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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同情王安平的遭遇，但眼下能做的，也只是处理他跟刘良可打架一事。
我劝王安平想开一点，“大丈夫何患无妻”，没必要跟刘家人较劲。至于那笔钱，也不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有赚钱的手艺，没必要太在乎。要是真放不下，可以找律师处理，自己不要冲动，如今也不是一个靠拳头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了。
王安平也点点头，说
打架这事儿处理完了自己就去找律师。
等到晚上9点多，给刘良可做材料的同事终于从楼上办公室下来了。我问他情况怎么样，同事苦笑着说，刘良可简直就是个老“财迷”。说着，他把笔录材料递给我，让我自己看。
笔录其实也没太多内容，除了当天王安平和他打架的情节外，刘良可只提了几句钱的事情。他承认王安平之前确实在他那儿放了一些钱，前后大概12万，但这笔钱他都给了女儿刘欣，所以这笔钱王安平应该找刘欣要。
我笑了笑，问同事打架这事儿刘良可想怎么处理？同事说法条讲过了，刘良可说，只要王安平不要那笔钱了，打架这事儿一笔勾销；如果王安平要钱，那他就追究到底，不谅解不和解，只求拘留王安平。
我说刘良可还真是净想好事，拘留几天换6万块钱，这事儿王安平能愿意？他拿了人家钱还给人家就是了，闹这些做什么？同事说刘良可心里其实另有盘算，只是没法体现在笔录材料里而已——刘良可也知道自己理亏，但又确实不想从自己身上“割肉”。再一想，刘欣之所以跟王安平离婚，是因为那个美容店老板答应娶她，既然这样，这笔钱就应当那个美容店老板来出。一来免了自己“割肉”，二来也让新女婿证明一下自己的“诚意”。
我说那王安平这边呢？刘良可就不念这些年跟王安平之间
的情义？同事摇了摇头，说刘良可想得也挺“通透”，他说王安平终究是外人，迟早有一天会走掉的，他之前管吃管住这么多年，也算待王安平不薄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王安平也没必要为这事儿恨他。
说完这些话，同事拍了拍我的胳膊，说他俩这事儿就这样吧，“处理完该咱处理的事情，其他的咱也别多问了”。
最后，王安平没有同意刘良可提出的要求，坚持索要那6万块钱。我们又劝了刘良可一番，看实在说不动，也只好按照相关法律走完了程序。
离开派出所前，王安平说这事儿没完。我只能劝他先别冲动：“按我之前和你说的，去找下律师吧。”
转过年的1月，律师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最近注意一下王安平的情况：“他这事，有些麻烦了。我怕他想不开走极端，还是有必要给你提个醒的。”
我忙问怎么了。朋友告诉我，王安平找到他之后，讲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自己的利益诉求。起初，律师也就当成一件普通的离婚官司来办，可调查后才发现，王安平与刘欣当年根本没有领过结婚证。
我吃了一惊，问他有没有搞错？律师说他特意查了几遍，后来王安平也承认了，说当时两人只是摆了酒席，并没有去民政局领证——因为刘良可告诉他，当年他是被刘家领养的孩子，与刘欣属于“近亲属”，因
此暂时拿不了结婚证，需要之后“解除领养关系”才行。
我问律师这话有依据吗？
“有个屁的依据！”律师也愤愤不平，“法律规定的禁止结婚条目限制的是‘血亲’，王安平与刘欣本就不是，所以也不存在‘解除领养才能结婚’的问题。刘良可这样说，不知是什么目的。”
而因为两人没领过结婚证，法律上也就不是夫妻，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分割的共同财产。我退了一步，问王安平放在刘良可那里的那笔钱呢？算赠予，还是出借？
律师却说，“什么都没法算”，一来王安平早就拿不出转账记录之类的证据了，二来其中还有7万多是以现金形式交给刘良可的，现在根本没法证明。
我感觉情况不妙，又退了一步，问那笔钱能不能未来算作刘良可的遗产？“毕竟领养子女与婚生子女在财产继承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刘良可百年之后，王安平也能通过继承遗产挽回一点损失。”
律师却冷笑了一声，说王安平就别想了。“刘良可当年根本没有给他办理过《收养证》，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两人从来就没有任何关系。”
我登时愣在了那里。
“王安平又去美容院找过刘欣和那个老板，钱没要到，反而挨了那人一顿打。他最后一次在我这儿时说，他必须要到那笔钱，那是他最后的尊严和希望了，否则就要杀了刘良可全家！”律师在电话里
对我说。
我问他，当时王安平这话听起来是气话还是要玩真的？电话那边安静了片刻：“真不像是说气话……”
“情况告诉你了，怎么处理你看着办吧。”挂电话前，律师朋友对我说。
7
我把王安平的情况通报给了上级，所领导经讨论认定此事的确存在风险，立刻安排人手进行接触。
我也想去找王安平，但却再也找不到人了。他从律师那里走后，便凭空消失了一般，电话没人接，去住处找，邻居说已经很久没见他回来了。朋友们都不知道王安平去了哪里，我发了很多条短信试图开导他，也如石沉大海一样。
我和同事去找刘良可，劝他斟酌一下，没必要把事情搞到这种程度。然而刘良可却一脸怨气，说自己抚养了王安平这么多年，留个十几万算什么？“想当初家里那么困难……”
我说现在离婚与存款这两件事凑一起了，我们也是怕王安平想不开。
刘良可却说：“我还想不开呢！养了他这么久，不该回报一下吗？”
我气不打一处来。同事还耐着性子，劝刘良可换个角度想一想：“单从钱上论，王安平把打工挣来的钱都放在你这里，是把你当亲爹看待。你女儿新找的那个美容店老板，他能做到吗？”
刘良可听了却有些不屑一顾，说“新女婿”很有钱，单是武汉的房子就有3套，还开了连锁美容院，“王安平那点钱算什么？”
同事也有点生气，说：“你既然看不上就赶紧还给他算了！”刘良可却又打着哈哈说：“想要钱的话就去让那个美容店老板给。”
这边说不通，我们又去找了刘欣，费了一番周折才见到了本人。同事劝她看在与王安平往日的情分上，把钱还了算了。刘欣却说，钱都在父亲手中，他并没有给过自己，但她同意再去找“未婚夫”商量。但没多久，刘欣就告诉我们，美容院老板一听“要钱”二字，便连连摆手，说最近生意周转不过来，没那么多现金，况且这事儿跟他自己也无关。
我问同事怎么办，同事想了半天，说没办法了，如实汇报吧。
那天汇报完，我问领导能否使用技术手段把王安平找出来，领导没有同意。因为技术手段只能用在已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上，王安平目前的情况明显不符合规定。
领导也很无奈：“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即便王安平真的要对刘良可一家做些什么，在他动手之前，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
2015年3月18日中午，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刘良可的报警电话，称女儿刘欣在城南租住的一单位家属楼房屋内被人杀害。
接到出警指令的那一刻，我便在心中隐约锁定了凶手。很快，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王安平在本市的另一处住所，并从屋内找到了王安平留下的遗书。
遗书中，王安平详细讲述了自己这
场失败的婚姻以及对刘良可一家的愤恨，并说杀死刘欣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刘良可。
公安局组建了案件专班，派出一组民警24小时保护刘良可夫妇，以防连环杀人案的发生。刘良可也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将存有12万块钱的银行卡摆到保护他的民警面前，歇斯底里地吼着：“我把钱还给他，他把女儿还给我，我们就此两清！”
民警把银行卡塞回刘良可手中，劝他节哀。
我则跟随专班另一组民警全力搜捕王安平。我们在王安平有可能藏匿的几个地点不停地翻找。一个深夜的搜查间隙，我和同事坐在警车里取暖，我点着一支烟，递给同事，问他对这事儿怎么看。同事深吸了一口烟，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唉，没啥可说的，咱的任务是抓人、破案，仅此而已！”过了好久，同事嘬了一口烟，把脸扭向车窗外。
王安平早已扔掉了手机，技术手段在他身上未能奏效。好在公安局发出了协查通告，不久就有了反馈。
最后一个见过王安平的人是邻县的一名船夫，他说3月19日下午，自己曾载着一名身高体形与王安平相似的男子渡了江，但从衣着来看，又不像是潜逃的杀人犯——因为那名男子穿着崭新的衣服，满脸幸福地对他说自己要渡江回家，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爸妈。
我和同事按照船夫说的路线也渡了江，对岸却是
一望无垠的油菜花田。
2015年3月20日傍晚，王安平的尸体在江南岸的一处油菜花田中被发现，身边扔着一个剧毒农药空瓶，经法医解剖后判定，王安平系服毒自杀身亡。
第11章 被毒虫男友拖下水的女大学生
1
2013年6月的一次辖区住宿业例行检查中，我和同事在连锁酒店客房，将刚吸食完麻果的常小斌和一个女孩堵个正着。
常小斌时年29岁，此前多次因吸毒被抓，是辖区派出所的“常客”。我和同事清理现场的间隙，他蹲在地上，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支香烟叼在嘴里。由于打火机早已被同事没收，他拍了拍我的腿，让我把打火机借给他用。我瞪了他一眼，将他嘴里叼着的烟夺下来，喝令他老实蹲着，常小斌这才不情愿地把双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
与常小斌一同被抓的女孩倒是面孔很生，年龄看起来不大，戴副眼镜，满脸惶恐。我问她认不认识我，她怯生生地摇了摇头。客房角落里放着一个行李箱，看颜色应该是女孩的。我以为她是从外地过来的，要过身份证，发现竟然是本地人，名叫王洁，时年20岁。
带着两人返回派出所的路上，我问王洁为何带着行李箱，她支吾了半天，才说自己刚从学校放暑假回来。我问她在哪个学校读书，才知道她还是我的校友。
在派出所的讯问室里，王洁对我说，她和常小斌是3个月前通过网络游戏认识的，得知彼此是同乡之后就见了面，很快就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
我问她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被带到派出所，她说知道，因为吸麻果。我又问她从什么时候开
始吸的，她想了想，说两个多月前。
“是不是跟常小斌成为男女朋友之后才开始吸的？”
王洁沉默了半晌，缓缓地点点头，说，自己第一次吸食麻果是在一家网吧后面，那天她和常小斌一起通宵打游戏，到了凌晨实在困得熬不住了，想回家。常小斌就拉住她，拿出一颗绿色药片，用矿泉水瓶做了个简易吸壶，让她吸一口“提提神”，王洁吸了一口感觉很恶心，常小斌就说没关系，接着吸两口就好了。
吸了几口后，王洁果真感觉精神很振奋，就问常小斌这是什么东西，常小斌说是醒酒药，王洁也没多想。
从那之后，两人通宵打游戏时经常偷偷跑到网吧外面“提神”。
起初，王洁也怀疑过，上网去搜，有网友说那是麻果，但常小斌矢口否认，说麻果是“红色感冒药”一样的片剂，而自己拿来的是“绿色五角星”，完全不一样。末了还补充说，他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不会害王洁，让王洁别多想。
可这谎言很快就不攻自破了——没多久，常小斌手里的“绿色五角星”就变成了“红色感冒药”。面对王洁的一再质问，常小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害怕你就别玩了撒”。
但那个时候，王洁已经离不开麻果了——“不吸的时候，就感觉生活很灰暗，什么都不想做。每天早上醒来，唯一的期盼就是能吸上一口。”
我问王洁这些麻
果从哪里来的？王洁说，最初是常小斌给她的，后来常小斌说自己钱不够，王洁就提出自己去买，但常小斌又说，这种东西只卖给熟客。所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王洁把钱给常小斌，让常小斌去买。
这两个月，王洁前后一共给过常小斌9000多块钱。我问王洁知不知道常小斌找谁买的，王洁摇头说不知道。我又问她，你一个在校学生哪儿来的这么多钱？王洁低下头，说都是家里给的。
2
王洁的家境在本市属于中等偏上。父亲在省城做生意，据说规模不小，母亲是本地某企业的中层干部。
做完笔录后，我联系了王洁的父母，二人听到女儿因吸毒被抓，十分震惊，没多久就赶来了。
一进派出所，王洁父亲就大呼着问女儿在哪。我把案情简要叙述了一遍，两人都不信。王洁父亲甚至一度非常愤怒，说女儿虽然平时有些贪玩，但学习成绩很不错，高考上的是一本。一旁的辅警就说：“吸毒这事儿跟学习成绩没啥关系，学习成绩代表不了道德品行。”
王洁父亲一下就急了，指着辅警骂道：“你把话说清楚，哪个道德品行不端？！”
我赶紧上前把辅警拉到一旁，又转身递过王洁的笔录和尿检报告说：“先不扯道德品行的事，吸毒这事儿已经查实了，你先看看吧。”
王洁父亲还想争论，被一旁的妻子拦住了，让他赶紧看材料。
王洁父亲这才低下头站在值班台前看起来，王洁母亲也一个劲儿地伸过头来想看，但她个头不高，看不到丈夫手中的材料内容，只得不断催问：“到底怎么了？”
半晌，王洁父亲一言不发地将材料递给妻子，伸手从裤兜里掏了根烟，摸了半天没找到火机。我正准备把自己的打火机递给他，他却猛地把烟摔在地上，吼道：“她人呢？看我不打死她！”
他摔烟的动作实在过猛，以至于胳膊落下时，直接把值班台上的电脑显示器碰到了地上。
王洁父亲做了20多年生意，社会阅历丰富。办公室里，他耷拉着脑袋向我道歉，说自己刚才情绪失控了，不小心摔坏了电脑，之后会赔偿的。我说电脑是小事，掉地上捡起来就好，但孩子出了问题，可就不是捡起来这么简单了。
王洁父亲叹了口气，神情沮丧地说，自己这些年也认识一些吸毒的，“一个个活得不人不鬼，哪天死了都没人知道”。平日见到了自己都躲着走，没想到如今，女儿竟和他们沦为一类。
我劝他也看开一点，毕竟王洁年纪还小，又是大学生，可能只是一时走错了路，只要及时干预，还有挽回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