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日记一红一绿，都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款式。绿皮的是李红军的，红皮的则属于杨虹。一摞信件都是李
红军写给杨虹的，我打开几封看了，长短不一，大多是当年李红军写下的情诗。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裤都不是新衣服，剩下的就是一副耳环和几个小玩意，应该是杨虹戴过的。
孙力不死心，伸手进去又翻了一遍。我也没想到是这结果，场面一时很尴尬。
半晌，杨虹淡淡地说了句：“警官，骨灰盒里放这些东西不犯法吧？”
大家铩羽而归，我又被领导骂了一顿。
我们动手可能太早了，手头没有确凿的证据便抛出了骨灰盒的事情。虽然现场搜查找到了那个骨灰盒，但里面没有我们预想中的东西，如果杨虹真有问题，那么这时她也肯定对我们的动机有所察觉。
“不管骨灰盒里是什么，现在人肯定已经‘惊’了。先把她带回派出所来，你们也别跟她兜圈子，直截了当地问吧。”领导交代。
那天我们把杨虹带回派出所。讯问室里，我和孙力先询问了8月1日她虚报警情的事情，她只承认那晚骗了我们，说头上的伤是自己不小心撞的。但对于其余17次警情，她坚持称确实存在，没有骗我们。
“你最后一次见到李红军是什么时候？”我问杨虹。
“一个月前，他来家里找我要钱。”
“你给他钱了？”
杨虹点头，说自己怕被李红军勒死，说出了密码。这些问题孙力第一次受案时已经问过，当时杨虹说李红军拿走了一张建行储蓄卡，里面
有7600块钱。孙力核实过那张卡，金额没错，但从没人取过里面的钱。
“9月25日那天李红军回家时穿的什么衣服？”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7月15日那次呢？就是用晒衣竿打你那次。”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6月10日呢？”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我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杨虹你放老实点，李红军天天穿那件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裤吗？他从没换过衣服？”杨虹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说李红军每次回家都是穿那身衣服。
“就是你在他骨灰盒里放的那一身吗？”孙力突然在一旁幽幽地问道。
杨虹愣了一下，竟然点点头，说是的，就是那一身。
孙力当场就火了。
警情聊不下去，我换了一个话题：“2014年6月2日，你和李红军一起前往重庆，7天后的6月8日你买了一张返程车票，而李红军却没有任何购票记录。这件事你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原因。另外，你们在重庆的7天都做了什么？”
“我陪他去找工作，然后在重庆旅行，我们去了洪崖洞、磁器口、歌乐山，吃了火锅，坐了长江索道……”杨虹陷入回忆之中。她的记性似乎很好，快时隔一年半，两人当时在洪崖洞下餐厅吃的日料，在磁器口商户买的挂件，竟然可以一一陈述。说到开心处，脸上还露出了笑容，仿佛这些
事情就发生在昨晚一样。
我仔细听了大概20分钟，打断了她，说行程够详细了，讲一下返程车票的事情，为什么只有她一人的返程票记录。“是你们记错了，我俩一起回来的，离开重庆后我们去了成都，红军要看一下他的母校……”
孙力开口要打断他，被我制止了，让杨虹接着往下说。杨虹说，李红军大学同寝室好友王平毕业后留在母校工作，他俩一起去看了王平，王平还请二人吃了饭，第二天还带他们去逛了武侯祠。
我听到新人名，马上上网查询，那所学校确实有叫王平的教师。我留下孙力在屋里继续和杨虹谈话，自己跑回办公室。先通过指挥中心联系了那所大学辖区派出所，取得了王平的联系方式。表明身份后，我问王平，2014年6月初，你的大学同寝舍友李红军夫妇是否曾到访？
“李红军？怎么可能！我跟他已经十多年没联系了。1998年夏天，他刚结婚时带老婆来过我这儿，当时我领他们在成都玩了两天。之后两人再没来过。”王平说2014年6月前半个月自己一直在北京开会，都是有参会记录可查的。
挂掉电话，恼火的我匆匆返回讯问室，想揭穿杨虹的谎言。没承想刚走到讯问室门口，就听孙力正在里面吼：“你就跟老子胡扯吧，今年是哪年你能搞清楚不？要不要给你做个尿检？你是不是也跟李
红军一起吸麻果了？！”
我推门进去，杨虹坐在讯问椅上目光呆滞。孙力已经站了起来，满脸怒气，正叉着腰教训杨虹。
我问孙力怎么了。
“要不是我在重庆上过大学，还真就信了她的邪！”孙力说，杨虹说李红军带她去了重庆会仙楼吃饭，还去了楼顶的空中花园，但会仙楼2009年就被拆除了。当年孙力正在重庆读书，还记得当时爆破拆楼的新闻。
7
就在我和孙力商量如何盘问杨虹时，领导打来电话，让我俩去他办公室一趟。领导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中年男人，领导指着他介绍说，这是杨虹的姐夫，某国有企业的书记张国华。随后又说，“问话到此为止吧。”
我正揣摩领导这又是个什么意思，领导递给我一份精神病医院的诊断证明。我打开看，是杨虹的，精神分裂症。
“给警官添麻烦了，她得这病已经两年多了。”张国华在一旁面带愧色。
就这一句话，让孙力直接在领导办公室跟张国华拍了桌子：“她有精神病这种事你们怎么不早向公安机关反映？她个精神病人折磨了我们一年多，浪费了多少警力处理她的事情，你们知不知道？！”
我先把孙力劝了出去，再回到办公室。张国华脸色也不太好看，毕竟大小也是个书记，领导正在打圆场。
我强压着不满放平语气问张国华：“我去杨虹家很多次，从没见到她吃药。今天在
她家进行现场搜查时也没看到家里有精神类的药物。我是社区民警，手里掌握着辖区所有精神病人的资料和情况，为何从未听说杨虹有精神病这件事？”
张国华有些不好意思，说这是他们家属的原因。之前杨虹的病情时好时坏，但吃药能够控制。他们担心杨虹丢工作，就没跟任何人提起过。“毕竟李红军靠不住，杨虹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如果单位知道她有精神病，肯定会让她转岗放假，咱这边病休的薪资待遇情况您也知道……”
说到这里，张国华面露无奈。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他的小九九——杨虹有精神病，丈夫李红军是第一监护人。但李红军因吸毒无法承担监护责任，这个责任就要落在张国华和他老婆身上。谁家也不想平白无故落个精神病人要照顾，这恐怕才是张国华一直帮杨虹隐瞒精神病的根本原因。
这话我也不好当面说破，只能继续问他什么时候发现杨虹精神不正常的？
他说大概在2014年初，是李红军说的，杨虹精神不正常，时常对着空气说话。开始他们两口子不信，觉得李红军吸毒后嘴里没实话，甚至一度怀疑李红军闹幺蛾子找他俩骗钱。但后来有一次，李红军脖子上带着伤跑去找他们，说夜里睡觉时差点被杨虹勒死。他和妻子看不像是假的，去杨虹家里，发现她精神确实不太正常，于是带她去了医院才
确诊的。
我问张国华，杨虹这一年多给我们打了十几次报警电话说李红军打她，你知不知道？
张国华很吃惊，说从来没听杨虹说过李红军打她的事情。这次是因为警察上门带走了杨虹，对门邻居通知了杨虹姐姐，他才来的派出所。
“自从李红军吸毒之后，我们两家几乎没来往了。我们劝杨虹赶紧跟李红军离婚，她不同意。谁家也不想沾这么个吸毒亲戚，况且李红军还经常为钱的事来纠缠我们，所以平时没啥事干脆就不走动了……”
我便问他近期有没有见过李红军。张国华却啐了一口，“谁知道那个狗日的死到哪里去了。不提他我还不生气，如果不是李红军吸毒，杨虹也不会害上这毛病！”
他说，李红军和杨虹去重庆的事他知道，当时杨虹说陪李红军去涪陵面试。他和妻子还阻止过，因为杨虹还在吃药，李红军的样子也不像是去找工作的。至于骨灰盒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了。
我说2014年6月杨虹从重庆回来之后，你们有没有再见过李红军？张国华说没见过，听说李红军走了，高兴还来不及。后来偶尔问起李红军在重庆的情况也是客套一下，杨虹一两句话带过，他们也没多问。
送走张国华，我回到所领导办公室。领导点了支烟，说眼下的问题是，即便杨虹跟我们说她已经把李红军杀了，作为一名精神病患者，她的话也
很难作为证据。怎么办？
“即便做不了证据，我们也得把李红军找出来，因为他是杨虹的法定监护人，如果失踪或死亡，需要走变更监护人手续。”
“那就分开搞吧，杨虹该治病治病，继续留意李红军的下落。”领导说。
李红军涉警的案子就这样被暂时搁置了。很快，杨虹就被送去做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确认了在之前数起虚假报警事件中不承担法律责任。她的姐姐暂时承担法定监护责任。
我问孙力，案子办到现在，你觉得李红军的失踪有多大概率与杨虹有关？孙力说：“你这是明知故问。李红军失踪的所有线索都指向杨虹，如果她不是精神病，现在几乎就可以确定杨虹在整个事件中的责任。”
的确，一纸精神病鉴定书完美解释了此前所有事件中的谜团，也给了杨虹所有不合理行为一个合理解释。
“你们处理了那么多次关于杨虹的警情，材料也做了一份又一份，都没发现她精神有问题吗？”一次所务会上，领导问其他几位处理过杨虹警情的同事。
“你说没有觉得异常吧，那真不可能，但当时都在往案子的方向想，推测她是因为某些涉案因素，想隐瞒某些真相，所以说话做事不合逻辑，可谁能想到她是因为精神方面有问题呢？”一位同事说。
“你给她家人看过杨虹放在骨灰盒里的那些东西吗？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
或者疑点？”领导问我。
杨虹被家人送去精神病院后，我确实协调杨虹姐姐一起去了她的住处，又找出了那个骨灰盒。那次我把两人的日记、信件都打开了，讲的全是两人过去的事情。又在杨虹姐姐的讲述下，大体勾勒出当年杨虹与李红军的爱情故事。
8
李红军1993年大学毕业后到我市工作，早年还教过书。1995年转到某研究院工作后，一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他作为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代表研究院去北京领了奖。之后在本市作公开汇报。汇报结束后，接受了市里机关报记者杨虹的专访。两人就此相识，几个月后发展为情侣关系。
最初杨虹家人并不看好李红军——杨虹父母都在四川南充老家。姐夫张国华是福建人，与杨虹姐姐结婚后，两边的老人为照顾孩子颇费周折，因此他们都希望杨虹能嫁一个本地人家，这样父母至少免去奔波之苦。另外，杨虹父亲年轻时与东北人结过梁子，杨虹母亲则一直对东北人印象不好，担心女儿会吃亏。
杨虹个子不高，穿着高跟鞋也不超过一米六，也是大学毕业后分来本市报社的。她外表柔弱但性格很要强，别人很难改变她的想法，尤其是在婚恋问题上。好在之后的相处中，杨家人发现文质彬彬的李红军确实也不错，就默许了两人的结合。
“李红军年轻的时
候确实与众不同，他心很细，对杨虹也非常好，关键是两人的兴趣爱好相投。”杨虹姐姐说，妹妹从小喜欢读书、旅行，还热衷于打理花花草草，恰好李红军也喜欢这些。两人刚结婚时住在李红军单位分的公房里，不到30平方米的小屋子堆满了书籍和各种花草植物。两人还经常外出旅行，一同去过新疆和海南。
杨虹与李红军的美满生活持续了近10年。“当年设计院和机关报社相距几公里，李红军每天下班后骑车去接杨虹，风雨无阻。每周五晚上两人都会去城南的红苑餐厅吃饭，然后李红军载着杨虹去机关影院看电影，杨虹在后座搂着李红军。我那时候还总是抱怨我家那口子说‘你看人家，结婚这么多年就像刚谈恋爱一样，你再看看咱俩’。可谁也没想到，他们两口子后来会走到这个地步……”
2006年春节前，在设计院已经准备提拔科长的李红军突然选择前往山东外派工作，杨虹也整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杨虹姐姐察觉到问题，一边安慰妹妹一边打听原因。起初杨虹和李红军什么都不说，直到李红军去了山东之后，杨虹才在她的追问下说出原因。
原来，杨虹在武汉读大学时，爱上了报社带她的男记者。那个记者大杨虹十几岁，已婚。两人的地下恋情持续了半年，被记者的老婆发现。那女人先闹到报社，又闹到杨
虹的大学。男记者慑于老婆的泼辣，选择与杨虹一刀两断。杨虹很伤心，不久又发现自己竟然怀了孕。
此事杨虹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她借钱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在毕业季的忙碌中瞒过了身边所有人。她可能以为男记者和那个拿掉的孩子只是自己人生路上一块小小的绊脚石，绕过去就行了，但令她始料未及的是，她低估了这场恋情带给自己的伤害。
杨虹与李红军的婚姻里，唯一的缺憾就是两个人一直没要上孩子。两人借外出旅游之机在武汉、长沙和北京的医院看过，后来医生确诊，杨虹受当年流产手术影响，在当时的医疗技术下已经很难生育。
这个结果令杨虹和李红军深受打击，尤其是李红军，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对自己隐瞒了这段经历。那段时间杨虹精神状态很差，甚至一度想要自杀。李红军一直陪在她身边，继续像往常一样接送她上下班，周末依旧一起去红苑餐厅和机关影院，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在李红军的陪伴下，杨虹用了一年时间才从失去生育能力一事中走出来。但正当她接受现实，平复情绪准备重新投入与李红军的二人世界时，李红军却突然告诉她，自己年后要去山东外派，时间两年。
杨虹当场呆住，哭着问李红军为什么悄无声息地要去山东。李红军没有像往常一样给她解释外派工作的原因，只说是
单位临时通知。
杨虹知道丈夫是一个温柔到不会发脾气但内心却十分执拗的人，哭着问姐姐两人会不会因此分道扬镳。杨虹姐姐说，得知整个过程后她也很崩溃，既不知道该怎么劝妹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最后只能劝杨虹放宽心——李红军需要时间自我调整，既然选择外派两年那就去吧。也许等他回来，一切便都过去了。
杨虹姐姐再次见到妹夫，已经是2007年10月。她说那时的李红军变化不大，只是整个人比之前瘦了些。李红军说自己不放心家里，申请提前结束外派回设计院上班。
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杨虹。李红军提前回来了，就说明之前的一切都过去了。之后的日子里，李红军依旧每天骑自行车接送杨虹上下班，周五晚上带杨虹去红苑餐厅。只是那时机关影院已经关门了，两人不再去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