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谷立解释说，打架有两个原因：一是酒店主管一直拖着不给他“转正”，也不退给他“实习押金”；二是主管骂他是“人渣”，他实在受不
了，才动的手。我让他具体讲一下，不想袁谷立一时竟泣不成声，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老袁给我讲的。
按说袁谷立到7月就该结束实习了，但那位主管非说袁谷立属于“两劳释放人员”，能不能转正，他们领导还要“研究”——这一“研究”，便又过去了快3个月。
袁谷立每天正常上班，和正式员工干一样的工作，但每月依旧领着1300元的实习工资。父子俩商量了一下，觉得与其这样拖下去，不如再寻个新工作。
入职时，袁谷立按照酒店主管的要求，缴纳了3000元的“实习押金”。当时那位主管也承诺，如果实习期满后酒店不聘用，会将这笔钱全部退还。可当袁谷立提出离职时，主管却说，酒店并没有决定不聘用袁谷立，现在他要走，属于主动离职，3000块不退了。
袁谷立很生气，打电话告诉父亲。老袁觉得酒店确实坑人，也担心儿子在酒店和人起冲突，劝了两句就急匆匆往酒店赶。没想到还在路上，就听说儿子和那位主管打起来了。
袁谷立后来也说，那位主管一直揪着自己以前被判过刑不放。刚开始说话还算委婉，后来两人越说越急，主管就骂他是“人渣”“垃圾”“婊子养的”，还问他之前酒店夜里丢东西的事情是不是也是他干的。随后，双方便动了手。
一同来派出所的另外
两名酒店员工说，其实酒店根本不存在“实习押金”一说，一直都是那位主管自己收的。大家都交过，但转正之后也都退了，这次也是故意找碴儿难为袁谷立。
我说既然酒店不存在“实习押金”一说，主管收钱这事儿其他领导知道吗？一名员工就说，主管是老板的亲戚，知不知道有什么所谓？随后又说，袁谷立这几个月工作一直很认真，也从不跟其他员工计较什么。
“既然袁谷立这么老实，你们主管为什么还要特别针对他？”我又问。
另外一名员工就说，估计也就是看袁谷立老实巴交，又对自己被判过刑的事讳莫如深，觉得他是个“软柿子”，即便受了欺负也不敢来硬的，所以才这么算计他的。
酒店主管的伤情并无大碍。来到派出所后，却张口就跟老袁要5000块钱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否则就要让袁谷立“坐牢”。
我看着他有些来气，说，你先解释一下之前那笔“实习押金”的事。酒店主管也很硬气，说是酒店的规定。我让他把规定拿出来，他拿不出来，直言说自己是老板的亲戚，可以让老板“马上制定制度”。
“我不管你定什么制度，既然之前没制度你就敢收钱，什么性质你自己想想。”
等我说完，酒店主管出去打了几个电话。回来再跟我说话时，语气明显软了下来。
很快，他就把“实习押金”如数
退给了袁谷立，打架一事也没再追究。倒是老袁执意要塞给酒店主管2000块钱“买营养品”。等酒店主管走了，我问老袁为啥要这样做，他说就算是“封口费”吧，“让他别在外面乱说”。
老袁主动要给钱，我也没办法，只能问他之后什么打算。
老袁又叹气，说袁谷立“学也上了，习也实了”，在外面打工既受人欺负，也不是个长法。他打算再从家里拿点钱出来，让袁谷立在附近租个门面房，开个小饭店，自己干算了。“早上、中午煮个面，晚上卖个消夜，成本没多少，就算赔也赔不了多少钱。”
5
2015年年底，老袁又来找我，说他看到一处不错的门面房，是我辖区内某单位的公产。本来同意租给他了，但后来对方听说是给袁谷立开店用，又拒绝了。
我去了那家单位，负责后勤的王科长直言不讳地说，单位领导有交代，必须审核租客的情况，“不能把房子租给那些来路不明或者有劣迹的人”。我解释说，袁谷立虽然是“两劳释放人员”，但平时行为还是不错的，他爸给他租房真就是为了开个小吃店赚生活，没有其他想法。
可王科长还是一直摆手。最后大概被我说急了，义正词严地来了句：“他租房你们派出所能出担保吗？能出担保我马上租给他。”
我也急了，原本想发火，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只能摆摆手告辞
。
回去派出所我才知道，王科长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公家原因——领导确实让他不要把门面房租给那些“捞偏门”的；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家的原因——门面房隔壁开着间网吧，老板是王科长的嫂子。她一听说“抢劫犯”袁谷立要在隔壁的门面开店，连夜赶去了小叔子家，强烈反对小叔子把房子租给老袁。
老袁得知情况后也深表无奈，说儿子就想本本分分地谋个生计，怎么这么困难。现在连租个房子都被人歧视，“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
我劝他别把这事儿想得这么极端：“我们这里毕竟是个小地方，圈子窄，人也单纯，对判过刑的人接受度很低，这个你得理解，也得接受。”
老袁就不住地叹气。
袁谷立在本地开店的设想最终没能实现，最后，在武汉汉阳的一家美食城找到了工作。我去武汉办事时见过他一面，他请我吃了顿饭，说是自己亲手做的，算是之前对我帮助他的感谢。
聊起过往，袁谷立说，这些年自己真没想到路会那么难走。之前被判刑时，他以为自己只要改过自新，就可以被社会接纳。没想到后面努力想恢复正常生活，却处处碰壁。
我说，这有外界因素，也给你自己长个教训，毕竟，不是每个错误都是一句“对不起我错了”就能弥补的。他连连点头。
袁谷立问我杨晓云和郑强在做什么。我说杨晓云的母
亲病了，他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回了家，想在本地找份工作，情况和你之前差不多；至于郑强，他也跟之前没啥太大变化，“你一定要离他远点，不要和他再有瓜葛”。
袁谷立说自己早就跟郑强断了联系，之前郑强的确找过他，他没搭理。
我一下警惕了起来，问郑强找你干啥？袁谷立说也没啥，就是让他跟着去“跑业务”，但他拒绝了。
我说你做得对，郑强跑的断不是什么好“业务”。
没过多久，郑强主动来到派出所，上交了一份“特种行业申请表”给我。
我看了一眼营业地址，差点以为自己眼花了——当初，那间王科长无论如何都不肯租给老袁的门面房，眼下竟租给了郑强。
我问郑强要开什么“特种行业”，他就指着申请表说“寄卖行”。我问他开寄卖行干啥？他就含糊其词，“为了赚钱呗，还能干啥？”
我忍不住爆了粗口，说你开寄卖行想干啥我能不知道？“在我这儿开寄卖行的有一个说一个，除了收赃就是放贷，没有一家开过3年的。最后老板不是跑了就是被警察抓了，你想要哪个结局？”
郑强却露出一脸无辜的神色，说自己按程序规定来申请开业，我为啥又要为难他呢？我万般无奈给他盖了章，警告他之后在我辖区开店老实一点，别让我逮到尾巴。
郑强前脚一走，我后脚便去了王科长那里。王科长一改上次那般
假正经的样子，推说自己并不知道郑强的情况，稀里糊涂地把房子租了，现在也十分后悔。我说那你可以把房子收回来，不然万一郑强在你这儿租房子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派出所可没法给你出“担保”。
王科长就说合同都签了，现在毁约是要给郑强“违约金”的。况且法律既没有规定郑强不能开寄卖行，也没规定他不能把房子租给郑强。“咱不能把两劳释放人员谋生的路断了不是，那不是逼着他们‘重操旧业’吗？”
这话让我十分恶心，便把之前老袁打算租房时他嫂子强烈反对的事情跟他挑明了，问他，这次是当年的同案犯郑强来租了，你嫂子怎么不反对了？
王科长被我说得满脸通红，憋了半天，冒出一句：“郑强这号人，咱都犯不上为了公家的事情跟他‘结仇’不是？”
我听他话中有话，问他是不是在租房子的事情上受到了郑强的威胁。“如果是的话你跟我说，我现在就带你回派出所取笔录材料。”
王科长又连连摆手，说：“没必要没必要。”
事后我才知道，得知郑强要在自己隔壁开店时，王科长的嫂子又去找了小叔子，王科长最初也不同意。但不久后的一天，王科长家的玻璃半夜忽然被人敲了，他嫂子开的网吧大门上也被人泼了红油漆。白天营业时，还平白无故地多了几个小混子，坐在网吧里占着机器却不上
网。直到王科长同意把门面房租给郑强之后，一切才恢复了正常。
自始至终，王科长和他嫂子都没报过警。我又去找了王科长的嫂子，说起之前网吧被人骚扰的事情。她也压低了声音说，“八成就是隔壁干的。”
我坚持拉她去派出所报案，她却像王科长一样连连摆手，说自己就想安安稳稳开个网吧，“干啥去跟抢劫犯一般见识”。
后记
2016年底，我离开社区民警岗位，带继任社区民警去居委会交接工作。提到社区内两劳释放人员的教育管控问题，居委会治安干事和王科长又一次提起郑强一伙的“恶劣行径”，要求派出所加强管控。
我起先没有表态，继任同事就问郑强的寄卖行所用房产的归属。王科长磨叽了半天，才说是自己单位的公产。同事说租期差不多到了，你把房子收回来就行。王科长却跟同事说，“警察的办法多，能不能你们想个办法？”
同事只能说回去商量一下，之后给他答复。
同事又问我，跟郑强同案的袁谷立和杨晓云的情况怎么样，我说他俩都还好。王科长就插嘴说：“那为啥郑强总是惹事？警察做事就应该因人而异，对特殊的人应该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
我点点头，说：“没错，因人而异是对的，见人下菜就有问题了。”
王科长之后再也没说话。
第9章 一对成功父母养出的疯孩子
1
2014年11月的一天，姜艳跑来派出所求助。她在值班室里哭得很伤心，说自己被“精神病”儿子打出家门，亟须警察帮助。
我在警综平台上查了当事人的档案，姜艳的儿子名叫刘进，时年30岁，并非辖区在册的精神病患者。我问姜艳具体是怎么回事。她说刘进老大不小了，“既不上班也不找对象，整天在家打游戏。今天我就说了他几句，没想到他竟然抡起凳子就打我！”
说完，她把外套脱了下来，右肩和双臂部位几处明显伤痕清晰可见。
“你确定儿子有精神病吗？”
姜艳被我问得有些蒙。我解释说，平台上暂时没有刘进患病的相关记录，如果确定他有精神疾病，我们会按照《精神病人处置措施》协助她送医，如果不能确定，就先按“一般程序”处置。
姜艳沉默片刻，说儿子脾气一直十分古怪，以前也去医院精神科看过，只是一直没确诊。
于是，我便招呼同事，带好装备，和姜艳一起去了刘进的住处，按“一般程序”出了警。
走上3楼，我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位青年，干瘦身材，戴副眼镜，长相与刘进留在警综平台上的照片一致。保险起见，我还是退后了一步，一手按在腰间的单警装备上，另一只手和他隔开安全距离，让他说出自己的姓名。
青年一脸诧异，说自己叫刘进，问我找
他啥事。我看他神色正常，不似精神病人发病，便问他是不是刚才动手打了人？刘进顿了顿，点头说是。
刘进的房间是一套40平方米左右的旧公房，一室一厅。客厅堆满了旧书、成捆的衣服、几样残破的生活用具，还有一台落满灰尘的电脑主机，几个脏兮兮的纸箱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杂物。屋子看起来像搬家后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样子，但从灰尘和污渍看，又似乎是很久之前就搬进了这里。
我让刘进讲讲殴打他母亲姜艳的事由。刘进说，今天母亲来拿东西，进门看见他在打电脑游戏，二话不说就上来扇他耳光。他气不过，就拿起凳子和母亲对打起来——他讲话的语气和表达方式的确与正常人相异，但似乎也到不了精神病人的地步。
在我和刘进沟通的过程中，姜艳不断打断儿子说话，指责儿子，咄咄逼人，一句一个“你爹把你教坏了”。我插话问姜艳“你家这是啥情况”，她没好气地说：“离了。”
鉴于他们的母子关系，姜艳又是受害方，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制止。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再这样下去，可能两人又要打架了。
同事示意我先把姜艳带出去。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那边的刘进就冒出一句“你个老不死的”，抄起了桌子上的烟灰缸径直向姜艳头上砸来。他的动作实在太突然，我只能一把推开姜艳，让烟灰缸砸到我肩膀
上，烟灰和烟蒂落了一身。
看没有砸到母亲，刘进回手又去拿桌上的玻璃杯。同事一边阻拦一边大声呵止。我赶紧趁机把姜艳推出房间，让她先去派出所等我们。
2
回到派出所，同事把刘进带进了讯问室，我则带着早一步回来的姜艳去二楼办公室。此时姜艳身边陪着一位中年男子，自我介绍说是刘进的舅舅，名叫姜涛。
“警官，你都看到了，这像一个儿子该对母亲做的事吗？”一进屋，姜艳就愤怒地向我抱怨。我给她倒了杯水，安慰说：“你儿子可能真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何止是精神不太好，就是精神病！”紧接着，姜艳就相继用了“暴力狂”“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猪狗不如”等词汇来形容儿子。和在刘进家时一样，她每指责一句儿子，后面都要加上一句“就像他那个该死的爹一样”。骂到末了，又加了一句：“他现在这副鬼样子，就是拜他那婊子养的爹所赐！”
我只能等姜艳发泄够了，让她再详细讲讲儿子的情况。
姜艳说，刘进之前也上过大学，但大二便因沉迷网游退了学。后来又送他出国留学，去了一年便回来了。此后就一直赋闲在家，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光景了。他也找过工作，但都没做长，不是嫌累就是嫌离家远，还有的纯粹是因为他不喜欢，便直接离了职。如今，他每天除了打游戏就是看色情电影
，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