新一轮的“张爱玲热”，人们对张爱玲的几段感情经历终于有了与胡兰成《今生今世》对应的参照本。
从《小团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胡兰成笔下对他诸般崇拜依恋的张爱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虽然常常没有主见，但却坚定地听循内心声音的痴情女子。她和胡兰成的相识相爱原没有那么浪漫和传奇，这也是胡兰成后来对她始乱终弃的原因之一，但张爱玲不一样，她只要爱上了，就会爱得刻骨铭心，哪怕最终让自己伤痕累累。
但归根到底，张爱玲伤的是心，而不是灵魂。她爱得深刻，却不忘初心；她爱得盲目，却不失原则。正因如此，她才会在被胡兰成几番刺伤后，坚定地给他写去分手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不过，张爱玲终究不似胡兰成那般无情，她在分手信里还寄上了自己刚挣的30万法币稿费，以解其逃难之困。
这段感情对张爱玲的损耗巨大，她在离开温州时曾对胡兰成说：“我将萎谢了。”
张爱玲最终没有萎谢，她在电影的世界，在导演桑弧的世界里重生了！虽然此时的张爱玲尚未完全忘记胡兰成——至少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但英俊率真的桑弧还是让她感受到了初恋般的美好。那段日子里，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聊天，一起逛街……虽然名义上从未向世人公开这段恋情，但心底里，他们都将彼此视为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只是，当不明真相的友人主动来撮合张爱玲与桑弧时，她却意味深长地摇了三次头，仿佛每一次都要用尽全部心力。桑弧太好看了！而她，在经历胡兰成之后，整个生命都被掏空，即便努力地涂粉、用冷水洗脸保持容颜，但终究在心底里是自卑的，而桑弧也对张爱玲的真心有所顾虑。最终，他们的爱恋在秘密里开始，也在秘密中悄然结束。
离开中国的土地后，张爱玲在遥远的大洋彼岸遇到了“一生中最爱”——赖雅。
很多人兴许认为赖雅不过是张爱玲在美国人生地不熟时随便找的一个依靠，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赖雅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剧作家，年轻时的传奇经历更是不比张爱玲逊色。所以，当一位传奇的西方绅士与一位传奇的东方淑女在麦克道威尔艺术营相遇时，他们几乎是宿命般闪电相爱了。而且，相比和胡兰成初见时的窘迫，张爱玲与赖雅在艺术营大厅聚会上的初遇，要更像她在《爱》里写的那样：“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那天，被人群簇拥的赖雅发现了落寞的张爱玲，便上前去打招呼：“你好，我以前好像从没见过你!”张爱玲礼貌地回答：“我刚从中国来。”就这简短的一问一答，将两个人的余生紧紧拴在了一起。
虽然在一起的日子里，他们因为经济拮据和赖雅的身体不佳常常过得比较困苦，但苦中亦有快乐和满足。张爱玲清晰地记得他们在彼得堡松树街租的那间61美元的公寓：他们精心地布置着不大的房间，墙是张爱玲亲自粉刷的，是浪漫的蓝色。他们每天一起读书、写作，有时去地摊上淘一些便宜的“宝贝”回来，有时一起喝一点香槟、红酒……
有人奇怪精明的张爱玲为何不选择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男人做自己在美国的归宿。他们并不明白，这样的生活，才是张爱玲心中渴慕已久的“现世安稳”。
不幸的是，赖雅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干脆瘫痪在床，一切家务都落到了张爱玲身上，她还要负责写稿赚钱，那无疑是她一生中最劳顿的时光。但她的恋爱哲学从来就是“若还有爱，我便永远与你同在”。她绝不会在爱人最需要自己时离开。想当初，她对胡兰成早已心灰意冷，但依然坚持等他度过逃难生涯最困难的时期才和他分手，并寄去巨额稿费。这都说明张爱玲不是那种会因伤生恨的女人，她更不会因为负累过重而放弃心爱之人。
1967年，赖雅去世。从此，张爱玲终生未嫁，并一直以赖雅为姓，自称赖雅夫人。
张爱玲的三段爱情各有各的苦处，旁人在提起时总免不了唏嘘，替这位绝世才女惋惜。但这样的惋惜，真的契合张爱玲在那些爱恋中的温柔心跳吗？那些我们避之不及的苦恋，有多少是张爱玲甘之如饴的呢？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你可能远远注意到了张爱玲磕磕绊绊的身影。只是，走近一些，再近一些，你才会看见她满足的微笑，幸福的神情。
所以，从灰烬中看到绝望的是俗众，从灰烬中总结经验的是聪明人，从灰烬中发现爱情本来面目，并甘之如饴、赤诚如一的，才是张爱玲。
如果没有《小团圆》里的“自白”，不知我们还要误解张爱玲多久；如果没有对她的美国往事的细心挖掘，我们不知还要为她的择偶标准贴上怎样生硬的标签。当然，这误解和生硬不仅来自旁观者的臆测，也源自当事人的沉默。张爱玲一直很避讳谈个人隐私，对自己的爱情经历更是讳莫如深。
《羞怯》中的一句话是对张爱玲的这种沉默的注脚：“所以我要缄默，不让原野上经过的人知道我的幸福；所以我要缄默，不让知道我幸福的人看见我的战栗与无助。”不论幸福还是无助，张爱玲对自己的爱情在很长时间里都选择了缄默，甚至这部记录了太多“秘密”的《小团圆》，张爱玲也曾想到要销毁。
的确，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摘下眼罩，痴情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但这些痛并快乐着的美丽心情，哪里能轻易向第三者说起呢？如果真有人如吴梅村描述的那样“侬似衣上花，春风吹不去”，那也只需安安心心地守在他/她身边，轻轻给他/她讲述心底清澈的秘密和唇边暖暖的情话，哪里有空四处招摇晾晒呢？
所幸的是，沉默的张爱玲终究没有忍心销毁《小团圆》。那些原本清澈的秘密历经波折，终于为世人所知。
时光辜负了张爱玲，张爱玲却没有辜负时光，和我们。
下篇 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

第5章 童年·旧事
贵族遗风
作为旁观者钟爱的谈资，张爱玲的出身一再被提及：父亲张志沂是清末“清流派”大臣张佩纶与名臣李鸿章长女李菊耦的独子，母亲黄逸梵则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但这段现在看来颇有传奇色彩的身世，对童年的张爱玲来说，既是一种莫名的骄傲，也是一种遥远的揶揄。
祖父张佩纶因“直声”和“清流”享誉官场，鼎盛时期与张之洞等人同称“四谏”“十朋”，祖母李菊耦也有“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的美誉，按说这样的天作之合不会生出一个不思上进、性格暴戾，还一度沉迷鸦片的独子。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不可理喻，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在人前大谈“我们老太爷”如何如何，在人后却没有一点名臣公子的样子：逛妓院、抽鸦片、打孩子……当时的他完全想不到，他将来能在历史的文海里偶尔露一下脸面，不是因为祖上的余荫，而是因为那个被他毒打多次的，瘦瘦的、倔倔的女儿。
当然，张志沂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棍，他只是在父母光耀的阴影里失去了方向，且又缺乏基本的自制力。这似乎是名门之后的“通病”：一面享受祖上的荣耀，一面承受那份荣耀的巨大重量。最后，要么负重，继承衣钵；要么甩手，放任自流。七岁时，张志沂的父亲张佩纶去世，母亲李菊耦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独子身上，严格督促他读书，虽然此时早就废除了科举，但身处这样一个官宦家庭，强大的惯性使得他的母亲和他都别无选择。在张爱玲的记忆中，父亲一辈子都在屋子里背诵古文。明知毫无用处，还是得一遍遍地吟咏嗟叹。时代早已转变，抑郁不得志的张志沂只得从鸦片、招妓、赌博里寻求安慰。
这种矛盾在张爱玲身上似乎也有所体现，张爱玲成名之后，不少人嘲讽她对自己的贵族出身念念不忘：“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为殊荣’，一再加以提及，俾众周知。”这样的说法是否是嫉贤妒能的恶意揣测我们不得而知，但反方的说法也不少：《古今》的编辑周黎庵某次见面时曾向她问起家世，她却含糊其辞地带过，丝毫看不出对祖上荣光的留念与向往。
其实，张爱玲并非刻意隐瞒，也不是低调，而是性格使然。她虽然在文字上“张狂恣意”，但在生活中，却不乏“矜持自省”。可以说，张爱玲从小就是一个“心眼很多”的女人，像猫一样小心而敏感——这当然和她身处的恶劣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张爱玲对祖上的“矜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孩子的害羞，不想让人觉得自己“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一是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那些荣耀还伴随着不少“污名”。那时，清朝才结束不久，人们对历史的态度也不像今人这般宽容。所以，张佩纶、李鸿章这些晚清名臣更多的是以“丧权辱国”的形象为人所诟病的。因此，敏感如张爱玲，自然会在公众场合与祖上保持着必要的距离。
当然，这并不表示私下里张爱玲也对祖上“敬而远之”，当文化界兴起对小说《孽海花》里的人物原型的考据时，她表面上从不参与，私下却抱着祖父的集子一点点对照着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涨。”发出这句感慨的小姑娘，有种可爱的倔强。
敏感而倔强的张爱玲在读完那些集子后，究竟对祖上持什么态度呢？在她的世界观里，毁誉参半的祖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而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遥远的亲人。她不需要“政治评价”，她只需要“情感评价”。她在后来的文章里，固执地将祖父张佩纶形容为一个“好人”“真人”——哪怕她从未见过祖父的真容。“好人”是祖母告诉她的，“真人”则是她自己从集子里读出来的。
除此之外，张爱玲还从祖父的事迹和文字里读出了一种“人生的回声”。只是，当她真正听见这回声的振聋发聩时，已是同样历经沉浮与爱恨的多年之后了。直到那时，我们才能从她的文章里，看见她既不自矜，也不自得地以一颗平常心去谈论祖上的种种。
这种态度的转变也许并不只是年岁使然，小时候的张爱玲对族谱里的名字好奇而敬畏，后来她自己则成为了族谱上最耀眼的名字。小时候的张爱玲对自己的贵族身份小心而敏感，后来她自己赢得的荣耀则远胜过任何贵族的光环。从那个敏感而倔强的“小姑娘”，到那个平易而从容的“老奶奶”，张爱玲用一生的时间，完成了从“贵族少女”到“传奇女人”的蜕变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