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的《赫米斯顿的韦尔》大有进展。
然而,今天一大早就遭到了严酷的“报复”,感到胃部沉重、难受,心情也很坏。坐在书桌前,接着昨夜写的部分又写了四五页后,我的笔就停了下来。撑着腮帮子苦思冥想时,忽然,一个可怜虫的一生,如同幻影一般在我脑海中闪过。那家伙患着严重的肺病,心高气傲,顾影自怜到令人作呕的地步,爱慕虚荣,装腔作势,毫无才能却又硬充艺术家,过度劳累,毫无节制地使用着虚弱的身体,净写些只讲究形式并无实际内容的劣作。在现实生活中,因其孩子气的做作而每每遭人嘲笑,在家里又不住地遭受年长的老婆的欺压,结果流落到南太平洋之天涯海角,极度思念着北方的故乡,就此郁郁而终。
这家伙的一生,如同一道闪光,就这么刹那间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我陡然一惊,如同心口遭人猛击一般,一动不动地瘫坐在椅子里,直冒冷汗。
片刻之后,我才恢复了常态。怎么会出现如此愚蠢的念头呢?一定是身体不适的缘故。
可是,就对自己的一生加以评价而言,这片阴影看来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了。
Ne suis-je pas un faux accord
Dans la divine symphonie?
在上帝所指挥的交响乐中,
我是那根跑调的琴弦吗?
到了晚上八点,我又变得精力充沛了。重读了一遍《赫米斯顿的韦尔》已写好的部分。不错!岂止是不错!
今天早上真是见鬼了。我是个蹩脚的作家?谁说的?!思想贫瘠?缺乏哲学深度?喜欢信口开河的人,尽管去说好了。说到底,文学靠的是技巧。凭借着几个概念而瞧不起我的那些家伙,只要读一读我的作品,就会二话不说地被吸引住的。我就是我的作品的爱好者。即便在写的时候讨厌透顶,有时甚至还怀疑这些玩意儿有什么价值,可在第二天重读的时候,我定会被自己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就像裁缝相信自己的裁剪技术一样,我也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描写技巧。放心吧!R. L. S. !你写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无聊的呢?
十一月××日
真正的艺术必须是(即便不是卢梭的那种,也必须以某种形式)自我忏悔式的。——我在某杂志上读到了如此言论。真是说什么的都有啊。夸耀自己的恋人也好,吹嘘自己的孩子也好(还有讲述自己昨夜梦境的)——这些事对于其本人来说或许是趣味无穷的,可对于别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个更无聊的呢?
补记——上床后,左思右想,觉得我上面的想法必须稍加修正。我忽然想到,写不了自我忏悔,对于一个人来说,或许就是个致命的缺陷(对于作家而言,是否也是个致命的缺陷呢?对我来说,这就是非常难解的问题了——尽管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简单明了的)。具体来说,就是我考虑了一下自己能否写出像《大卫·科波菲尔》那样的作品来。结果是:写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对于自己的过去,不像那位伟大而又平庸的大作家那么自信。尽管自以为比起简单、单纯的大作家来,我所战胜的苦恼要深重得多,可我还是对我的过去(其实,对于现在也一样。振作起来吧,R. L. S. !)没有自信。
幼年、少年时代的宗教氛围,这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事实上我也写过了。青年时代的放浪形骸以及与父亲的冲突,这些事儿,要写的话也是可以写的,甚至能写得十分深刻,让评论家们欣喜异常。结婚的经过,这也并非不能写吧(虽说面对着已将近老年,不再是女人的妻子,要如实写下这一段无疑是十分艰难的)。但是,是否要写在决定与芳妮结婚的同时,我对别的女性所说过的话,所做过的事呢?当然,如果写出来的话,或许一部分评论家会高兴的,他们甚至会说“深刻无比的杰作问世了”之类的话。但是,我是写不出来的。因为,很遗憾,我无法认可自己当时的生活和行为。我知道有人会说:“你之所以无法认可,是由于你的伦理观太过浅薄,根本不像一个艺术家。”那种试图洞察人之复杂性的观点,我倒也不是不明白(至少在洞察别人的时候)。但还是不能彻底明白(我喜欢单纯、豁达。比起哈姆雷特来,我更喜欢堂·吉诃德。比起堂·吉诃德来,我更喜欢达达尼昂)。随你说浅薄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我的伦理观(在我这儿,伦理观和审美观是等同的)是无法对此予以认可的。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呢?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从前,我时常声称:“只有上帝知道如何辩解。”可如今,我只能毫不掩饰地,匍匐在地,大汗淋漓地说:“我不知道。”
那么,我当时真的爱芳妮吗?这可是个可怕的问题,太可怕了。就连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仅仅是,我同她结婚了,并一直保持到现在(说到底,爱,到底是什么?从这个基本要点开始的一切,我真的知道吗?并非寻求什么定义。而是说,有没有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能马上得出的答案。啊,天下所有的读者诸君,你们知道吗,在多部小说中描写过多个爱人的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年满四十了,居然连爱是什么都没搞明白。可是,这也没什么可震惊的。试把自古以来所有大作家全都拉来,当面问问这个单纯至极的问题吧:爱,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请他们根据自己的感情经历,直截了当给出答案。不用问,无论是弥尔顿、司各特、斯威夫特、莫里哀、拉伯雷,甚至连莎士比亚,全都会出人意料地暴露出不符合常识的,乃至是不成熟的一面的)。
然而,我们检讨一下就会发现,问题就出在作品与作者生活的不一致上。也就是说,可悲的是,与作品相比,现实生活(人本身)太过低下了。我,难道就是我的作品的残渣吗?就跟熬过了高汤的残渣似的?在此之前,我心中想的只有写好小说这一件事。甚至自以为为了实现这独一无二的目的而整合起来的生活是十分美好的。当然,不能说写作对个人的成长毫无锻炼作用。确实,写作也同样是能锻炼人的。可是,除此之外,不是还有许多更有利于个人成长的道路吗?(也即另外的世界——如果说行动的世界已将病弱的自己关在门外了,这样的说法估计只能算是卑劣的遁词吧。即便终身卧床不起,也仍有锻炼的途径的。当然,如此病人所能达到的境界,往往是失之偏颇的。)我是否太专注于写作(并且是其技巧方面)这一条道路了呢?我是在充分考虑了只追求含糊的自我实现而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焦点者(看看梭罗吧)的危险之后,才说这番话的。我忽然想起了以前非常讨厌,今后大概也不会喜欢(因为,如今在身居南太平洋的我的贫乏的书库里,他的作品是一册都没有的)的那位魏玛公国的宰相 [47] 。那家伙至少不是高汤的残渣。哦,不,岂止不是,相反,他的作品反倒是他的残渣。啊!就我的情形而言,我那作为文学家的名声,尽管很不应该,已经远远超越我作为个人的成熟(或者不成熟)程度。这是十分危险的,危险得令人恐惧。
一路想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惊恐。因为,如果将如此想法贯彻到底的话,那我之前创作的所有作品岂不是全该毁弃了?这可真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惊恐啊。因为,在主宰着我到目前为止的生活的“写作”这个独裁者之上,竟然出现了更为强大的权威。
可是,遣词造句时美妙的欢愉和描写精彩场景时难以自抑的欣喜已深入我的习性之中,绝不会离我而去的。写作将永远是我生活的中心,并且也并不妨碍什么。然而——不,没什么可怕的。我是个有勇气的人。我必须毫不畏惧地迎接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蚕蛹为了变成蛾子展翅而飞,就必须咬破之前自己织就的美丽的蚕茧。
十一月××日
今天是邮船日,我的爱丁堡版全集的第一卷 ,到了。装帧、纸张及其他,基本满意。
将收到的书信、杂志浏览一遍后,我感到我与欧洲人之间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要么是我太过通俗(非文学性的)了,要么是他们的思想原本就太偏狭,两者必居其一。
以前,我曾经嘲笑过那些学法律的家伙(具有嘲讽意义的是,我自己也拥有律师资质)。因为我认为,法律仅在某种范围内具有权威性。即便你精通其复杂的结构并沾沾自喜,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人类价值。如今,我倒想对文学圈说同样的话。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稍稍广义一点来说,欧美文学,乃至于白人文学,这些也无非是划定了范围,将自己的偏好奉为圭臬,在别的世界中并不通用的特殊、狭隘的规定之内自矜其优越而已。而这一点,不身处于白人世界之外是看不清楚的。
当然,这也并不仅限于文学。西欧文明在针对人与生活的评价上,也制定了某种特殊的标准,并以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知道如此狭隘之标准的家伙,又怎么会懂得太平洋上原住民的人性之美,生活之美呢?
十一月××日
在游走于南太平洋各岛之间的白人商人中,存在着两种极为罕见的人(其余的绝大部分,当然是唯利是图的奸商)。一种人,根本没有赚点小钱后回老家去安度晚年的打算(而这正是普通南洋商人的目的),只为热爱南太平洋的风光、生活、气候以及航海而不愿意离开南洋,不愿意停止做买卖。第二种人,同样热爱南太平洋,热爱放浪形骸,却又以偏激的方式故意蔑视文明社会,说白了,尽管他还活着,却已是曝骨南洋之风雨的虚无之人。
今天,在市里的酒馆遇到了一个属于第二种类型的人。这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正坐在我的邻桌旁独自喝酒(两腿交叉着,不住地抖动着膝盖)。穿着十分寒碜,长相却富于知性。眼睛红而浑浊,显然是酒精闹的,皮肤粗糙,只有嘴唇是通红通红的,叫人看着挺不舒服。我与他交谈了将近一小时,却只弄明白了一件事:他毕业于英国的一流大学。操一口在这个港口城市里极为少见的完美英语。他说他是个杂货商人,从汤加来,准备乘坐下一艘船去特克拉乌丝(当然,他并不知道我是谁)。他避口不谈生意上的事情,稍稍谈了点白人给各个海岛带去恶性疾病的事情。然后就是表明自己一无所有。妻子、孩子、家、健康、希望,统统没有。对于我所提出的“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生活”的愚蠢问题,他的回答是:“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小说中常见的原因。况且,尽管您用了‘如此生活’这样的词,可与作为人而来到世上这一更为特殊的事件相比,我如今的生活也没那么的特殊吧。”他笑道,随即又轻轻地干咳了几声。
这可真是难以反驳的虚无主义。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之后,那人所说的话,连同那种彬彬有礼却又无可救药的语调,仍回响在我的耳边。Strange are the ways of men. [48]
在定居此处之前,我曾坐着纵帆船周游过列岛。在那时,我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
在别说白人,就连土著都很少光顾的马克萨斯岛上,我就见到过一个独特的美国人。他在海岸后面自己搭建了一个小屋,独自一人(在辽阔的大海、天空与椰子树之间,仅此一人)住在那里。与他为伴的只有一册彭斯和一册莎士比亚(且无怨无悔地打算埋骨于此岛)。他说他曾是一个造船的工匠,年轻时读了关于南太平洋的书后,就对这片位于热带的海洋憧憬得不行,终于背井离乡来到了该岛,并就此定居了下来。当我停靠在那海岸边时,他还写了一首诗送给我。
有一个苏格兰人,曾在太平洋所有岛屿中最神秘的复活节岛(那里有无数早已灭绝了的原住民所留下的巨大且怪异的石像,遍布全岛)当过一阵子尸体搬运工。之后,他又继续过起了周游列岛的生活。一天早上,他正在船上刮胡子时,船长在他身后大吼道:“喂!你怎么了?你把耳朵剃掉了!”他回过神来一摸,发现自己的耳朵果然被自己剃掉了,并且自己还一点都不知道。于是,他当即决定,马上住到癫病岛莫洛卡伊上去,在那里无怨无悔地度过了余生。当我去探访那个被诅咒的小岛时,那人便十分欢快地给我讲述了这个冒险故事。
阿佩玛玛的独裁者特比诺克,如今怎样了?这个用遮阳帽代替了王冠,穿着苏格兰短裙,打着欧式绑腿的南太平洋的古斯塔夫·阿道夫 [49] 是非常喜欢稀罕玩意儿的,他竟然在他那位于赤道正下方的仓库里收藏了许多火炉。他将白人分成三类:“稍稍欺骗过我的家伙”“欺骗我较多的家伙”和“欺骗我很厉害的家伙”。当我的帆船要离开他的岛屿时,这位豪放朴实的独裁者几乎掉下了眼泪,为“一点也没欺骗过他”的我,吟唱了诀别之歌。因为,他还是那岛上唯一的一位吟游诗人。
夏威夷的卡拉卡瓦国王,如今怎样了?那个聪明绝顶而又多愁善感的卡拉卡瓦,他是太平洋人种中唯一一位能与我平等地讨论马克思·缪勒的人物。曾经有过波利尼西亚大联合之梦想的他,在目睹自己国家的衰亡后,是否已进入清静达观的境界,并埋头阅读赫伯特·斯宾塞了呢?
半夜里,我睡意全无,耳听着远处传来的阵阵涛声,以前乘着蔚蓝的海流和爽快的季候风四处遨游时所见识过的各色人物之身姿,接连不断、无穷无尽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人啊,简直就是用来编织梦幻的材料。可即便如此,这一个个的梦,又是多么地丰富多彩,多么地可悲可叹啊!
十一月××日
《赫米斯顿的韦尔》第八章 完稿。
我觉得这项工作终于上轨道了,终于清晰明确地抓住了对象。自己在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某种沉甸甸的厚重感。以前在写《贾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和《诱拐》时,尽管进展神速,却并无确凿的自信,只觉得或许能写成一部好作品,却又担心会不会是仅为自己喜欢的劣作。因为,手中的笔似乎不太听使唤,被别的什么东西牵引着,追赶着似的。这次可不一样。虽说也同样进展神速,但自己牢牢地抓着缰绳,有效地控制着作品中的所有人物。作品的好坏,自己一清二楚。这可不是什么自我陶醉,而是通过冷静分析得出的结果。最低限度而言,也应该是在《卡特琳娜》之上吧。虽说尚未煞尾,但这一点已是毫无疑问的了。岛上谚语有云:“是鲨鱼还是鲣鱼,看看尾巴就知道了。”
十二月一日
天还没亮。
我站在山岗上。
下了一夜的雨终于停了,风还很大。从脚下展开去的大斜坡的前方遥远处,浮云飞快地掠过铅灰色的海面,往西边逃窜而去。云层的断裂处时而露出临近拂晓时的滞重的白色,飘过海洋和原野的上空。天地尚未呈现出色彩。如同北欧的初冬一般,阴冷逼人。
湿气很重的狂风迎面吹来。我身靠着大王椰子树的树干,才勉强站定身躯。我感到有种类似于不安与期待一般的东西从我心头一角冒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