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事找到陈志，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有两三天没见过陶运来了。找到陶运来妻子一问才得知，两天前陶运来跟妻子说厂里有急事派他去甘肃出差，不能在家过年，之后便匆匆离开了。
陶妻还在电话里埋怨厂领导不近人情，大过年派职工去外地出差。陈志心里“咯噔”一下——作为保卫处职工
，陶运来没有任何需要出差的业务。他挂了电话，赶紧找朱警官。
8
“陶运来这事儿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前陈志观察了他3个月，都没发现任何异常，可年前突然出走，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朱警官说。
两人很快碰了头。陈志想了半天，说元旦过后他让陶运来整理过一份保卫处人员名单，包括从1996年开始在保卫处前身公安科工作的人员。陶运来问陈志做什么用，陈志说，就是上次饭桌上朱警官讲的年后DNA普查的事。陶运来当时只笑着问了一句，“这次连‘自己人’都不放过？”陈志说这是公安局的要求，保卫处人也不多，照办就是了。
不久之后，陈志拿到了名单，没什么问题。交名单那天，陶运来还问陈志，胡斌两年前调走了，用不用把他算上。这本来就是“做戏”，陈志随口说了句“走了的就不用统计了”。这事就算过去了。
让朱警官和陈志弄不明白的是，如果陶运来真有问题，那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该逃走，如果没问题，就该心平气和地留下。时隔一个月突然出走，这算是哪门子事情？
反复确定陶运来已经失联后，朱警官将此事向上级做了汇报。
市局刑侦支队研判案情后产生了分歧，一方面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陶运来与1997年“3·21专案”有关，即便抓住陶运来，警方也没有把握核实案情；
但另一方面，如果事实真如陈志先前所说，那么陶运来具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不能置之不理。最终，市局决定先把陶运来的去向找出来。
协查通报发出的同时，朱警官和陈志前往陶运来的住处，找他妻子了解情况。
对于丈夫的突然外出，陶妻也一脸茫然。朱警官问她最后一次跟陶运来取得联系的时间，陶妻称陶运来离家当晚两人曾打过电话，但陶运来说信号不好，讲了两句便挂了，之后再没打通过。
陶运来此次出走只带了一些衣物，经过仔细盘问，陶妻还是想起了一些细节。她说近一个月来丈夫似乎丢了什么东西，常常有意无意在家翻找。但自己想帮忙找时，丈夫又说：“没事，没找东西。”
陶妻的说法引起了朱警官的注意。反复研判后，他怀疑陶运来很有可能是在找王艳遇害时丢失的那条金项链。向上级汇报后，朱警官带人对陶运来家进行了全方位搜查，果真在床下衣物箱内一件多年未穿过的毛衣内侧找到了那条金项链。
“陶运来妻子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这条项链，但经过受害者家属辨认和技术检测，与王艳姐姐戴的那条的确是同款……”朱警官说。
2005年6月，陶运来在内蒙古赤峰被抓获归案。审讯过程中，那条金项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证据，陶运来交代了1997年初奸杀王艳的全部作案经过。
早在1996年初，陶运来便计划“报复”王艳。原因很简单，他追求王艳，王艳不但拒绝，还“伤害了我的自尊”。
1995年，陶运来23岁，工作稳定后很想结婚。按照当时机械厂规定，职工只有结婚了才有资格在家属区分得住房。那时陶运来住在公安科值班室，早就厌倦了睡到一半被叫起来加班的生活。
在王艳之前，陶运来还追求过两名机械厂女工，但都没有结果。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陶运来是外地农村的，当年厂里的女职工都想找个本地婆家，最好还是双职工家庭，这样父母双方都有退休金，还能帮着照看孩子。陶运来离这些条件太远了。
追求王艳时，陶运来没抱太大希望，只是抱着“广撒网”的目的向王艳发起了爱情攻势。1995年底，他把一些老家的土特产和一封情书托人交给了王艳。
然而，陶运来并没等到王艳的回复。所托之人还说，王艳当时就把他送的礼物和情书一并扔了，还加了句：“连陶运来这号人都敢想我的好事，他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陶运来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恨得要命。
起初，陶运来也没打算把王艳怎么样，只是想找个机会捉弄她一下，比如在下班路上尾随她，趁她不备搞些恶作剧吓她一番之类的。因担心时隔太近会被王艳猜到，陶运来的“恶作剧”一直等到1996年5
月才开始。
陶运来喜欢躲在没有路灯的地方，看王艳出现后便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保持着看得见却看不清的距离，等王艳快到家时再躲起来，好让她兀自紧张一番。
尾随了几次，王艳确实被吓到了。事情闹到公安科，陶运来也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发现，王艳一口咬定了赵金柱，这让陶运来兴奋极了。
陶运来一直跟赵金柱不对付，两人曾因琐事打过架。这次误打误撞扯上了赵金柱，真是求之不得。之后，他在赵金柱宿舍发现了日记，也是毫不犹豫地就把内容泄露了出去。
事情的发展让陶运来很满意，他像看戏一样目睹了王艳的彷徨紧张和赵金柱因“流氓罪”被判刑7年的全过程，心里只觉得两人都是“活该”。
“既然‘仇’都报了，他为何还要奸杀王艳？”我问朱警官。
“他说也是因为那本日记的缘故。”朱警官说。
9
赵金柱入狱后，一切看似已经尘埃落定，但有个念头却在陶运来的心里生根发芽。
“陶运来交代说，赵金柱真是个人才，写的日记比摊上卖的黄色小说还好看……”那晚，在赵金柱宿舍读完那本“意淫”日记后，陶运来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尤其赵金柱杜撰自己与王艳云雨的细节，反复抓挠着他的心。
1997年1月16日，陶运来值夜班（职工夜班时间为15：00-23：00，公安科夜班时间为23
：00-6：00）。那天傍晚，他在邻县和朋友喝过酒，又被拉进一家录像厅看了黄色录像。在回单位值班路上，迎面碰上了提前下夜班的王艳，陶运来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尾随并强奸了王艳。
完事之后，陶运来感到十分恐惧，他在公安科工作，很清楚全国范围内的“严打”行动还未结束。之前赵金柱只是撕扯了王艳的上衣，并说了一句“我要当众强奸你”，便被判了7年，自己这种行径弄不好是要挨枪子的。
陶运来开始恳求王艳原谅，并不断重复自己是因为“爱而不得”才出此下策。但王艳可能还未从恐惧和羞耻中回过神来，一句话也不说，愣愣地看着陶运来。两人僵持了十几分钟，陶运来心乱如麻，决定先把王艳“藏起来”。
王艳从未经历过这种事，像个木偶一样被陶运来摆布。陶运来挟持她去了武装部靶场，麻利地捅开了门锁，转了一圈找到杂物房，把她推了进去。
两人又僵持了一个多小时，王艳依旧一言不发，陶运来逐渐焦躁了起来。大概到凌晨2点，王艳似乎缓过劲来，开始挣扎呼救，毫不理会陶运来求她原谅的说辞。终于，陶运来觉得如果放走王艳，等待自己的必将是牢狱之灾甚至是挨枪子的结局，于是他心一横，再次强奸了王艳，并将其掐死。
干完一切，陶运来准备离开，他担心王艳没死透，醒来跑
掉，便找了根绳子将王艳的双手绑在一把断了腿的联邦椅上。临走前，他瞥见王艳脖子上戴的金项链，觉得应该值些钱，便一把扯下来揣进了兜里。
陶运来回到值班室时已是1月17日凌晨4点，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同事就来接班了。
1月17日上午，王艳的父母因女儿一夜未归来厂里找人，陶运来还负责接待他们。后来辖区派出所和厂公安科组织人手寻找王艳去向，几次路过铁厂武装部靶场，其中有一次众人甚至走了进去，但也只是在场地上看了一圈便走了。
陶运来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半月，一直没有听到王艳被人发现的消息。他很想再去杂物房看看情况，但既不敢看王艳的死状，又担心被人发现，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1997年3月21日，王艳尸体被发现后，陶运来又紧张了一段时间，尤其是警方开始调查职工时，陶运来一度想逃跑。但后来听陈志说那间杂物房塌了，王艳被发现时死亡时间太长，警方没能找到有效线索后，又再次放下心来——作为公安科的一员，他可以第一时间获得警方的侦查消息。
至于那根金项链，最初陶运来准备风声过后找地方卖掉，但后来听闻警方开始查项链的事情，十分后怕，索性藏了起来。不想搬离公安科值班室时手忙脚乱，忘了放在哪里。
时间一晃，多年过去，王艳的案子似
乎已经被人遗忘，连警察也不再来调查了。等2002年机械厂公安科改制，很多专案组的老面孔都离开了，王艳父母也去了省城，他认为自己当年作下的案子就此尘封，彻底放下心来，连那根金项链也不再挂念了。
因此当朱警官说起“重启调查”时，陶运来如同五雷轰顶。他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把自己揪出来，但转念一想，之前的调查进行了几轮，都是厂公安科配合警察在做，自己作为参与者，不会有什么风险。
但2005年初，当听到陈志说保卫科也要纳入调查后，陶运来彻底慌了。冥冥之中，陶运来越发觉得，这次排查就是奔着自己来的。他再一次想到了那根金项链，那恐怕是唯一能证明自己跟“3·21专案”有关的证据，于是又开始四处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
2005年春节临近，陶运来记得陈志说过，节后新一轮DNA筛查就会开始，他最终选择了逃离。
尾声
2005年底，陶运来因犯强奸罪、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陈志和朱警官也因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分别被机械厂和市公安局给予表彰奖励。
2010年，60岁的陈志从机械厂保卫处处长的位置上退休，彻底告别了自己30多年的企业治保工作。退休时朱警官请他喝酒，又聊起2002年改制时陈志执意留在机械厂保
卫处的事情。
朱警官说陈志的侦查意识难得，没来公安机关有些可惜。陈志喝了不少酒，虽然满脸挂着骄傲的神情，嘴上却还是说，自己当年其实就是因为工资高、待遇好才留下的，说是为了查案子，“那只是其中一个主观原因而已”。
当年的“3·21专案”已经随着陶运来的伏法彻底落下帷幕，但赵金柱和陈志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赵金柱依旧见不得陈志，每次发病后，还是会去陈志家楼下叫骂，捡石头砸玻璃。我和同事出警去控制，陈志依旧会嘱咐我们“手底下轻一点，别伤到他”。
2016年初，朱警官到龄退休，所里给他摆了“退休宴”，陈志也去了。宴毕我开车送朱警官回家，路上说起陈志和赵金柱之间的事，朱警官又对我感慨地说，干警察是个良心活，其实陈志蛮适合干咱这行的，一直留在保卫处，确实有些浪费了。
第5章 19次报警都找不到的丈夫
1
2015年8月1日晚上8点，我们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转警，辖区居民杨虹求助，称被丈夫李红军家暴。
杨虹家住在朱雀小区6号楼3层，我和同事孙力赶到现场时，屋里一片狼藉：电视机摔在地上，鱼缸破了个大洞，水流了一地，几条金鱼在地板上躺着。杨虹额头肿起，坐在客厅沙发上哭，李红军则不知去向。
我建议杨虹先去医院，但她摇头，又问她丈夫去哪儿了，她说不知道。孙力让她讲一下事情经过，沉默了好一会儿，杨虹才断断续续地说：李红军傍晚回家找她要钱买麻果（一种毒品），她拒绝，李红军就动手打了她，然后把家里的东西也砸了。
孙力让杨虹跟我们一起回派出所做报案笔录，她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去卧室拿包。我看着满地碎玻璃碴，气不打一处来——那时我手里至少有7起与李红军相关的警情，第一次是2014年5月18日朱雀小区北门烤鱼店的杨老板大早上报警称，李红军砸坏了他店里的卷帘门；剩下的6次报警人都是杨虹，每次都是说丈夫吸毒和家暴。
我跟孙力说：“先不回派出所。”
孙力看我一眼，“今晚搞他？”
“早晚都得搞，正好今晚没事儿，辛苦一下。”然后又转头对杨虹说，“给你老公打电话，说你同意给钱，让他回来拿。”
杨虹点点头，给李红军
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们说人晚上9点回来。我和孙力安排好派出所值班事宜后，便坐在杨虹家客厅，等李红军现身。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9点了，人没回来，10点了，人还是没回来。我让杨虹再给李红军打电话，电话打过去，对方却关机了。眼看时间过了11点，所里有新警情需要处置。我叹了口气，只能跟孙力准备回去。
杨虹送我俩下楼，孙力去远处开车。我站在楼道口问杨虹：李红军最近在做什么？
“除了四处瞎混还能干啥？前段时间说8月初要去重庆涪陵打工，但也没见有要走的迹象。”
孙力开车过来，我把社区民警名片递给杨虹，反复交代“李红军回家马上通知我们”。杨虹接过名片不住点头，嘴里说着“谢谢警官”。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副驾驶一边抽烟，一边翻着手机通讯录，打算联系特情摸出李红军的位置。打了几个电话，有人说他去了重庆，有人说他在武汉，还有人说他可能在沙市躲债，反正没人在本地见过他。又问了几个麻将馆老板，也都说很久没见他人影儿了，一些放过码钱给他的家伙也在找他。
挂了电话，我问孙力最近有没有见过李红军。孙力摇头，说自己还有两起警情与他有关，也找不到人。“都这样了你也不急，真能坐得住。”见我有点抱怨，孙力笑着说：“不是不找，是真找不到，那个
混蛋死了才好。”
我叹了口气，又点了支烟——孙力说得不错，李红军真要是死了，我所有的麻烦也就一了百了了。
其实，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找这个“老毒么子”。
当初，在杨老板报案的次日，我配合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去辖区一家网吧抓“网逃”时，撞见了李红军正在用别人的身份证开卡上网。因为要配合兄弟单位工作抽不出身，李红军身上的案子也不大，又没戴手铐，只能先让网吧保安看住他。但转头等我回来，李红军却不见了，保安说他趁乱跑了。我训了保安几句，他们很委屈，说都知道李红军吸毒，谁敢管他？
回到派出所后我被领导痛骂一顿，之后的几次会上，领导也一直因为这事质疑我的工作态度。我又羞又气，想方设法地找李红军。但邪门的是，自网吧那次“偶遇”后，我竟再也没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