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派出所的路上，孙力问我刚才在卧室跟杨虹聊的啥。我从手机里翻出上次偷拍的照片，孙力盯着看了半天，说确实很怪。“黑色相框、黑白半身照片，摆在那里怎么看怎么别扭，而且你看，这照片边条也是黑色的，就是尺寸小点，放到A4纸那么大，妥妥就是一张遗像嘛。”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想起相框背面的“重庆大德”和地址信息，急忙按号码拨了过去——一个女人接了电话，说自己是专业定制、销售殡仪用品的商家。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4
“这女人怕不是精神有问题吧？”这是听到我们汇报后领导的第一反应。
随后，领导让我去警综平台上查，至今所有涉及李红军的警情，再把这期间所有办过李红军案子的民警都叫来办公室开会。
从2014年7月第一次接到杨虹家暴的报
警至现在，李红军在警综平台上一共有19条涉警记录。除我手中的7条之外，另外还有3位民警处置过12起报警，报警人基本都是杨虹。
“你们谁在这一年里亲自跟李红军打过交道？路上遇见过、跟本人通过电话的都算数。”领导问道。但大家回忆了一番，都说没见到过本人。
领导有些恼火，“一个大活人平白无故消失了不成？”
一般民警，平时手里有两三起案子一时找不到嫌疑人的情况很正常，我们都想着吸毒人员跑不远，也许哪天碰巧就抓住了。但所有人把案子聚在一起，方才感觉不对劲——这李红军是一直涉警却一直不见踪影，这算哪门子事？
大家安静了一会儿，余警官突然开口。他说想起2015年4月份处理的一起杨虹的报案。那是一起打人的治安案件，受害人同样是杨虹，但打人者却非李红军，而是一个姓徐的男人。原因是“感情问题”。“那个男的是沙洋县一个饭馆老板，说是为了跟杨虹在一起跟老婆离了婚，但杨虹三心二意跟前夫纠缠不清，那个男的一怒之下打了杨虹。”
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事——以往与杨虹的接触中，感觉她对李红军的感情还是有的，也没听说她在外面跟别人谈过恋爱。我问余警官那起案子最后怎么处理的，余警官说两人和解了，也就没走治安处罚程序。
“那个男的为什么说‘
杨虹跟前夫纠缠不清’？是怎么个‘纠缠不清’法儿？”领导在一旁问。
余警官说，那个男的好像也是憋了一肚子委屈，但当时具体说了啥他也忘了。不过案子录了平台，有那个男人的联系方式。
男人名叫徐业辉，40多岁，是沙洋县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听我和孙力说明来意后，他把我们领进自家饭店的一个包间里。
“那个女的简直是个精神病！”
徐业辉说，他与发妻关系一直不好，2014年10月份认识杨虹后便跟妻子离了婚。但两人谈了半年恋爱，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了。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处（对象）之前她跟我说自己是死了老公的，后来在一起了又跟我说其实老公没死，但是吸毒从不回来，跟死了没两样。她说和我交往一段时间试试，合适的话她就回去跟老公离婚。当时我蛮喜欢她的，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也忍了，走一步看一步嘛……”
杨虹是徐业辉喜欢的那类女人，温柔、娇小、体贴、有修养，与他膀大腰圆的前妻正好相反。徐业辉去过杨虹家，确实是长期没有男人生活过的样子。
那段恋爱的初期，两人一同去过湖南凤凰、张家界等地方旅行，徐业辉说那时他仿佛找到了青年时代恋爱的感觉。但后来随着交往的加深，他却逐渐感觉到一些问题：
“我们一块住过一段时间，从2015年春节到4月底，大
概不到3个月吧，我发现这女人好怪，一天到晚跟我叨叨她老公怎样怎样，让我穿她老公的衣服、留她老公的发型，还弄那一柜子书逼我读，甚至我俩做那事儿的时候她都喊她老公的名字，你说这事换你能忍吗？”
的确，细看之下，徐业辉眉宇间和那张照片上的李红军有些许神似。
“你和杨虹谈恋爱期间有没有见过她老公？”孙力问。
徐业辉说没见过，也不想见。自己的身份很尴尬，加上早就听说吸毒人员难缠，他不想招惹李红军。
“警官……”徐业辉欲言又止，咽了咽口水说，“现在想想，这女人太不正常了，我甚至感觉她老公早被她弄死了……”
我问徐业辉此话怎讲？
“明明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却总好像在跟别人说话似的嘀嘀咕咕。家里有张她老公的黑白照片，平时摆在书柜里，杨虹没事儿就站在那儿跟照片对视，一看就是个把小时，有时还会说话。最吓人的是，我有一次半夜醒了发现杨虹不在床上，起来一看，她竟然跪在阳台上给照片上香！”说到这里，徐业辉神色中带着一丝惊恐。
我问徐业辉，这么说有证据吗？
徐业辉摇头，说两人刚同居时，他曾建议杨虹来他家住或在外租房，免得哪天回家遇上她老公发生冲突。但杨虹说什么也不同意离家，只说了句：“你放心吧，他永远不会回来的。”
“刚听这话时我
也没多想，但我俩同居的那俩月，我几次听到她夜里说梦话喊‘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我想把你推下去’……第二天我关心她问是不是做噩梦了，她就发脾气，每次都跟我大吵一架，好像我戳破了她的什么秘密似的。我把这些事联系起来一想——妈呀，怕不是她把她老公推下什么地方摔死了，所以永远不会回来了……”
“你俩什么时候分的？”我继续问。
徐业辉说，2015年4月底，有人从重庆给杨虹寄来一个包裹，杨虹有意避着他。他怀疑是她老公寄来的，醋意大发，跟杨虹吵了架，还动手扇了杨虹一巴掌。“当时是你们所的余警官来处理的。虽然当着警察面杨虹没再说啥，但警察一走她就要跟我分手，说之前她老公从没打过她。听她说这话，我也就绝了跟她继续处下去的念想。”
我按住心里的诧异，继续问：“你为什么怀疑那箱东西是她老公寄给她的？包裹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说，杨虹之前一直说她老公在重庆，不是她老公还能是谁？如果是别人，杨虹用得着躲着我吗？但至于快递箱装的是什么东西，徐业辉说他也不知道。
“快递发货具体地址你记得吗？”——这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或许这个地址就是李红军的落脚处。
徐业辉说“记得”，然后开始翻手机，翻了半晌，给了我一张照片：重庆市××区××街道××路×
号，后面还有一组电话号码。
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脏似乎被一股电流击中，顿时全身震了一下——我赶紧打开手机翻出那张照片，没错，是“重庆大德”的地址。
5
回到派出所，我和孙力把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询问能不能给李红军上“技侦”，但领导说李红军的涉警记录连刑事案件都算不上，估计上级不会批，但他会尽量争取——领导可能看出了我的惊讶，解释说，摩托车盗窃案被广化派出所破掉了，人抓住了，赃车也追回了，嫌疑人并不是李红军。
这就更令人困惑了——此前辨认时，杨虹的信誓旦旦是从何而来？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她认错了人吗？
“那么从警综平台上剩余的18起涉警记录来看，李红军从未现身，而且除了杨虹外，这一年多来再无其他人见过李红军本人。”一旁的孙力说出了我的想法。
“徐业辉提供的信息十分重要。照目前情况看，李红军的去向成谜，虽然没人报案，但往小里说，他身上关系着我们18起报警记录，我们需要找他核实情况；往大里说，这事也许人命关天，李红军是死是活我们必须得有个定论。”领导给事情定了调子，我们必须查出李红军下落。
从领导那里出来，孙力问我：“你感觉有没有可能真像徐业辉怀疑的那样，李红军已经被杨虹害死了？”
“如果她已经把李红军干掉了，
那一个劲儿给我们打电话报警是为什么？怕引不起我们的注意，还是存心挑战我们的工作能力？”我反问道。
我联系了公安局技侦部门，领导前期的沟通起了作用，技侦部门同意用技术手段锁定李红军位置，但需要我提供李红军本人常用手机号码——我手机里的李红军号码早已停机，找杨虹要来新号码，但技侦经过分析之后告诉我，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号码也已停机多时。
我联系电信部门核查李红军的手机号码，对方告诉我半年前号码已经欠费停机——我找出8月1日那晚出警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没错啊，杨虹当时确实给李红军打了电话，让他回家拿钱——我又请电信部门查询杨虹在8月1日当晚7点至11点间的手机通话记录。记录显示，她确实拨打了李红军的手机，但是根本没有接通，更不可能有人告诉杨虹“晚上9点回家”。
结合那晚朱雀小区大门监控里根本没有李红军的影像，我开始深切怀疑，杨虹那晚所说的，恐怕都是子虚乌有了。那么，她为什么要骗我？那晚她头上的伤又是怎么弄的？另外，除了8月1日那次外，其他17次警情有哪些是真的？
我决定直接问杨虹，让她向我解释明白。
面对我的质疑和手中所调取的电信部门通话记录，杨虹坐在客厅沙发上一言不发，无论我问什么皆是有问无答。她的态
度令我恼怒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耐着性子对她说：“也许你有很多难言之隐，但还是希望你能信任我们，你和李红军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现在人到底在哪里？”
但她依旧不说话，怔怔地看着地板，不知在想些什么。就这样跟我僵持了两个多小时。
我只好转头去了朱雀小区的居委会，找到治安干事，让他立刻安排人手24小时盯着杨虹家，有什么人去了她家或者她什么时间出了门，马上通知我。
另一边，孙力找到了徐业辉口中2015年4月份从重庆寄给杨虹的那份快递。经过核实，发货方并非李红军，而是“重庆大德殡葬用品店”，至于发来的东西——“是一个骨灰盒，杨虹订的。”
本地也不是没有殡仪用品店，为什么杨虹要舍近求远去千里之外订购这些东西？着实有点奇怪。
孙力给“重庆大德”的老板又打了一次电话，对方说自己还依稀记得杨虹。因为这是家小店，买东西的大多是周边居民，没有网店，也从未通过快递发送过货物，杨虹是这么多年来首例邮购的客户。
“核实完快递的事情后，我顺手查了杨虹与李红军两人的购票信息。两人在2014年6月2日各自买了一张从本市去重庆的动车票，但6月8日只有杨虹买了一张从重庆返回的车票，李红军再无购票信息。”孙力说，除了铁路部门外，民航、公路
部门能查的他也查了，都没有李红军的购票信息。
的确，也是从这个时间点之后，我再没有在辖区内见到过李红军。于是，整个事件的时间线大致如下：
2014年6月2日，杨虹与李红军二人共同前往重庆，7天后杨虹返回，李红军不知去向；
2014年7月，派出所第一次接到杨虹有关李红军吸毒家暴的警情，8月接到2起相同警情，9月接到2起警情；
2014年10月，杨虹与徐业辉相识并恋爱，至2015年春节前的4个月间，警方接到杨虹1起报警；
2015年春节后杨虹与徐业辉开始同居后的近3个月内，警方再未接到过杨虹报警；
2015年4月底，杨虹在“重庆大德”邮购骨灰盒，同月与徐业辉分手。此后至2015年10月，警方连续接到11次杨虹报警。
“你看，杨虹认识徐业辉后报警的频率明显降低，两人同居后再无警情，分手后警情又陡然上升。”孙力说，除非李红军“配合”杨虹，当她身边出现恋爱对象时便不来骚扰，但这可能吗？自己的老婆在家中跟别的男人天天睡一张床，李红军不更应纠缠杨虹吗？
“2014年6月她与李红军去重庆后，李红军本人再未出现过。结合徐业辉提供的同居期间杨虹在家的非正常举止，我深度怀疑李红军恐怕已经不在人世，而杨虹至少是整个事件的知情
者，甚至……”孙力顿了顿，我明白他想说啥。
我叹了口气，说这个结论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杨虹反复报警这事，你能解释得通吗？如果她在重庆时真把李红军杀了，那她应该竭力隐瞒情况，尤其是隐瞒李红军的踪迹才对。李红军本就是一个“老毒么子”，日常行踪飘忽不定，在本地又没亲属，如果杨虹不发声，谁会管李红军的死活？可现在她反复报警，相当于推着警方寻找李红军的下落，这对她来说有一丁点好处吗？
“你说杨虹会不会真像徐业辉说的那样有精神病，所有事情都是她自己臆想出来的？我想来想去，总觉得正常人做不出这种事情来。”
当然这很有可能，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就算之前所有遭遇家暴的事情都是杨虹妄想出来的，但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还是——李红军去哪儿了？
6
2015年10月22日，在获得上级批准后，我、孙力和另外3位同事前往杨虹家中进行现场搜查。虽然是以搜查吸毒人员李红军住处为名，但我和孙力心里都清楚这次搜查的关键点在哪里。
杨虹似乎对我们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像接待普通客人一样给我们开门，还给每位民警倒了茶水。搜查开始前，我把杨虹拉到一旁，依旧努力用平和的语气问她：“李红军到底去哪儿了，你俩之间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情？”
杨虹还是之前那副样子，低着头什么也不说。直到我提出她在2015年4月从重庆买骨灰盒的事时，她才明显怔了一下。我看事情或许有突破，接着问她买那东西干什么用？现在骨灰盒放在哪里？杨虹没有回答我，只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似乎噙着泪水。
既然多说无益，我和同事们只好着手开始搜查。
很快，贴着李红军照片的骨灰盒在杨虹床头柜下被发现了——她并没有费心思去隐藏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十分敏感的物件。
我把骨灰盒从床头柜里抱出来，感觉有些分量，问杨虹：“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以为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但作为搜查中的法定程序，我必须要杨虹亲口说出里面的东西。杨虹静静地看着骨灰盒时，我的嘴边已经准备好下个问题——“李红军是怎么死的？在哪儿被火化的？”
然而，杨虹却说了句：“里面不是骨灰，你打开看吧。”
我用执法仪对着杨虹说，你站到骨灰盒前面来，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
杨虹照办，盒子打开了，所有人都愣住了，里面装的确实不是骨灰——两本日记、一摞信件、一件白色衬衫、一条西装裤还有几个小小的饰品，便是骨灰盒里所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