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3年7月，袁谷立和郑强缓刑期满，因期间没有再次犯罪，法院最终决定撤销执行为期1年的实刑。按照规定，两人会前来派出所报到，由我给他们建立《重点人口管理档案》——一年前，同案的杨晓云已在建档后远赴深圳打工了。
我先见到了袁谷立。第一次见面，我甚至不太相信，这个和我差不多高，戴着眼镜的腼腆少年，会是个刚刚刑满的抢劫犯。
19岁的袁谷立端端正正地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一板一眼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我让他把当年的案情复述一遍，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事无巨细地讲完。
我又按程序问了他一些诸如“是否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是否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改造”之类的问题。最后，问到他今后的打算时，袁谷立说自己还想上学。
袁谷立犯案前就读于市三中，3年前一落案，就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他说，本来自己学习成绩还可以，这几年也没有放下功课，自己一直坚持在家学习。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
还想上学，总归是件好事，于是便鼓励他不要自暴自弃，之后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交流。
就在袁谷立下楼拍登记照的间隙，老袁低声问我，他儿子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可能回去继续完成学业？老袁又补充说，袁谷立是家族里这一辈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被寄予厚望，虽然之前走了弯路，但毕竟年纪尚小，还想谋个前程。
此前我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只能建议老袁先去三中咨询一下。老袁说他早就去问过了，学校说当年的事情太过恶劣，现在也不同意接收。
“那其他学校呢？”我问老袁。
老袁叹了口气，说能问的都问过了，没有学校愿收。他求我去学校帮袁谷立“说句好话”，也许学校会看在派出所的情面上，对袁谷立网开一面。
我不知道这事儿是否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但看父子俩如此诚恳，也为了之后方便“重点人口”的管理，便答应了下来。
我解释说自己去也只能帮忙咨询，最终结果确实没法保证。即便如此，老袁还是一再向我道谢。
袁谷立登记完好一段日子了，同案的郑强也没来派出所。
郑强有个姑姑在本地，是他唯一的亲戚。我找到她询问郑强的去向，她就像躲瘟神一样，一听到侄子的名字便直晃脑袋，说自己不知道。
一天在辖区网吧做例行检查时，我偶然发现了郑强。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派出所登记，郑
强说忘了。我把他拉回派出所教育了一番，问他今后打算干什么，他说“无事可做”。
“和你同案的袁谷立打算上学，你有没有类似想法？”本着上级对未成年案犯要求的“管理与教育并举”的原则，我还是多问了一句。
郑强脸上写满了轻蔑：“上个屁学，犯事之前就不想上了，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还去找那麻烦干啥？学出来有个鸟用？”
我叹了口气，说不想上学也没事，只要好生待着，别干违法乱纪的事情，按时回来找我就行。郑强一边应付地点点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要点烟。我瞪了他一眼，把香烟从他嘴里夺了下来。
2
我一心惦记着袁谷立读书的事，半个月之后便去了趟三中。校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却对袁谷立回校读书一事坚决不允。
校领导跟我讲了学校的难处——毕竟“持械抢劫”影响恶劣，案发当年，学校的宿舍管理员、班主任、级部主任和分管校领导都受到了相应处分，他们三人的班主任，直接被调离了教育系统。
现在让袁谷立回来读书，学校既无法向在校学生和家长交代——没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刑满释放人员”做同学；也无法向当年被他们牵连的老师们交代——老师们档案里的处分尚在，涉事学生却回校读书了，实在说不过去；再者说，袁谷立当年被开除了学籍，现在入学也不符合高中
生学籍管理的相关程序。
校领导看上去也非常为难，建议我：“要不让他去私立学校问一下？”
等到11月的季度谈话，我没有像惯常那样把袁谷立叫到派出所，而是专门去了他家一趟。一来想看看袁谷立在家的真实状况，二来也反馈一下帮他联系学校的结果。
我到的时候，袁谷立正在餐桌上做题，见我来了，赶忙站起来打招呼。我拿起习题集，是一本文科数学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顺手翻了翻，大概做了一半。袁谷立说自己一直在家里复习，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
我鼓励他继续加油，随后又私下里给老袁转告了之前去三中咨询的情况，建议他去找找那些私立高中，看能不能把儿子塞进去，哪怕多花些钱。
老袁一直抽着烟，听我说完，长叹了一口气，说他已经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他已经在重庆找到了一所私立学校，但因离家太远，还在犹豫。
我说，袁谷立是本地户口，能在重庆参加高考吗？老袁说，学校说按规定是不行，但只要老袁愿意出10万块的“建校费”，他们有路子，可以帮忙操作。
我劝老袁，这事儿得再想想，现在“高考移民”查得严，没听说过花10万就能搞定的。省内也有不少私立学校和“复读学校”，没必要去那么远。
老袁说行不行的还是试一下吧，帮忙办事的是自己一个朋友，“办不成的
话钱能退”。
半个月后，老袁给我打电话，说儿子去重庆了，问我之后的“季度谈话”怎么办。我告诉他可以改成电话访谈。聊了一会儿，老袁一直支支吾吾地不肯挂电话。好半天才怯怯地问我，以后给袁谷立打电话时能不能提前先发个短信。他说自己之所以舍近求远把儿子送去重庆，主要也是考虑那里没有人知道袁谷立犯过事。
我答应了。
之后的几次“重点人口谈话”，袁谷立的精神状态一直都不错。他说自己与同学和老师相处得都挺好，虽然落下了很多功课，但一直在努力跟进。他还说，自己已经有了心仪的大学，以后还要考研究生。
“一定全力以赴！”袁谷立在电话里坚定地对我说。
相比袁谷立，郑强则一直“行踪诡秘”，极少按时来派出所找我。给他打电话，他总说自己忙，我问他忙啥，他就含含糊糊的。
偶然一次机会，我又在辖区的一家饭店遇见了郑强。他不知什么时候把自己身上文得花里胡哨的，正和一帮“社会人”在包厢里吆五喝六。席上还有几张我熟悉的面孔，全是辖区里的不安分分子。
我把郑强叫出来，问他为什么一直躲着我。他推脱说自己是在忙“工作”。我指了指屋里，问那就是你的“工作”？郑强打着哈哈说，都是朋友，凑在一起吃饭聊天而已。
我看郑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心里来气，于是
搭着他的肩膀回了屋里，说：“上季度重点人口谈话你还没做，你平时那么忙，咱俩见一面不容易，要不今天就在这儿把季度谈话做了吧。”
屋里的人都不说话了。很快，一个40多岁、貌似“大哥”的男人站起来，瞪着我，一脸凶相。旁边马上有人拉住他，还有人立刻摆出一副热情的面孔：“李警官，今天怎么有空儿……”一听此言，“大哥”一抹脸上的不快，还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
我把烟接过来，放在桌上，打开录音，跟众人说：“你们先聊着，我和郑强谈个话。”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反倒是那个“大哥”一脸假笑地接了茬：“李警官，按说这个重点人口谈话，不能在公共场所做吧，重点人口也是有隐私权的……”
我笑了笑，说：“你还知道这个，看来也是同道中人？姓甚名谁告诉我。”说完，我便把警官证扔在桌子上。
“大哥”愣了一下，很不情愿地把信息告诉了我。我在警务通查了一下，果然，也是公安网上挂了号的。我问他跑到我辖区来干什么，他就讪笑着说：“朋友聚会而已。”
我看了看桌上另外几个人，又拍拍郑强：“下次我再找不到他的时候，还烦劳各位给我传个话，不然我得亲自去找你们要人。”一众人都连连点头。
谈话当然不会在这里进行，警告的目的达到了，我便起身离开。郑
强出门“送”我，我点了点他，说年纪轻轻，别总给自己“挖坑”。
郑强就抱怨起来，说，不就是上次谈话没去派出所嘛，“又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至于这么整我吗？”
我说你知道就好，下次季度谈话再找不到人，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了。
郑强听罢，没再说话。
3
2014年7月，我和袁谷立谈话时问起他的高考成绩。袁谷立非常不好意思，说自己最终还是没能在重庆本地参加高考，临考试前回了本市。可两地的高考试卷不太一样，最终只考了300多分，没能上得了大学。
我扭头问老袁，之前花的钱呢？老袁一脸怒气，说自己被那个“朋友”骗了。
我说这明显属于诈骗性质，有没有报警？老袁摇摇头，直说“算了算了”。我再问，老袁却不知有什么顾虑，不再接茬儿。
我叹了口气，问袁谷立之后有什么打算。袁谷立没说话，老袁却接话说：“不考大学了，让他学点技术，之后能找个工作养活自己。”他说已给儿子在本地一家有名的厨师培训机构报了名，过段时间就去上学。
我问为何不让袁谷立再考一年，老袁的神情便满是沮丧，说，就算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他可是戴罪之身，以后还有可能翻身吗？”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老袁就失望地看了儿子一眼，说等会儿跟我说。
等我把袁谷立打发出去后，老袁点
了支烟，狠狠吸了一口，才说，这些年其实他一直在四处打听，想问问看之前那个缓刑判决会给儿子的前途带来什么影响。本来他曾乐观地认为，只要儿子在缓刑期内好好表现，不被收监执行实刑，以后也不再惹事，时间一长人们便会忘了。
但，现实却让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绝望。这起刑事案件几乎让儿子“前途尽墨”——无论是升学、当兵、就业、考公、提干，都有一个“无违法犯罪记录”的门槛拦在前面。“就算考上大学，他以后也考不了编制、当不了兵、进不了国企，稍微好点的工作单位都不会要他，还不是得四处打工？与其那样，还不如学个手艺算了。”
我嘴上虽然劝着老袁，但自知这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老袁转而又问我，之前和袁谷立同案的另外两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说杨晓云一直在深圳打工，还算老实。但郑强那家伙不太省心，去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说是当“业务员”，但应该就是在“收账”。身边交往的也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人，我最近打算再“敲打敲打”他。
老袁马上接话，说这个郑强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年，袁谷立其实根本就不缺钱，就是因为郑强的拉拢和威胁，袁谷立才勉强答应去帮郑强和杨晓云“站场”。结果却落到了现在这步田地，算是被郑强害了。
我没有接老袁的话，之前的案
子判都判了，该说的也都跟法官说过了，现在再提没太大意义。我也只能跟老袁说，以后注意，让袁谷立别跟郑强走得太近，断了联系最好。
老袁使劲点头，说儿子早和郑强他们“划清界限”了。
那段时间，我一天到晚都得紧紧盯着郑强。
上次在饭店的“警告”似乎对郑强的效果十分有限。他还在收账，常带着两个“小弟”开着辆斯柯达在辖区里转悠。我问他车子哪来的，他就说“公司”给他配的。
我按照车牌联系到车主，车主在电话里说，车是被郑强一伙“顶掉”的——他之前打牌输了钱，临时从郑强所在的贷款公司借了4000块，这十几万的车子便被郑强等人开走“抵押”了，到现在也不还他。
车主又跟我抱怨了一通他被“黑社会”威胁的经历。我让他来派出所报案，他口头答应了，但最终也没有来。
那段时间，常有人反映郑强等人上门“收账”时泼油漆、砸玻璃，还威胁要“卸人胳膊”。我不胜其烦，找郑强出来问他想干什么，他就对那些事情矢口否认。我暂时没有证据，只能警告他“记着自己现在的身份”。
郑强嘴上答应着，转头，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那时的郑强俨然已成了混子圈里的“后起之秀”，他不但毫不忌讳自己过去的经历，反而将其当成自己的“光荣历史”。据说道上的混子们还挺“尊重”他，
年纪轻轻的，就已有年龄大他一轮的混子喊他“强哥”了。
有一次，一位夜市摊主悄悄告诉我，郑强常带着一伙“兄弟”在他的摊上吃霸王餐。一群人招摇吵闹，故意光着膀子露出文身，吓得其他客人都不敢光顾。我让他下次遇到就打电话报警，“寻衅滋事办的就是他们这号人”。
摊主点头说好，但之后从没打过电话。隔了段时间我问他，是不是郑强一伙不去了。摊主却摆摆手说：算了，在街面上做生意不容易，见谁都得点头哈腰。听说郑强以前坐过牢，心狠手辣，自己不想得罪他。
郑强的“名声”越来越大。领导让我加强对他的管控力度，可我也不太可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去盯郑强一伙。思来想去，只剩郑强的姑姑了。
我找到她，希望她能够帮忙管教一下这个侄子。但郑强姑姑却说自己和郑强没有关系，“以前上学时还回来睡个觉，把我家权当宾馆。现在混社会了，再不回来了”。
我也去找过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他们也说郑强“生性顽劣”，从小就是有名的坏孩子。居委会的治安干事和郑强姑姑住一个大院，跟我列举了一堆郑强从七八岁开始犯下的“劣迹”，什么往厕所里扔鞭炮，偷邻居的自行车……但当我问能不能帮忙看管时，那位40多岁的女干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管不了管不了，他这号人谁敢管？”
说完，女干事大概也觉得刚刚自己表现得有些不合适，找补说，她可以帮忙关注一下袁谷立。我笑了笑，说袁谷立就不用您劳神了。
4
2015年4月，袁谷立从厨师学校学成归来，老袁又开始四处打听给儿子找工作。
本地小饭店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经营，没人愿意雇袁谷立；想去工厂里的食堂，也被厂领导婉言拒绝了。最后好不容易有熟人在辖区给袁谷立找了一家有些规模的酒店，谈好实习3个月，月薪1300元，3个月后视实习情况转正。老袁高兴坏了。
没想到才过了半年，我便接到报警电话，说袁谷立跟人打架了。
打架的地方就是袁谷立上班的酒店，对方是酒店的一名主管。我赶去时，当事人正坐在酒店大厅的沙发上，用餐巾纸捂着脑袋，身边站着几个酒店保安和工作人员。老袁也在现场，和儿子坐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身边放着一个编织袋，里面是袁谷立的工装和一些生活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