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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终于有可以枕着安心入眠的自己的书了，她怎能不小心又小心，仔细再仔细呢？对她来说，这本书再精致都不为过。
衣饰、食物、书帧……张爱玲细心地雕琢着生活的每段枝杈。我们从树上掉落的片片木屑里，或是捡到了精巧的美丽，或是拾起了别致的风情，或是闻到了亲切的香气，或是听见了生命的欢愉……
当然，也有人对着满地木屑和跟风捡拾的人紧紧皱起了眉头，进而开始埋怨那个埋首树梢的“雕刻家”。但张爱玲早已听不见这些赞叹和埋怨，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雕琢，是非美丑，于她而言都不再是问题。将她的一句感慨稍加更改，也许就是对她生活态度的最好注脚：“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有我的临摹。”
第2章 孤傲，给美丽一种特权
一个25岁之前就已写出《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上海女人，似乎注定是孤傲的。何况，她还写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样既热烈到自恋，又冷静到残忍的句子——哪怕这只是她十九岁时一半游戏一半自遣的戏谑之语。
理解来自倾听，误解来自意淫。正如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在《羞怯》一诗中描述的那样：“仿佛小草披上露水外衣，如果你看我，我就变得美丽”。
所以，只有当你静默着看向张爱玲，她才会脱去尘嚣与讹谣的外衣，为你展现她丰盈纯粹的美丽。可惜的是，大部分人对张爱玲的判断仅仅来自脑海里的臆想——他们从未向她投去安静而纯粹的目光。
是的，也许你曾读到过张爱玲广为流传的只言片语；
是的，也许你对她和胡兰成的爱恨情仇也有所耳闻；
是的，也许你还从百度百科大致了解过她的生平经历……
只是，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张爱玲——至少不是完整的张爱玲。
人们强调张爱玲的冷艳孤高，也许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心里不可告人的隐秘需要。叔本华曾感叹：“赤裸是美丽身体的特权。”只是他没有想到，人们似乎更钟爱被标签与伪装包裹的身体。所以，赤裸纯粹的文字是张爱玲无匹才气的特权，但人们却更爱她偶然间发出的几声叹息，或是不经意拾起的几个比喻。
在那个年代“言必称革命、文必谈兴邦”的大气候下，张爱玲的文风明显更具私人性。她在《自己的文章》里也直白地表达过：“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她更斩钉截铁地批评这种常被拿来贴在她身上的标签：唯美。她说：“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
有这等自白与见解的人，怎会是孤傲不近人情的呢？
也许用张爱玲自己的说辞难以服众，不如来看看一些与之亲近的人的描述好了。
张爱玲的挚友邝文美在1957年曾写过一篇《我所认识的张爱玲》，里面写到：
老实说，在认识她以前，尽管我万分倾倒于她的才华，我也曾同一般的读者一样，从报纸和杂志上得到一个错误印象，以为她是个性情怪癖的女子。直到我们几年前偶然相识，一见如故，后来时常往来，终于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才知道她是多么风趣可爱。照我猜想，外间传说她孤芳自赏，行止隐秘，拒人于千里之外，很可能是由于误解。例如，她患近视颇深，又不喜戴眼镜，路上相遇，她没有看出是谁，别人却怪她故作矜持。再者她有轻性敏感症，饮食要特别小心，所以不随便外出赴宴，别人因此以为她架子很大。再加上她常夜间写作，日间睡觉，与一般人生活习惯迥异，根本没办法参加社交活动，这也是事实。我相信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是任何人都有过的。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善言辞，可遇到只有二三知己时，她就恍如变成另一个人，谈笑风生，妙语如珠。
被误解惯了的张爱玲十分认同这篇文章的描述，甚至在她母亲病重时，她还特意将这篇文章寄给母亲，可见此文在她心中的重要意义。
除了各怀鬼胎的“恶意揣测”，误解有时也会来自心浮气躁的“断章取义”。
1952年，张爱玲拿了香港大学给她的复学通知书。之后，她便离开让自己红得发紫的上海，来到香港，靠翻译美国文学作品为生。她期望在这里过上自己渴求多时的“冷清的生活”，虽然大部分港人都未曾读过她的著作，但还是有不少热心的“粉丝”会伺机寻求见偶像的机会。当时香港有位有名的女星叫李丽华，她“听说爱玲性情孤僻，绝不见生客”，便央求与张爱玲熟络的宋淇夫妇代为引荐。
到了约定的那天，李丽华早早从九龙过海赶到宋淇夫妇的家里，她打扮入时，讲话斯文，一看就是精心准备许久的样子，而张爱玲却过了很久才来，再加上她有深度近视，却又不喜欢戴眼镜，所以漂亮的李丽华在她看来也只是一片“华丽的光影”。
更让李丽华尴尬的是，才坐了一会儿，张爱玲便以有事为由离开了。读到这里，人们不禁揣测：在著名影星面前尚且这样，那面对凡俗众生，张爱玲的孤傲就更在情理之中了。加上胡兰成曾说过的：“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这一切似乎都坐实了张爱玲的孤傲。
事实到底是怎样呢？也许我们应该耐心一点，把故事读完，听听张爱玲自己的说辞。那天虽然没和李丽华久谈，但她却毫不掩饰对李丽华的深刻印象。第二天和宋淇夫妇见面时，她说李丽华在她心中“渐渐变成立体了。好像一朵花，简直活色生香。以前只是图画中的美人儿，还没有这么有意思”。相形之下，她倒有点紧张和局促。
张爱玲向来怕见生人，这和她童年的诸多经历有关。喜怒无常的父亲和生性狠毒的后母让她变得敏感而小心，一次被父亲毒打并监禁半年后，她从家里逃到生母黄逸梵的住处。张爱玲迫切地想向母亲倾吐自己的点滴心情，于是总找机会和母亲说笑，但母亲却因为那些年心情烦闷而无心倾听，她甚至告诫张爱玲：“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这些经历使得张爱玲在待人接物时显得异常拘谨，不爱说话，怕人家嫌烦，渐渐就养成了轻易不见生人的习惯。
完整地听完这个故事，我们也许才能更加宽容地将张爱玲描述成一个有点害羞、不善交际的“孤独”之人。至于“孤傲”，其实和她并不沾边。
有许多作家、明星将自己作为最重要的作品进行创作和经营，公众也乐意为他们的这种角色扮演买单，但天生一副赤白骨头的张爱玲，在生活中却并不懂得如何去扮演人们臆造的那个“张爱玲”。她牢记母亲略显无情的忠告：“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既然自己没有清高的天性，那就别把目光投向虚无缥缈的地方。胡兰成说她是“临水照花人”，但她生命里的大多时光，却是在书案前度过的。
张爱玲只是一个聪明而敏感的孩子，她虽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但更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她会在早期的文章里嗔怨自己“写了那么多爱情，却没有恋爱过”；她会像每个有追星梦的女孩一样做张恨水的“铁杆粉丝”；投稿得了奖，她会欢天喜地地拿奖金去买中意许久的唇膏；明明出身名门，她却调皮地自我调侃：“我们这种小市民……”
这样可爱可亲的一个女人，哪里会是孤傲的呢？
第3章 另类，有所贪恋才可爱
张爱玲的“另类”并不仅仅体现在她无匹的文学才华上，她的审美、衣着无不显露出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古怪”。
“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这似乎并不只是一个小姑娘偶尔为之的任性宣言，她当真是这么做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张爱玲并称“四大才女”的潘柳黛就曾在《记张爱玲》里写道：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个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色坦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妆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道：“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由于潘柳黛对张爱玲的成见颇深，所以她的话我们不免要打了折来听，但张爱玲自小喜欢奇装异服的事倒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她的弟弟张子静就曾直言：“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和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服来说罢，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
多古怪呢？旗袍外面套短袄只是小菜一碟，更有甚者，“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钮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这样的衣服在今天看来没什么特殊，但在那个年代，却已是十足的奇装异服。
这或许和张爱玲的母亲有关。她的母亲黄逸梵酷爱裁剪，常常买一堆布料回来自己动手设计。出国游学时，黄逸梵在给张爱玲的信里也离不开衣服和时尚：想学皮革制作，想开家卖皮手袋的店铺……她甚至当真从马来西亚买过一箱蛇皮打算做皮包。耳濡目染中，张爱玲对新奇的衣裳有了一种“偏执”的热爱，即便只是去巷口买一份臭豆腐，她也会盛装出行。
除了母亲的影响，张爱玲对另类服饰的钟爱也许还要从她的做人哲学里一探究竟。还是以潘柳黛和张子静两人的说法对照着看好了。潘柳黛记得在张爱玲出版《传奇》时，曾穿着奇装异服去印刷所校稿，引得所有工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她刻意将自己“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好与书名《传奇》相吻合——这在今天看来也算得上是一场高明的营销事件。有人不解，追问她为何如此，她则回答：“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呢？”
潘柳黛描写张爱玲时向来喜欢添油加醋，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张子静的描述：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样的说法相对更值得信赖一些，毕竟张爱玲不是那种会轻易说出“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的女人。从张子静的这番转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年轻时的做人哲学：绝不默默无闻，即使走另类路线，也要被人知道。这种人生哲学在今天看来并不值得称道，但对那时的张爱玲来说，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更何况，她所追求的这种另类，除了衣饰，更多的则体现在了她对文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上，这对读惯了迂腐文字的读者来说，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在自己对“奇装异服”的偏执上，张爱玲也曾做过侧面的“辩解”：“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携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所以，对不善用交谈解释自己的张爱玲来说，她是在用穿衣“扮演自己”呢！
衣饰上的另类我们还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去解释，但对金钱的“狂热”，就只能从价值观上分析了。是的，除了奇装异服，张爱玲的另一个另类标签就是：拜金。
张爱玲的拜金似乎从出生时就注定了，抓周时，她没有选择后来让她享誉世界的笔杆，也没有沉迷于女人偏爱的刺绣，而是死死地抱住了一块代表金钱的小金镑。这似乎预示着她从小就会是一个“财迷”。
当然，张爱玲自己也从不否认这一点，她在文章中说：“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激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她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钱。我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所以，与其用“拜金主义者”这样宏大的词汇来形容她，倒不如将她称作一个坦率的“小财迷”。很多清高的文人嘴上从不谈钱，私底下却为了锱铢利益干下不少苟且之事。从这点来说，张爱玲要比他们真实且可爱得多。
张爱玲爱钱，却并不吝啬，因为她爱的是金钱所能“买到的各种我所需要的东西”。中学时，她画漫画得了一笔5块钱的稿费，她立刻拿去买了一支心仪许久的丹琪唇膏。母亲劝她把那张钞票留下做纪念，她则大咧咧地说：“对于我，钱就是钱，要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张爱玲从不介意别人说她是财迷，她自己也经常拿这点来自嘲。她在家常说希望自己有许许多多的钱，能够买好多好多衣服，装满几个柜子。她姑姑张茂渊调笑她：“不知你从哪儿来的一身俗骨！”张爱玲则笑答：“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人。”
“本是俗人”，这似乎是受尽命运揶揄的张爱玲给这个世界最大的揶揄：那个写下无数惊艳脱俗文字的女人居然这么轻易地坦言自己只是个爱钱的俗人，这实在让许多人感到幻灭。如果一定要帮张爱玲找一个爱钱的“高尚借口”，那我们也许可以从“追求自由”的角度来考量一番：处在张爱玲那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中，买什么都需要申请，想逃离却又受制于经济能力，所以生出“有钱了才有自由”的想法也并不奇怪。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了张爱玲的一两个“怪癖”而费尽心思地去圆自己臆想出的那个完美谎言。连胡兰成都说她是个“爱钱如命”的女人，我们又何必去替她“洗白”呢？更何况，这个说她“爱钱如命”的男人，反而是在金钱上受她恩惠最多的。胡兰成背负汉奸之名在国人的追杀下屡屡逃亡，是张爱玲节衣缩食地支持着他的荒唐生活——那动辄数万元的巨款，是她顶着“财迷”的头衔锱铢必较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