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派出所，张曼交代自己每次接到郑勇电话就去他家，两人发生关系，郑勇一次给她100元钱报酬；轮到郑勇时，他则说自己和张曼在“谈朋友”，那些钱是给张曼的生活费。
公安局认定两人是卖淫嫖娼关系后，郑勇当即提出抗议，
说他真的是在跟张曼谈恋爱。我说：“张曼都承认她来你这儿就是为了拿到100块钱。你见过平时不联系，只在发生关系时付钱的男女朋友吗？”
郑勇依旧不满，嚷嚷着说他真把张曼当成女朋友，不然平时自己都去30元的“爹爹乐”，怎么会给张曼那么多钱？况且张曼每次来都喊自己“老公”，说自己是她的“唯一”。
我说“道友”的话你也信？别傻了，她靠做这行攒毒资，从你这儿拿钱走了再去别人那儿赚钱，也喊别人“老公”，也说别人是她的“唯一”。
郑勇还是不信，我就拿来张曼的笔录给他看，他看完之后，又开始叫骂起来。
5
郑勇已是辖区所有管理者的一块心病。
每个季度跟街道办工作人员开治安联席会议，都避不开郑勇的问题。街道办向我反映，郑勇周边邻居对他意见很大，尤其是女性邻居，生怕郑勇对她们做出什么事，晚上都不敢出门，希望居委会和派出所能想办法解决。
我问居委会那边打算怎么解决？居委会干事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协调郑勇母子的房东在房租到期后收回房子，不让郑勇母子继续居住。“他们母子不是在别处有房子嘛，让他们回自己家住去。”
我想起郑勇那间十几平的小房子，实在不适宜母子居住。有意帮他说句话，便说：“郑勇的户籍地在我这儿，换地儿也换不出我的管区
，到时候那边的居委会也还得找我麻烦。要不咱还是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吧，就当是帮我个忙。”
居委会干事虽不情愿，但也不好直接拒绝我，转而问我有啥办法。我说眼下没啥好办法，郑勇犯了事警察可以抓他去坐牢，但刑期满了就必须放他出来。“他干的那些事也不够在监狱里蹲一辈子的，到点儿还是得回归社会。不过，你们如果发现郑勇再有什么不法行为可以主动举报，算是我们一起管控他。”
听我这么说，居委会干事连忙给我说了很多有关郑勇的“情况”——比如，有居民反映，郑勇经常在没有灯的楼道里蹲着，盯着上下楼的人看，吓得女业主不敢独自回家；还有人反映，郑勇经常趁人不备钻进小广场边公共厕所的女隔间里，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吓得人不敢如厕；还有女性邻居反映，夜里下班回家路上总会看到郑勇，一边冲她笑一边用手在裤裆里鼓捣……
实际上，这些情况我们以前都有所耳闻，甚至有一次，我亲自撞见郑勇往女厕所里跑。那次我把他从女厕所隔间里拎出来，问他没长眼睛还是不识字，郑勇只说自己内急看错了。
这些行为的确已经很出格了，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出大事，但上述行为依然也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没有构成违法犯罪，派出所也没法立即对他采取措施。我也只能跟居委会干事
说，告诉辖区居民，以后再遇到郑勇有类似行径，赶紧打电话给我，我去收拾他。
居委会干事也只好点头说好。
会议最后，我试着问参会的工作人员，方不方便帮郑勇讨个老婆，“郑勇一直说想讨个老婆，也许有了老婆他就好了”。
大伙先是一愣，然后纷纷哂笑着摆手表示无能为力。一位熟悉郑勇的街道办工作人员还跟我讲了有关他讨老婆的往事。
其实，1996年出事前，郑勇有过一个女朋友，但出事后，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郑勇对那个女孩的感情很复杂，精神正常时，说当年是自己提出的分手，因为车祸成了废人，不能耽误人家；但精神异常时，他又吼叫着说那个女的“不是人”，他是因为救她才遭遇车祸，结果出事之后却被她抛弃。
往事无以深究，我只能开玩笑说，郑勇出事之后肇事方不是赔了他一笔钱吗？那个年代，30多万按说也是笔不小的数额，就没有谁因为那笔钱愿意跟郑勇过日子？
“郑勇刚出事的时候，那30来万还真算笔钱，他也还年轻，要么花钱治病，要么趁早娶个媳妇。但那时候他既不忍心治病把钱全花了，也没下定决心娶媳妇。现在可好，这笔钱在手里一个劲儿贬值，那时候还能买套不小的房子，现在能干啥？”街道办干事有些无奈。
干事接着说，早些年郑勇母亲也找过街道办下属的婚介
所，想给儿子说个媳妇，但相亲的人一看郑勇情况便摇头。郑勇本身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常年不佳，需要长期服药却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母子俩都没有固定住房，手头那笔钱够用到什么时候？本地一般女性根本看不上郑勇，偶尔有外地条件有限的女性愿意同郑勇交往，郑勇又怀疑对方的企图。
但这确实也怪不得郑勇。2003年，郑勇经婚介所介绍交往过一个陕西籍的刘姓妇女。刘姓妇女离异后在本地打工，带着一个孩子。了解情况后说自己愿意跟郑勇过日子，郑勇也接受了那个孩子。之后母子俩在郑勇家住了一年半，但两人却始终没有结婚。
后来郑勇说，那个女的是个骗子，压根不想跟他结婚，因为他提了多次去领结婚证，女人都不肯，反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花了郑勇8万多块，大部分用来给那个小孩治病。后来郑勇把刘姓妇女母子都赶出了家门，又来婚介所闹了一场。从此之后，再也没人敢给他介绍对象了。
“唉，他抱着剩下的那笔赔偿款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但说句实在的，现在能跟他结婚过日子的，哪个是看上他的人，还不都是看上他手里那点钱？心肠好的想着那笔钱作为保障，跟他凑合过日子，心肠坏的想着花完他那笔钱再去找下家。别看郑勇伤了脑袋，但这事儿门儿清，他能同意？”
干事又叹了口气，
说这眼下郑勇再想娶媳妇有些不太现实，不如拿这笔钱作为保障，走一步看一步。“女人，估计这辈子和郑勇无缘了……”干事最后说。
我叹了口气，为郑勇唏嘘，但也确实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6
千防万防，郑勇剩下的20万赔偿金最终也没能留住。
2014年10月份的一天，郑勇母亲颤颤巍巍地来到派出所说要求助，值班民警赶忙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了半天，值班民警才明白，郑勇被人“下了套”——说是自己遇到个“发财”机会，把家里的钱全拿走了，现在人也不见了。
警情转到我这里，我赶紧打电话联系郑勇。电话接通了，我问他在哪儿，他磨叽了半天，才跟我说自己在辖区一家酒店的客房里。我问他去那里做什么，他说见网友。我接着问他见网友带那么多钱做什么，他又支支吾吾不肯说。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叫上一位同事赶去了郑勇说的那家酒店。进入客房时，郑勇在打电话。站了一会儿，我隐约听到电话那端一个操广东口音的男子在跟郑勇讲“转账”的事情。自觉情况不妙，强行夺过郑勇的手机，想跟对方通话，对方却挂断了电话。
郑勇被我夺了手机，气得大吼大叫，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抡起客房的板凳就要跟我动手。我和同事把他控制在地板上，过了很久郑勇才平静下来。
没多久，郑勇的
手机又响了，我接起来“喂”了一声，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就又把电话挂了。郑勇挣扎着上来抢电话，又被同事一把按住。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打电话的人是谁，郑勇就气呼呼地朝我吼，说自己要发财了，也要有女人了，不要阻止他“过上好日子”。
看郑勇情绪激动，同事一边按着他一边劝他说，我们怀疑他遇到了电信诈骗，好好告诉我们到底自己遇到了什么“好事”，如果真是被我们“搅黄了”，之后我们负责赔给他。
郑勇这才稍微平静一些，跟我们说，自己被一个“富商老婆”看上了，他已经给对方买了机票，两人马上就要见面了。“富商老婆”让他开好房，之后两人“共度春宵”。
这话一出，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再问下去，郑勇口中的“富商老婆”自称“王莉”，时年31岁，嫁给一名港商，后来丈夫因车祸失去生育能力，现百亿资产无人继承。她找“郑勇”是为了发生关系后怀孕，事成之后不用郑勇养小孩，还付给郑勇300万“答谢款”。
电话是通过一个陌生号码直接打给郑勇的，郑勇想都没想便信了。又按照电话里告知的联系方式联系了“王莉”，说对方的声音很好听，“骨头都发酥”。“王莉”嗲嗲地告诉郑勇，只要给她打钱买张机票，她马上飞到郑勇这里。
郑勇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给“王莉”转去
了3000块的“机票钱”，之后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套路，先是“公证员”打电话来索要“公证费”，后是“律师”打电话来索要“保证金”，“重金求子”的电信诈骗就这样被郑勇照单全收了。
在被我们强行带回派出所的路上，郑勇一直在不断地挣扎叫骂。同事开车，我在后排按着他，一路都不消停。同事自嘲说，以前都是抓捕嫌疑人，这还是头一次“抓捕”受害人。
那次郑勇是真的很生气，在派出所也没停下叫骂。当然，他气的不是自己被“重金求子”骗去了巨款，而是我和同事搅黄了他的“好事”。
郑勇说，那个“王莉”跟他说过，“富商”失去生育能力之后，自己也很“寂寞”，如果郑勇“有诚意”，她以后可以与郑勇保持“稳定的两性关系”。郑勇当然愿意了，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还特意给“王莉”打去了8000块钱。
再往后，随着案情不断展开，我才知道，其实在我和同事找到郑勇之前，他已经通过银行向对方转去了6万多块。听到这个数字，郑勇母亲在派出所大厅哭了起来。
郑勇自始至终不认为自己被骗了，我和同事给他解释了很久，他依旧不信。那起案子我们也立案侦查了，但难度很大。郑勇极不配合，每次叫他来派出所了解情况，他一见面就让我和同事先赔他300万损失。
这种想法也
直接导致了郑勇第二次被骗。
与第一次被骗经过如出一辙。2015年4月，郑勇第二次遭遇“重金求子”。这次郑勇带着所有的钱跑去了邻县，他的老母亲没能及时发现端倪。等到郑勇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那个“嫁给失去生育能力的港商、29岁美少妇陈静”时，他手里的那笔车祸补偿款已经被骗得一干二净了。
“13.5872万”，这个数字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和同事们都恨得咬牙切齿——万恶的骗子，连最后72块钱零头都没给郑勇留下。
更可恶的是，骗子似乎知道警方已经有了“阻骗平台”，即便后来郑勇已经无钱可汇，他们还是编出一幕接一幕的故事继续拖延剧情。等到郑勇意识到自己被骗报警时，他最后一笔汇款时间已过去了4天半，警方的“阻骗平台”也失去了效用。
郑勇在派出所哭天抢地，说那些钱是自己的“老婆本”“续命钱”，后半辈子全指望那些钱活着，他要杀了那帮骗他的人。我和同事劝不住他，只能站在一旁先由他发泄。过了很长时间，教导员听到嘶吼声过来查看，看到是郑勇，就叹了口气，轻轻说句“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便走了。
这一次，郑勇是真的一无所有了。
他又回到街上，把电麻木停在十字路口边“趴活”。他的脾气和生意依旧很差，人们还是不愿坐他的车，我也仍然时常看
到他就着白开水啃馒头。
那段时间，郑勇不时来派出所找我，询问“重金求子”案的侦办情况。他每次来都要与我争吵一番，嫌警方动作慢，一直没有给他追回被骗的钱。开始我还跟他解释一番，后来发现解释不通，便不再理他，等他说累了自己离开。
“重金求子”的案子我们确实一直在查，但郑勇的那笔钱已经被汇去了马来西亚。能否追回、何时追回，谁也说不清楚。
尾声
2017年底，郑勇死了。死因不明，听说是得了什么突发疾病。
那时我已经离开派出所，同事告诉我消息后，我忙问郑勇死后他母亲怎么办？同事说街道办协调送她去了养老院。养老院给郑勇母亲做了优惠，优惠后的价格靠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临街房租金基本可以负担。
对郑勇母亲来说，这也算是个相对可以接受的结局。
我心下感慨，郑勇也确实可怜，想了半辈子女人，为女人受了重伤（据他说），因女人蹲了监狱，被女人骗光钱财，结果临了还是一个人走的。
同事也叹了口气，说这就是命，还能怎么办呢？
不过同事也跟我说了一个传闻，他说郑勇死之前只有一句遗言，要个纸扎的女人和自己一同下葬。他说在这边没讨到老婆，到那边不能再没老婆。我问他从哪儿听来的，同事说传闻嘛，谁知道哪儿来的。
第8章 走不出惩戒期的少年犯
前言
2010年6月的一天，晚上10点左右，17岁的高中生袁谷立与同学郑强、杨晓云三人因上网费用耗尽，被网吧老板赶到了大街上。他们决定去附近的小区“搞点钱”，钻进楼道，原本打算偷辆电瓶车卖掉，却发现谁也不会开电动车锁。三人正沮丧时，一名刚下晚班的中年女工走进楼道，少年们临时起意，决定打劫这名女工。袁谷立手持一字改锥，郑强拿着挂在钥匙上的折叠水果刀，杨晓云则从楼道里随手捡起了一根木棍，他们将女工逼到墙角，用从电影里学到的“狠话”抢走了女工的手提包——里面仅有21.6元现金和一部价值300元的手机。三人失望透顶，拿着打劫来的现金去了小区隔壁的消夜摊，一人点了一份炒粉，边吃边商量着去哪儿把手机卖了。女工一回家就报了警，警察循迹而至，仅用半个小时，便将他们按倒在了消夜摊上。当家长们赶到派出所时，三个少年正痛哭着坐在讯问室里等着做嫌疑人笔录。袁谷立的父亲、年过半百的采油工人老袁，走上前来，扬手便狠狠给了儿子一记耳光。家长们都恳求警察看在涉案金额只有21.6元的分上给孩子们“一次机会”，他们回去一定好生教育。但依据《刑法》规定，涉案金额并不是抢劫案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三人涉嫌“持
械抢劫”，依律应当从重处罚。最终，在家长们的不断致歉和主动赔偿下，受害女工谅解了三个少年。加上案发时三人年龄皆未满18周岁，还是在校学生，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了从轻处罚：袁谷立、郑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杨晓云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