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张爱玲：最是清醒落寞人(4)

童言无忌
1920年9月30日，“与月亮共进退”的张爱玲选择在一个下弦月的晚上，降生在上海麦根路——那时，她的名字还叫张煐。1921年12月11日，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出生。1922年，父亲张志沂任职金浦路铁路局英文秘书，张爱玲便随父迁居天津。1924年，母亲黄逸梵奔赴英国游学，四岁的张爱玲在姨奶奶的看管下开始私塾教育。1928年，父亲辞去职务并搬回上海，母亲也结束游学返回上海。同年张爱玲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1930年，张爱玲插班到黄氏小学读六年级，并正式改名张爱玲。同年父母协议离婚，张爱玲仍和父亲一起生活。
仅从张爱玲十岁前的人生履历上看，并没有太多的亮点或异样。但这种印象多是因为我们离得太远，只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像。我们不妨走近一些，从她幼时“童言无忌”的缝隙里，去听一听这个将来叱咤文坛的传奇女子的一些宿命般的言语。
张爱玲生于上海，但她的童年生活却是在天津度过的。两岁时她就随父亲搬到天津法租界，住在一座豪华的宅院里：朱漆大门、两座石狮、漂亮的喷泉和花坛……颇具贵族气质。但张爱玲却对这些提不起兴趣，每天萦绕在她耳边的是那个只知抽鸦片、背古文的父亲浑浊的吟咏声，三十多岁的人，六十多岁的神态，父亲身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正是幼年张爱玲眼里的世界。大年夜外面的鞭炮声好不热闹，她却在呼呼大睡；等到鞭炮声渐渐稀疏，她却惊醒过来大哭：“热闹已经过去了，没有我的份啦！”佣人赶忙将她抱起，连声宽慰：“小煐子不哭，快穿上新鞋出去玩吧！”她兀自哭着：“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热闹已经过去，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这句话恰是对她身处的家族的最好注脚。李鸿章的时代过去了，张佩纶的时代过去了，张志沂的时代虽然来了，但他却依旧活在过去的荣光里。我们“小煐子”的时代在那时尚未铺展开来，但她却早早地感受到了“穿上新鞋去追赶热闹也不可得”的悲凉。更悲凉的是，当她晚年早已不再贪恋繁华与热闹，只希望在遥远的异乡土地上安享宁静时，她却不得不面对跳蚤长达二十三年的骚扰——那时经济拮据的她买新鞋的唯一原因就是：旧鞋她已经不敢再穿了。
当然，张爱玲幼时也不总说这些和年龄不相称的感慨。搬进天津这座宅院后，她每日都要佣人将她抱到铜床上一边嬉戏一边学背唐诗。
张爱玲虽然天性聪颖，但却十分懒惰，为了鼓励她学习，女佣规定每认得两个字，便给她两块绿豆糕吃。自幼对文字有着独特感觉的张爱玲喜欢给这些佣人们取外号，一个额头上有疤的高个女佣被她唤作“疤丫丫”，一个略通文墨，常给张爱玲讲《三国演义》的男佣被她固执地叫作“毛物”，谁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张爱玲却乐此不疲地将他的一家称为“二毛物”“三毛物”“毛娘”……有趣的是，后来“疤丫丫”就嫁给了“三毛物”。从这些古灵精怪的称呼里，我们看得出：早熟而敏感的张爱玲其实并不缺乏童真童趣。
张爱玲有个小自己一岁的弟弟：张子静。子静大眼睛，长睫毛，白皮肤，生得十分清秀，很像跳蚤他美丽的母亲。作为一个漂亮的小公子，子静很受家里人的喜爱，所以就连他的贴身佣人张干也因此骄横起来，相比之下，张爱玲的佣人何干则要唯诺许多。四岁的张爱玲渐渐意识到家里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便想方设法地和张干争论。张干气不过，赌咒道：“你这脾气只能住独家！希望你将来嫁的远远的，弟弟也不让你回来！”
虽然为了争个男女平等，张爱玲总爱和弟弟作对，但她却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弟弟的疼爱，她在《弟弟》里写道：“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鸣鸣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据说张干能从人抓筷子的位置预测未来，一次，她骗张爱玲说：“筷子抓得近，以后嫁得远。”
张爱玲赶忙将手指往上挪：“那抓得远呢？”
张干大笑：“那当然嫁得更远了！”
张爱玲气得说不出话来。她不知道的是，自己将来当真嫁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再也不曾回来，也再没有见过自己这个“秀美可爱”的弟弟子静。
所以说，童言虽无忌，却常常透露着命运的秘密。
当然，四岁的张爱玲并不懂得这些玄妙的道理，她更不懂得父亲荒唐的世界。父亲到处寻花问柳，还在外面养了一位“姨太太”，他甚至还带张爱玲去姨太太的住所玩过。张爱玲的母亲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不再理会，她一心想着伺机离开这个陈腐的家，离开堕落的张志沂。机会很快就来了，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要去英国留学，需要一位监护人陪同，黄逸梵主动请缨，很快便踏上了远行的航船。
母亲远走后，父亲干脆就让姨奶奶搬到家里来住了。这位姨奶奶一开始对张爱玲还是不错的。相比漂亮的弟弟，她更喜欢张爱玲，每次去舞厅跳舞，她都会带上张爱玲。高兴时，她还会给张爱玲做时髦的衣裳，每次她都会逗问张爱玲：“看我待你多好！你妈妈替你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会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你妈妈？”被“收买”的张爱玲立刻回答：“喜欢你！”那时的她沉浸在拥有新衣服的喜悦里，未曾感到不妥，但长大后，每每念及此事，她都会觉得不安，仿佛做了很对不起母亲的事。
这份愧疚也许源自多年后母亲重病时，窘迫的张爱玲只能寄去区区100美元的支票。所以她才一直对童年的妄言耿耿于怀，心心念念着：“若是当初自己说的是喜欢母亲，也许母亲的结局就不会这么凄惨了。”
是的，张爱玲幼时无忌的童言总是萦绕着些许宿命的味道，宿命又总是伴随着悲哀和无奈。但历经人生的起落阴晴，我想张爱玲早就明白了：哪怕一切注定，也要亲身去一一践行。因为旅途中的风景，只属于望向它的眼睛。赶不上繁华时代，就做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传奇；宿命般远走他乡，也是以爱之名，欢喜满心……这世上有太多懊悔幼时“童言无忌”的宿命女性，但只有充满宿命的张爱玲，写出了《童言无忌》。
不幸的她
在天津的生活随着姨太太的“发疯”而结束，那时，姨太太渐渐暴露张狂的本性，不仅对张爱玲和张子静动粗，甚至还敢殴打一家之主张志沂。这件事的结果是姨太太被家族赶出了门，声名狼藉的张志沂则被单位赶出了门。1928年，张志沂带着八岁的张爱玲和七岁的张子静搬回上海定居。之后，张爱玲先后就读于黄氏中学和圣玛利亚女校。
十二岁时，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不幸的她》，里面的文字让人惊艳，却透露出深沉的哀伤。
“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她坐在船头上望着那蓝天和碧海，呆呆地出神。波涛中映出她的破碎的身影——啊！清瘦的——她长吁了一声！“一切和十年前一样——人却两样！雍姊，她是依旧！我呢？怎么改得这样快！——只有我不幸！”暮色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空中。她只是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的快乐，她耳边仿佛还缭绕着那从前的歌声呢！
小说里那个年轻的，向往自由的“她”为了寻找自由而四处漂泊，但字里行间却充满对童真欢乐的追忆与向往。小说用词之妙、情致之深，都令许多成人感到汗颜。只是，一个十二岁，还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在展露无匹才华的同时，为何又会发出这样沉重的感慨呢？她笔下的“她”的不幸，是否也同样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呢？
“不幸”也许是张爱玲最不喜欢，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宿命”。父母为她取名“瑛”，意为似玉的宝石，却没有给她足够的珍视。十岁那年，母亲黄逸梵一时兴起给她改名为“爱玲”，这似乎也是她留给女儿的最后一件“礼物”，因为就在那一年，她和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正式离异。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年代。所以，女作家闫红说造成张爱玲父母离异的第三者，不是某个人，而是“新时代”。
父亲张志沂虽然眠花宿柳、不求上进，但古文尚佳，小有才情，换到魏晋兴许能博个“真名士自风流”的雅号，但他的一切都是与古代相宜的。而母亲黄逸梵则是一个叛逆且时尚的现代女性，她是胡适的牌友，是徐悲鸿夫人蒋碧薇的闺蜜，向往自由的她完全接受不了张志沂的花心和种种旧时代的恶习，所以早在张爱玲4岁时，她就趁着小姑子张茂渊出国留学的机会，以监护为由跑去了英国，这一去就是4年。当她在英国欣喜于丰富的现代艺术、礼仪、社交生活，甚至因为觉得原名“黄素琼”不够浪漫而改为后来的“黄逸梵”时，她无力也无暇去预测张志沂的心性会因她的逃离而产生怎样可怕的变化。
张志沂本来就因郁郁不得志而脾气不好，加上妻子的冷淡与逃离，他就愈发放纵自己：毒瘾日深、沉迷赌博、将姨太太带回家……直到后来姨太太大闹门庭被驱逐，他自己也因毒瘾太深而病重时，他才感到后悔与自责。搬回上海后，他写信给妻子道歉，并承诺痛改前非，妻子也答应了他的请求，结束留学生活回到上海。但好景不长，早已朽坏的张志沂很快就对自己的“毒誓”反悔了，他甚至还想出了不出钱养家，逼迫黄逸梵花光积蓄依附自己的昏招。最后，心灰意冷的黄逸梵请律师逼他协议离婚。
离婚后张志沂对张爱玲姐弟的教育全凭心情，高兴时带他们背背书，不高兴时就斥责殴打。看到女儿十岁了还在家里闲着，母亲黄逸梵便偷偷将她带去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在填写姓名时，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不甚响亮，便自作主张地填上了张爱玲的英文名Eileen的音译：“爱玲”。后来，黄逸梵多次想更正这个略显潦草的取名，但却因为张爱玲出名太快而不了了之。
就在张爱玲还没断断续续地享受够母亲这“潦草”的爱时，黄逸梵再次远行，这次踏上的是法国的土地。张爱玲的不幸远未结束，就在她写出《不幸的她》的第二年，她就要面对一个更不幸的，甚至是可怕的名词：后母。
1934年，张志沂迎娶了民国总理孙宝琦的七女儿孙用蕃。讽刺的是，当时人们盛传“孙家的女儿大家抢”，但惟独这个七小姐是以爱抽鸦片著称的，所以她嫁给张志沂时已是三十六岁的“大龄剩女”了。
也许是愤懑于张家没落的现状，也许是沉迷鸦片太久，性格变得扭曲，孙用蕃一进门就成了张爱玲姐弟的梦魇。孙用蕃经常羞辱家里的佣人，对他们姐弟也是多次打骂。弟弟从小逆来顺受惯了，从不吭声，但张爱玲却受不得这种屈辱，总是奋起反抗。但让她感到绝望的是：父亲总是站在后母那一边。
一次，全家一起吃饭，仅仅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父亲就给弟弟狠狠一巴掌。张爱玲看到之后十分难过，将脸埋到碗碟里强忍着泪水，此时后母却阴阳怪气地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打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啧啧！”这一刻张爱玲明白：这个家已经再也没有温情和幸福可言了。
持“天才来自不幸”论调的评论家们或许会欣喜地将这段旧事视为又一例证。但是，倘若就这么粗暴地将《不幸的她》里的“她”与张爱玲画上等号，并因此武断地推导出“家庭不幸造就了孤傲且天才的张爱玲”，那实在令人感到遗憾。心思细腻不代表神经敏感，遇事沉着不代表性格冷漠。心灵鸡汤者教世人感谢苦难，张爱玲却教我们感谢在苦难面前，不曾屈服的自己。
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林林总总地记叙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后，忽地感慨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这好像更加印证了童年苦难造成她悲剧人生观的说法。只是，张爱玲的重点不在磨难，而在人生。喜欢把注意力放在苦难身上的人往往会忽略她之前的那句：“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计较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读书就像唱歌，没耐心听完前奏就直接唱副歌的人，哪能了解一部作品真实的情感与况味呢？虽然张爱玲的不少文字都充满人生的苦涩与残酷，但她更不缺希望与温情。在《不幸的她》里，除了前面那段夹杂宿命悲凉的感慨，更有充满温情的描写。
船中坐着两个活泼的女孩子，她们才十岁光景，袒着胸，穿着紧紧的小游泳衣服，赤着四条粉腿，又常放在船沿上，让浪花来吻她们的脚。像这样大胆的举动，她俩一点也不怕，只紧紧的抱着，偎着，谈笑着，游戏着，她俩的眼珠中流露出生命的天真的诚挚的爱的光来。
所以，虽然张爱玲的童年充满不幸，但在她单纯的眼里，世界依然是如此美妙动人，丝毫没有被现实的阴影所遮蔽。这份历经风雨却不染风霜的纯粹，才是她灵魂深处最弥足珍贵的璞玉，也是她文字里除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惊艳之外，最值得我们细细品赏的温润质地。
天才少女
当然，人们不免好奇，为什么从小经历家庭的种种磨难，张爱玲依然能保持清澈无染的心性呢？
答案是文字，文字就是张爱玲的救命稻草。
十二岁起，也许更早——也许从她正式被称作“张爱玲”开始，她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倾城之恋。只是，她热恋致死的对象不是某个将要伤害她的男人，而是文字。有些人生来就被缪斯把着手，因此他们写出的每个字都能开出花。
当然，文字带给张爱玲的并不只有鲜花。有些人在生活中困窘不如意，只能将自己放逐到文字的天地寻求庇护；有些人偶然间发现了文字世界的奇妙，竟然渐渐学会了如何自动屏蔽外界的风雨。这两种情境看起来类似，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原因和结果。
张爱玲很幸运，是后者。
文字的柔和温暖，给了张爱玲在苦难面前继续执拗下去的勇气。勇气积聚在心，就成了一辈子改不掉的脾性。
1931年，十一岁的张爱玲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逐渐开始显露自己非凡的文学才华。那时的她已经可以画一手很好的铅笔画，钢琴也弹得不错，但张爱玲最大的爱好却不在此，她更喜欢看小说，《红楼梦》《广陵潮》《泪珠缘》《日出》都是她的挚爱。这使得张爱玲在历来轻视国文教学的圣玛利亚女校，显得十分另类而突出。
一次，老师在黑板上给他们写了两个题目，让他们任选一题作文，也可自己命题。那些说惯了英文的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多“惨不忍睹”，但张爱玲自己命题的《看云》则让老师汪宏声为之惊叹，虽然别字较多，但“神情潇洒，辞藻瑰丽”，所以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面对褒奖，这个坐在最后一排的，瘦骨嶙峋的少女却没有丝毫的表情，她像往常一样“沉默而懒惰”。沉默是说她不爱参与活动，不爱交朋友，懒惰则是说她经常不交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