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晚令我恼火的不仅是李红军，也包括杨虹——这大半年里的6次报警，每次都是李红军跑了她才拨110。我叮嘱她无数次，“下次李红军一回家马上通知我”。她每次都说“好”，但下次还是照旧——就在半个月前，李红军用晒衣竿抽得她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她先去了医院，验伤之后才来派出所报案。我无奈地给她做完笔录，又把老话重复了一遍，她依旧说好。等到了这晚却又是如此。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
跟孙力吐槽：“这女的脑袋有毛病吧？！”
孙力说，这倒也正常，涉毒人员的老婆一般都比较纠结：一方面希望警察帮老公戒毒；另一方面又不想老公被警察抓。杨虹八成也是这种情况。
“现在还算好的——以前杨虹从来都是护着李红军，前年广化（派出）所要抓李红军去强戒（强制隔离戒毒），杨虹被李红军打得鼻青脸肿却还帮着他跑路到襄阳——她现在也算是进步了。”
回到派出所，我把警情录入平台，打电话给所领导“批警”时，值班领导看到了“李红军”的名字，问我：“这次人抓住没有？”我只能实话实说。领导不太高兴，让我“发挥主观能动性”，别总是守株待兔指望李红军自己出现。
挂掉领导电话，我长叹一声，去了监控室，调取了朱雀小区两个大门的监控——按照杨虹的说法，李红军晚上7点左右回家要钱，8点左右离开家不知去向——我按照这两个时间段，紧紧盯着屏幕，把两段视频都看完了，完全没有李红军的影子。
保险起见，我到值班大厅把辅警队长叫了进来——他在所里工作多年，之前抓过李红军很多次，肯定不会认错。辅警队长把监控视频也仔细看完了，说没见李红军。
这下我有些迷糊了——杨虹记错时间了？我又把两个监控视频时间向前拉长了两个小时，跟辅警队长瞪大了4只眼睛看下
来，还是没发现李红军。
“她掰（骗）你的吧？”辅警队长问我。可她用这事骗我对她有啥好处？况且她家里被打砸也是真的，她头上还受了伤。
我又想起杨虹半个月前的那次报警，情况也类似——派出所社区面监控可以保存一个月，应该还能找到上次李红军进出小区的影像——于是又翻出报警记录，查好时间，跟辅警队长一起找监控视频。
这次我俩每人“看”一个大门，时长截取了4个小时。忙活了好久，我这边啥也没看到，辅警队长那边只看到杨虹一个人踉跄着走出小区大门。
“这他妈奇了大怪了，难道李红军长翅膀了？翻墙进出的小区？”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或许李红军在这个小区里还有一处落脚地，这两次他压根没有离开朱雀小区呢。
天亮之后，我向领导汇报。领导同意我的判断，让我联系朱雀小区居委会，尽快把李红军找出来送去戒毒。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纳闷：这个小区就在我的管片内，我每天不定时巡逻3次，没事还会着便衣过去转转，一年多了，怎么愣是完全没碰到过李红军。况且，李红军在本小区若有其他房子，杨虹也不应该不知道，为什么几次报警都不跟我说？
辅警队长顺着我的疑惑，说：“你尽快去看吧，看来朱雀小区里八成有个咱都不知道的毒窝。你去找到李红军，顺便把那个毒
窝也掀了。”
2
经过协调，派出所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对朱雀小区里的租房户、外来人口和前科人员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查。可兴师动众忙活一番，除了发现几个藏在地下室里的“晃晃馆”（麻将馆）和几名在册吸毒人员外，还是没有李红军的踪影，也没找到他在小区里的其他落脚之地。
没等领导发作，我就又去了杨虹家，打算质问她之前两次警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大概多久能见到李红军一次？他每次回家的时间有什么规律？你再回忆一下，他有没有常去的地方，或者和哪些人走得比较近？”一股脑问了这么多，我又安抚她，“你也别有啥心理负担，我们抓他也是为了救他，如果放任他这么吸下去，你受罪不说，他本人最后也是个死。”
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跟杨虹说话，但她却一直面无表情，只是目光呆滞地流着眼泪，反复絮叨说丈夫在外面赌博、吸毒，只要没了钱就回来找她要钱，不给钱就用晒衣竿抽她，按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任我口干舌燥，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
这么说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干脆让她领我去李红军的房间，想找找这个家里有什么能找到李红军的线索。杨虹把我领进卧室，语气有些哀伤地说，李红军的东西都在这里，但他已经许久没动过了。
放眼看去，卧室陈设并不复杂：一张凌乱的双人床，
堆满杂物的书桌，立式衣柜，还有三个塞满书的书橱。
“看不出来，你们家里还有这么多书。”我感慨道。
杨虹说，书多数是李红军的，他以前是设计院的工程师，吸毒前喜欢看书，也喜欢存书。
这话令我十分意外——自我来派出所上班起，李红军便是在册吸毒人员，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精瘦、佝偻的身板儿，胡子拉碴，一头乱发，脸色发黑，还有疲倦中带着亢奋的眼神。我以前能见到他的地方也多是公共厕所隔间、晃晃馆、垃圾回收站的角落，非赌即毒——真没想到，他以前竟然也是个知识分子。
我问杨虹：“李红军当初怎么染上毒品的？”
她沉默了很久，方才在我背后幽幽地说，在山东的牌桌上。
关于李红军的过去，那天杨虹没有跟我说太多，可能是这些伤心事她不想再回忆。她只是说，如果当年李红军不去山东就不会迷上打牌，不上牌桌就不会上当染上毒品。吸毒前，李红军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爱读书、不沾烟酒，浪漫、知性、温柔，没有任何坏习惯。
我说估计李红军现在本人都不记得自己吸毒之前是啥样子了，你还跟他过个啥劲，离婚算了。杨虹却叹口气，说还是不想放弃丈夫——她清楚记得李红军吸毒前的样子，她迷恋那种感觉，相信有朝一日，丈夫可以回头，所以下不了离婚的决心。
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
翻看着书柜，想找一下有没有李红军留下的类似车票、消费单据之类的票证，好摸出他最近的活动范围。书多是李红军的专业书籍，也有一些经典小说，很多书的扉页上都印着篆体的“李红军印”，有的还写着“××年×月×日购于××书店”。书柜最下层摞着几捆旧杂志，但看封面，都是十几年前的。
“你看哪本感兴趣拿去读就行，反正这些书也没人看了。”杨虹说，以前李红军对这些书宝贝得要命，还不厌其烦地做了书目。每本书都有固定位置，外人别说拿走，就是想抽出来瞧瞧都得看他心情。“我当年也是爱上他这一点，都说东北人粗犷，但他这一米八的东北大汉，不爱抽烟喝酒却爱读书，衬衫烫得平平整整，还做得一手好菜，心思细得像个南方姑娘……”
我看到一本1986年版的《尼采诗集》，想抽出来看看，不想书插得太紧。一用力，和诗集一同被带出的还有一个相框，黑色仿木质，里面是一张男人的五寸半身照，我一眼认出就是李红军。
“噢，这是他99年拍的，当时单位拍证件照，他顺便照了一张大的留纪念。你看，那时多好，多帅。”杨虹看到我拿着相框端详，就在一旁解释。
的确，照片上的李红军高鼻梁、大眼睛、剑眉，戴金属框眼镜，中分发型，面庞瘦削，应该是未吸毒时拍的——但这张照片又给我些许怪
异的感觉。我盯着照片看了半天，翻过相框，背面角落里印着“重庆大德”几个小字，之后是地址和一串手机号码。我趁杨虹不备，偷偷用手机拍了这些信息。
之后我又跟杨虹聊了一些别的事情。临走前借走了那本《尼采诗集》和另外两本书，约定下月初还她。杨虹似乎有些不舍，但又不好开口拒绝，只是细声嘱咐我说书的年份久了，纸张易破，翻书时一定要小心。
我点点头，再一次嘱咐她：“如果之后李红军回家，务必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杨虹点头称是，我又拿出社区民警名片给她，她却摆手说上次给过了，还在包里。
3
之后，我大概有两个月没见过杨虹——那段时间市里总丢电动车，局里搞专项行动把我抽走。一来二去，直到2015年国庆节后专项行动结束我才回到所里。
回来后的第一次所务会上，领导上来就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我被骂得云里雾里，听了半天方才明白，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李红军又犯事了：他偷了同栋一楼住户的摩托车，还为要钱又打了杨虹两次，甚至在9月25号晚上，差点用绳子将杨虹勒死。好在后来杨虹说出银行卡密码，李红军才放过她。
那次杨虹本没有报警，但第二天上班时，单位同事发现她脖子上有勒痕，细问之下得知事情经过，便帮她报了警。所里领导一听又是李红军涉
案，立马发了火，碍于我当时人在专班，不好直接打电话找我说，一直忍到我回来才发泄出来。
会上，领导不断问我：“李红军到底在哪里？你都做了哪些工作？是抓不着他还是压根不想抓？还有，你跟杨虹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她差点被勒死却不报警？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他是个重大隐患，这样下去说不好哪天搞出人命来，必须尽快把人抓回来！”
李红军偷摩托车和勒杨虹脖子的案子在孙力手里，领导让我和他搭班，我主办他协办。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办公室，从孙力手上接过杨虹和那位摩托车失主的笔录材料。孙力说，其实两起案子都没啥难度，条理清晰，证据齐备，唯一难点还是在于李红军的去向——他偷摩托车的案子立案后局里给他上了“网逃”，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他抓回来。
我心里苦笑，这话等于没说。我问孙力这两起案子案发后他有没有设法找过李红军，孙力说找过，但就是找不到。
“摩托车被偷的监控在哪里？顺线追了没？”
孙力说追了，摩托车上了国道之后便追丢了。我叹了口气，让孙力把截取的盗窃摩托车监控调出来给我看。
按照监控视频上的时间，2015年9月17日凌晨3时10分，李红军头戴鸭舌帽进场，在朱雀小区南广场附近徘徊一阵后走向6栋。那栋楼前没有监控，但两分钟后，南广
场监控拍下李红军驾驶摩托车穿过，3时15分，小区东门监控拍下李红军驾车出门，沿公路径直向东离开。
“你确定这人是李红军？”我问孙力。朱雀小区是老旧社区，南广场上的探头还是十几年前安装的数字模拟型的，夜间拍摄的效果很差。视频里的人戴着鸭舌帽，拍不到正脸，即便我对李红军印象颇深，也无法通过视频确定此人就是他。
孙力说，他也不能确定这人是李红军，但所里同事听失主说是李红军，就找杨虹过来做过辨认。杨虹一眼就认出了那顶鸭舌帽，确定这人就是她丈夫，为此还给失主赔了3000块钱。
“李红军之前有过盗窃电动车、摩托车的前科吗？”我问道。
孙力说有过两起盗窃电动车电瓶案，都是“治拘”，最近一次是去年3月。
“这就更不对了，”我说，“从监控上看这人从进场到出场一共用了不到5分钟，除去路上时间，撬开摩托车只用了1分多钟，明显就是个惯犯，而且手段高明得很，李红军有这本事吗？”
孙力说这点他也注意到了，但一来失主怀疑李红军，因为整栋楼就他吸毒，之前还跟失主打听过摩托车情况；二来李红军此次作案距离上次盗窃电动车电瓶已经接近一年，真要有人教他“技术”，一分钟撬开车也不是难事；三来杨虹咬定说那顶鸭舌帽是她在夜市买的——如果不是李
红军的话，杨虹为什么要主动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领导那边的意思是，盗窃摩托车的案子暂时先这样放着，看之后李红军还偷不偷，如果再偷，迟早有天会被我们抓住尾巴。所里针对李红军和杨虹的问题开了几次会了，大家一致认为要抓李红军还是得从杨虹身上想办法。”
的确，眼下唯一与李红军发生过直接接触的人也只有杨虹。但事实上杨虹一直没有配合过我，我甚至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压根儿就不想让我抓李红军。
我将之前她的数次报警和查监控、查小区的事情讲给孙力，孙力也不解了：“你和杨虹接触的次数多，是否发现她这个人有啥异常？你是否想过，会不会是杨虹报假警？李红军这人，是否真的出现过？”
“8月1日晚上的现场是咱俩一起出的，情况你也看到了，难道是杨虹自己搞的？她这样做的动机何在呢？诬陷老公吗？”
孙力却说，9月底那次杨虹同事报案后，技术队的胡法医按程序来看过杨虹脖子上的伤，也问了一些情况。当着杨虹面胡法医没说什么，等杨虹一行人走了，胡法医才私下跟他说，杨虹脖子上的这道勒痕有些奇怪——按道理，人被绳子勒住脖子后，会下意识地用手指去抓绳子，勒痕附近通常会同时伴有指甲造成的伤疤，但杨虹脖子上没有抓痕，至少很不明显，所以胡法医怀疑这道勒痕
是杨虹自己搞出来的。
当然，这也可能跟杨虹来派出所的时间有关。根据笔录材料，李红军找杨虹要钱是9月25日晚上，那天是周五，之后双休，同事发现杨虹脖子上的勒痕是周一下午，间隔两天半，杨虹还去医院抹过药，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伤痕形态。
10月12日，我和孙力一起去了杨虹家。我带着之前借走的书，见面先跟杨虹表达了超期归还的歉意。杨虹笑着说：“没事儿。”
孙力在客厅跟杨虹聊李红军的事，我进卧室把书放回书架。前两本书的位置我都记得，放《尼采诗集》时，我记得旁边应该是李红军的相框，但找了半天却没找到，便喊杨虹进来帮我一下。她闻声而至，顺手把《尼采诗集》插在了书架上。
看是这样，我只好直接问她：“李红军那张照片在哪里？我想再看一下。”
杨虹却面露迷茫，问我“什么照片”，我说，就是之前那张放在相框里的，李红军1999年拍的半身照。听罢，杨虹从书柜里掏出一本影集，从里面拿出了那张照片。说前几天整理书柜时不小心把相框玻璃摔破了，就把照片直接夹在了影集里。
我又看了看照片，确实就是一张放大的证件照而已，似乎也没上次那种怪异的感觉了，便把照片放了回去。
那天孙力跟杨虹聊了一个多小时李红军的去向，杨虹从头到尾还是说着之前跟我
说过的那些车轱辘话。见问不出什么，孙力就问杨虹要李红军父母或其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杨虹说，公婆几年前便去世了，李红军还有个姐姐，一直在黑龙江工作，前几年逢年过节还会打个电话，或来看看他们两口子。说完去拿了家里的通讯本，找了半天，给了我们一个座机号码。我问有没有手机号、微信之类的，杨虹说以前有手机号，但后来李红军赌博吸毒，总打电话找姐姐借钱，姐姐换了手机号就没再告诉过他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