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那时对工薪阶层来说不是笔小钱，杨虹姐姐当时很纳闷：李红军和杨虹都有工作，也没见妹妹家里添置大件。起初她以为妹妹和妹夫遇到了什么困难，直到2010年春节李红军被抓，她才知道原来那些钱都被他拿去赌博和吸毒了。
在她的追问下，杨虹才讲出实情。
“那时我才知道，李红军在山东时被同事拉拢参与了驻地村里的赌局。那边有些团伙知道外派人员的工资高又没有花钱的地方，手里都有钱，所以专门‘做局’坑他们，俗称‘杀鸭子’。李红军文质彬彬没啥社会经验，很容易上道成了‘鸭子’，一年多不但输光了外派工资，还欠了同事一大笔钱，最后又在牌桌上受人蛊惑吸上了冰毒……”2007年，李红军因吸毒被山东当地警察抓过。碍于影响，外派单位没有声张。但提前结束合同，把他赶了回来。李红军回来后大概收敛了一年，但后来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本地“道友”圈。
“2010年，还是张国华偶然得知李红军因吸毒被拘留的消息，到公安局一问才知道，已经不是一两天了。如果不是他问到消息，我们还蒙在鼓里不停地借给李红军钱呢。”杨虹姐姐说，自己也是后来才知道，李红军吸毒后，杨虹想过很多办法，最初想帮他戒毒，也考虑过离婚，但最终李红军没能戒毒，两人也没能离婚。
杨虹不能接受李红军吸毒赌博，但又深爱他，同时因为不能生育感觉有愧于李红军；李红军不能原谅杨虹婚前隐瞒的历史，却也深爱杨虹，本想靠外派工作暂时逃避现
实，却又染上毒瘾无法自拔。两个人分不开又合不拢，只能相互折磨。
“这么说吧，这两个人如果早离了，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杨虹姐姐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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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了杨虹与李红军的过去，似乎对我们寻找李红军的去向也没有多少帮助。
我和孙力始终觉得李红军的失踪与杨虹有关，至少杨虹应该知道其中情况。我们联系重庆警方查询对应时间段的报失人口、无名尸等，对方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过核实都与李红军无关；我们又查询了长江重庆段下游一些县市提供的无名尸协查通报，也未发现符合李红军信息的线索。
后来在日常工作中，所里同事也在留意有关李红军的信息，尤其是那些曾与李红军有过交往的“道友”，每次抓到后都会审问李红军的去向，但同样没有结果。有次工作中遇到之前借过“码钱”给李红军的人，我问他钱要回来没有？他摇着头说：“哪个晓得他跑哪里去了嘛，他女人又得了精神病，找哪个要钱？”
2016年8月，我陪父母去重庆游玩，一天晚上老人去坐轮渡，我晕船没有同去。在酒店里玩了半天手机，突然想起之前的“重庆大德”。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索性打车去了那家店铺。
店子开在江边，很不起眼，店主是对50多岁的夫妇。我亮明身份，说想了解一下杨虹和李红军的事情，两人很是
意外。店主说去年不是在电话里已经把情况告诉你们单位同事了吗？“不就是往你们那里寄了一个骨灰盒，两年了还不消停。早知这样当初说啥也不做那单买卖。”
我说自己只是正好路过这里，来问点事情，案子早就结了。店主说，那你快问吧，我们这里也快打烊了。
我说我想知道杨虹为什么来你这里买东西，她是如何知道你们这家商店的？
老板娘说她还有点印象，杨虹好像是一天早上来的店里，当时店子刚开门，她是第一个客人。杨虹说她老公在江边落水死了，尸体也不知漂到哪里去了，我家店子离她老公出事地点最近。
老板娘说，那时她还问过杨虹有没有报警，没有的话她帮忙通知警察。但杨虹说已经报过警了，然后买了一个5寸的遗像相框。老板娘也就没多心。
2015年4月，老板娘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要邮购一个骨灰盒。之前没遇到过这种生意，起初老板娘没答应，但对方说自己去年去店里买过相框。老板娘想起了是杨虹，就答应了。
但挂了电话，老板娘又有些纳闷：杨虹为何去年买相框今年才买骨灰盒，难道老公的尸首今年才被发现？她加了微信后随口问了杨虹一句，但杨虹没回答，只是转了钱。
老板说，2014年他还在开出租车，是老板娘自己看店，但后来骨灰盒是他寄的，留的也是他的电话。警察
打电话问骨灰盒时他才问了老婆这件事，当时还跟老婆说以后别再惹这份麻烦。
离开“重庆大德”后，我给孙力发了一段微信，把老板娘提供的情况讲给他听。孙力回复我说知道了，信息很重要，他会向上汇报。
这年年底我离开公安局，移交工作时嘱咐孙力，希望他能在之后的工作中继续寻找李红军的下落。孙力说当然，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2018年6月，我回单位处理一些事情，那时孙力也准备调回老家工作。我俩一起吃了个饭，又说起当年杨虹和李红军的事。孙力说李红军依旧没有消息，他联系上了李红军远在黑龙江的姐姐，希望对方能够提供一些有关弟弟的信息，最好能来我们这里一趟，代替杨虹为李红军报一个人口失踪的案。但李红军的姐姐拒绝了，她说自从弟弟吸毒之后，两人便一刀两断了，李红军是死是活都与她无关。
我问杨虹现在是什么情况，孙力说，病得越来越厉害了，吃药看病似乎都没啥用处。以前是间歇性的精神分裂，现在几乎常态化了。她姐姐、姐夫偶尔来看看，但多数时间没人管，现在已经上了公安局“肇事肇祸”的名单。
“她犯了病会穿着以前放在李红军骨灰盒里的那身衣服在街上晃悠，逢人就说自己是李红军，当年是杨虹在重庆把他推到水里淹死了。周围人都躲着她。也有人报过
警，可是她这副样子，说的话哪个肯信呢？”孙力说。
在我提笔写下这个案子时，手头依旧没有李红军的确切消息，但我听到过一个有关李红军的传言：2019年，有人在南方某座城市里见过他。他还活着，而且戒掉了毒品，改了名字，以送外卖为生。
我又给孙力打过电话，他说，如果真是这个结局，他倒可以理解：“‘社会性死亡’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总比我们之前猜测的结果要好。”
第6章 搅黄了这个吸毒女的婚事后
“老百姓家庭千万沾不得吸毒人员，家里有一个涉毒的，这个家就算是完蛋了。”这话从我入警初始，就常常回响在耳边。
可就在一次处理涉毒人员的相关案件中，我自己差点都被卷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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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节前的一个早晨，辖区一所酒店报警称，怀疑有人在客房内聚众吸毒。我与同事赶往现场后，从客房内带出6名嫌疑人，4男2女，一个个都精神恍惚。与此同时，房间内还有大量用过的计生用品、吸毒工具和疑似冰毒残渣。
其中一名女性嫌疑人叫刘丽，23岁，身材高挑，打扮入时，自称毕业于某高校服装设计专业，一直在上海做模特。前一天下午刚刚回到本市，就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出来聚会”了。她原打算今天就回父母家准备过年，不承想却被带来了派出所。
在随后的讯问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年纪不大的刘丽，着实是一个难缠的角色：被捕之初，她就一直不配合警方工作，先是在讯问室里扭扭捏捏地冲民警们撒娇，说自己吸的是“水烟”，并非冰毒。等我的同事拎起现场缴获的剩余冰毒，问她是不是拿警察当傻子时，她就立刻换了一副面孔，马上痛哭起来，说自己是第一次涉毒，不知道这东西是毒品。
我调出全国吸毒人员信息网的资料，发现刘丽在上海也曾有过多次涉毒记录。
谎言再次被戳破后，她开始大吵大闹起来，多次要求“打电话”。我以为她要通知家人过来，便用她的手机按照她告知的号码拨了过去——那是一个上海号码，对方一听她因吸毒被抓了，立刻挂了电话，再打过去就无法接通了。
我问刘丽这个接电话的人是谁，她先说是“叔叔”，后来又改口说是“朋友”。我再问她要给这个人打电话的原因和对方的具体信息，她就一概不答了。
之后，刘丽彻底变成了一尊“泥菩萨”，拒绝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也拒不接受尿检采样。两个小时后，警方决定送她去医院进行抽血化验，刘丽看抗拒无果，方才同意尿检——果不其然，结果是甲基安非他命（俗称冰毒）试板阳性反应。
事实无可狡辩，刘丽这才承认自己吸食毒品的违法事实。
就在同事去公安局法制科报裁的间隙，刘丽仍不住地絮叨，称自己此前吸毒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我说你这次过年回家也不是工作，她就又将责任推到与她一同被抓的另一名女孩身上，说自己是“受闺蜜蒙骗”。
但其他5人的笔录材料里都写着，他们6人自一年前便是固定“毒友”，3个月前刘丽还回来过一次本市，一伙人也曾一起相约聚众吸毒。唯独刘丽的供述里，基本没有一句是真的。
最终，6人中除2人因涉嫌多次吸毒，被公安局法制科认定为“严
重成瘾”送强制隔离戒毒以外，其他4人分别被处7至15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刘丽也被判拘留10天。
执行拘留和强制隔离戒毒前，我们按照规定通知他们的直系亲属前来派出所领取《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中午12时许，我在派出所值班室见到了刘丽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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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的父母都是本市居民，父亲老刘50多岁，某厂工人；母亲竟然还算我们的“熟人”——她就在派出所隔壁的超市上班，派出所同事们都喊她“张嫂”。张嫂平日待人很热情，长得也慈眉善目，在超市遇见我们，都会主动打招呼，嘘寒问暖。
夫妻俩来了之后，我们看见张嫂，还愣了一下。大致了解了女儿的案情后，夫妻二人惊得目瞪口呆，张嫂特意拉过一个相熟的同事问：“会不会搞错了？”同事也很惋惜，说确实没搞错，都是你女儿自己交代的。
打听到我是主办民警后，张嫂赶紧来到我跟前，问我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话”。我明白她的意思，告诉她有啥话就在这里说。张嫂犹豫了一番，还是挤出一副笑脸说：“姑娘年纪小不懂事，你看能不能照顾一下，这次就算了？”
我叹了口气说，刘丽已经23岁了，吸毒是违法行为，不是一句“年龄小不懂事”就能瞒过去的。况且，她并非第一次涉毒。
张嫂又以“快过年了”为由向我求情，我依旧拒绝了她。最
后实在没办法，张嫂问我，能不能在女儿送拘留所前跟她说几句话。我同意了，把刘丽从讯问室里带了出来。
母女俩在值班大厅的角落里窃窃私语，张嫂神情时而愤怒、时而紧张，刘丽的神情也时而焦急、时而懊恼。老刘就在值班台前不断给我递烟，打听女儿吸毒一事是否会“记入档案”。
我一边应付老刘，一边盯着张嫂和刘丽母女。过了十几分钟，母女俩像是达成了某种一致，径直回到值班台前。张嫂一脸紧张地问我：“刘丽吸毒这事儿除了同案人员和到场亲属外，不会告诉别人吧？”
我点点头：“这个你可以放心，警方做事有纪律，无关人员无权打听案情，警方也无权将案情泄露给无关人员。”
夫妻二人长出了一口气，向我表达了谢意后，就目送民警将刘丽带上了警车。
望着老刘和张嫂远去的背影，一位与张嫂相熟的同事还在一旁感慨：两口子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养大个女儿，人长得漂亮，大学毕业后又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体面工作，张嫂一直引以为豪。“她家可是把下半辈子的希望全寄托在女儿身上了，这下可好……”
之前常听张嫂跟我们“显摆”她这个十分漂亮且“很出息”的女儿，没想到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种场合，因为这种事情。“这么年轻就吸食冰毒，还由着一群‘道友’糟践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戒
得掉。”我也跟着叹气。
“太难了，像她这种在上海和本地都有吸毒前科的人，一看就不是‘着道’一两天了。要想戒，非得有‘大决心大动作’才行……”
我正跟同事感慨着，张嫂夫妇忽然又折回了派出所，两人的脸色都十分慌张。我正想问张嫂怎么了，她却拉住我直往值班大厅外面走，一边走一边带着哭腔说：“李警官，这次你无论如何都得帮帮我啊——”
张嫂还没开口，在派出所外墙边上，老刘就突然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往我怀里塞，打开一看，是两条价值不菲的“黄鹤楼”。他嘴上还在念叨：“本来想拿‘1916’（烟名）呢，店里一时没有货，您先将就着抽……”
我连忙推辞，张嫂却使劲攥着我的胳膊，压着声音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有点小事想请李警官帮个忙……”
一时推辞不过，我只好暂且让她说事。
张嫂说，等下会有几个人要来派出所询问女儿的案情，让我帮她撒个谎，就说刘丽是因为朋友聚会喝醉了酒，酒后和人打架被警察送进了拘留所，“可千万别说吸毒的事，更别提吸毒后跟别人……”
我有些不解：“刚不是说了吗？真要有人来问，我直接打发他走不就行了，哪用得着这么麻烦，还扯么斯谎？”
张嫂却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对方已经从其他途径得到了一些消息，怀疑刘丽吸毒
。我是警察，只有我来扯这个谎，对方才能相信。
“那帮人是干啥的？你家亲戚？”我随口问。
张嫂和老刘愣了一下，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点点头，说是远房亲戚。
“啥亲戚这么好事，喜欢打听这种事情，还要专程来派出所问？理他干啥，找个理由推掉不就行了？”我更不解了。
张嫂却又说，能推掉他们就不会来找我了，这亲戚他们得罪不起。
我觉得张嫂没说实话，但转念一想，这事儿我也没必要较真。于是便说，撒谎这事儿我做不到，但在不提案情的情况下，可以帮忙把人打发走。
张嫂看确实说不动我，也只好作罢。但似乎还是不太放心，又恳求我等下她要是说什么，我别揭穿她。
我只好在一旁苦笑：“谈不上揭穿，我不参与你自家事儿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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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人刚回到派出所，张嫂那几个“远房亲戚”便到了。他们看上去也是一家三口，男主人自我介绍说叫他“老陈”就行。我看他有些眼熟，问他是不是陈××，他笑着点点头，承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