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竞技小说推荐上一章：沙丘序曲：厄崔迪家族
- 足球竞技小说推荐下一章：赦免之日
收到了梅瑞狄斯 [39] 写来的十分郑重其事的书信。我感到十分荣幸。他的大作《比彻姆的一生》，至今仍是我在南太平洋最喜欢读的作品之一。
除了每天给少年奥斯丁讲述历史之外，最近我还当上了星期天学校的老师。虽说一半是觉得好玩才接受邀请的，可现在就已经在用点心和奖赏等手段吸引孩子们了，到底能持续多久呢？
查图·温都斯书局 [40] 来信说，根据巴克斯特和科尔文的建议，要出我的全集。说是与司各特四十八卷本的《威弗力小说集》一样，也采用红色的装帧风格，总共二十卷，一千部限定版，并采用印有我名字首字母水印的纸张来印刷。生前就出版如此豪华的全集，难道我真成大作家了吗？这多少是有些疑问的，但朋友的好意实在令人感动。可是，浏览了一下目录，发现其中一些年轻时写的、令人汗颜的随笔是必须删掉的。
我不知道我如今的人望（？）到底能持续多久。我还是不能相信一般大众。他们的批判是明智的，还是愚蠢的？我不知道。他们从混沌之中甄选出了《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并流传至今，似乎不能不说他们是明智的。可是，对于现实中的他们，即便是碍于情面，恐怕也不能说他们是明智的吧。说老实话，我是不相信他们的。然而，我又是在为谁写作呢？还不是为他们，为了能被他们阅读而写作吗？如果说我仅仅是为了他们之中少数出类拔萃者而写作，那就分明是在撒谎了。倘若只被少数的批评家所赞赏，而被大众弃之不顾的话，那么我显然是非常不幸的。我蔑视他们，却又全身心地依赖他们。这是不是有点像任性的儿子与无知却又宽容的父亲？
罗伯特·佛格森。罗伯特·巴昂兹 [41]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佛格森预言了即将到来的伟大；巴昂兹实现了该伟大；而我仅仅是步前人之后尘而已。在苏格兰的三位罗伯特之中，伟大的巴昂兹另当别论，佛格森和我简直是太过相像了。在青年时代的某个时期，我曾经沉溺于佛格森的诗（与维永的诗一起）。他出生的城市与我相同，同样地体弱多病，自甘堕落，遭人嫌弃，内心痛苦，最后（唯有这点与我不同）死在了疯人院。如今，他的那些美丽诗作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而才华远不能望其项背的Ｒ. Ｌ. Ｓ. 却好歹存活人间，甚至要出版豪华的全集了。两相对比，直叫人唏嘘不已。
五月×日
早晨，胃剧痛，服用鸦片酊。因而时常觉得喉咙干渴，手足麻木。部分错乱，整体痴呆。
最近，阿皮亚的御用新闻周刊开始了针对我的大肆攻击，并且言语异常污秽。其实，我近来已经不是政府的敌人了，与新任的政务长官舒米特以及新任的大法官也都相处得很好。因此，指使报纸攻击我的肯定就是那些领事了。因为我屡屡攻击他们的越权行为。今天的报道，实在是卑劣透顶。起初看到这样的报道我还十分生气，可最近我反倒引以为荣了。
“看哪，这就是我所处的地位。尽管我只是个住在树林里的一介平民，可他们却上蹿下跳地，将我当作了眼中钉肉中刺！我是多么地有权有势啊，以至于他们每星期都必须嚷嚷我无权无势。”
攻击不仅仅来自城里，也来自远隔重洋的祖国。评论家们的声音，竟能一直传到如此偏远的小岛上，真是不可思议。说三道四的好事者何其之多！更何况无论是褒扬者还是贬低者，竟然全都是基于对作品的误解之上的，真叫人吃不消。且不论褒贬，总之真正能理解我的作品的，看来只有亨利·詹姆斯了（况且他是个小说家，不是评论家）。
即便是优秀的个人，只要置身于某种氛围之中，也会产生作为个人难以想象的集团性的偏见的。关于这一点，像我这样远离疯狂群体的冷眼旁观下，是看得十分清楚的。在此地生活所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让我学会了以一种不受拘束的眼光来从外部观察欧洲文明。据说高斯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学只存在于查令十字街 [42] 周围三英里以内。萨摩亚或许是疗养胜地，但似乎并不适合于创作。”
对于某种文学而言，或许此言不虚。然而，这是一种多么狭隘的文学观啊！
大体浏览了一遍邮船运来的杂志上的评论，发现对我作品的责难，基本上是基于两种立场的，即人物性格至上或心理至上和极端的写实至上。
确实，是有那么一类号称性格小说或心理小说的。可我认为这类小说何其啰唆！干吗非要如此絮絮叨叨地将人物的性格或心理剖析给读者看呢？难道性格或心理，不是应该仅通过外在的言行来加以描述的吗？至少，有品位的作家都是这么做的吧。吃水浅的船往往摇摆不定。即便是冰山，也是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部分要比露出的部分大得多嘛。那种仿佛能一眼看到后台的舞台，脚手架都没拆除的建筑似的作品，我是不能接受的。越是精巧的机械，粗看上去就越是简单，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此外，我还听说左拉先生的烦琐写实主义风靡了整个西欧的文坛。说是事无巨细，凡是映入眼帘的东西全都毫无遗漏地一一记录下来，以此来获得自然之真实。如此浅陋，可发一笑。要知道所谓文学，就是选择。作家的眼睛，就是用来选择的眼睛。凭什么要描写绝对现实呢？谁又能捕捉到全部的现实呢？现实是皮革。作品是靴子。靴子虽然是用皮革制成的，但不是单纯的皮革。
我也曾思考过“无情节小说”这一不可思议的玩意儿，可还是搞不明白。难道是我脱离主流文坛已久，无法理解年轻人的语言了吗？至少对于我来说，作品的“情节”乃至“故事”，就相当于脊椎动物的脊椎。蔑视“小说中的事件”，不就是小孩子扮大人腔时的故作姿态吗？我们来比较一下《克拉丽莎》 [43] 和《鲁滨逊漂流记》吧。“那还用问？前者是艺术品，后者则是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哄小孩的故事罢了。”——肯定谁都会这么说吧。好吧。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也绝对赞同这样的论调。只是，说这话的人，有没有通读过一遍《克拉丽莎》呢？而《鲁滨逊漂流记》是否读过五遍以上呢？这方面倒是有些疑问的。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可以断言的则是，只有完全兼备了真实性和趣味性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叙事诗。听听莫扎特的音乐吧！
说起《鲁滨逊漂流记》，自然就不得不提我的《金银岛》了。这部作品到底有多大的价值暂且不论，首先叫人想不通的是，人们普遍不相信我也是倾注了全部精力才将其写成的。我写那本书时的态度，是跟后来写《诱拐》和《巴伦特雷的少爷》时同样认真的。有趣的是，在写那本书的时候，我似乎完全忘了是在写一本少年读物。我至今也不讨厌这本少年读物——我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我就是个孩子。对此，世人并不理解。而认可我身上的孩子般天性的人，又不能理解我同时还是个大人。
说到大人和孩子，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是关于英国拙劣的小说和法国精巧的小说的（法国人写的小说，怎么就那么精巧呢？）。《包法利夫人》无疑是一部杰作。《雾都孤儿》则是一部多么孩子气的家庭小说啊！不过，我寻思着，比起写出了大人小说的福楼拜来，恐怕还是留下了小孩子故事的狄更斯，更像一个大人吧。但是这种想法也有危险。因为此种意义上的大人，会不会最后什么都不写了呢？威廉·莎士比亚长大后成了威廉姆·彼特 [44] ，而大彼特长大后则成为一个无名无姓的市井庶民（？）。
人们用相同的语言来随心所欲地指称不同的事情，而同一件事情也会用各个不同的煞有介事的语言来表达，并反复争论着，乐此不疲。脱离了文明社会之后来观看，这种愚蠢可笑也就愈发清晰可见了。对于心理学啦，认识论啦，都还尚未波及的这个偏远小岛上的兹希搭拉而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无非都是技巧罢了。是吸引读者的不同方法而已。让读者接受的便是现实主义。让读者入迷的便是浪漫主义。
七月×日
上个月患上的恶性感冒终于痊愈了。最近这两三天，接连去停泊在海港里的“丘拉索号”玩。今天一大早便进城，和劳埃德一起应邀去政务长官埃米尔·舒米特那里吃早饭。然后一起去“丘拉索号”，并在该舰上吃了午饭。晚上在冯克博士家参加啤酒晚会。劳埃德先回家，我打算一个人住酒店，兴致勃勃地一直谈到深夜。就在我回酒店的路上，发生了一段奇妙的经历。由于这事儿十分有趣，就将其记录下来吧。
想来是喝了啤酒之后又喝勃艮第葡萄酒的缘故吧，从冯克博士家告辞出来时，我已经醉得很厉害了。我朝酒店方向走去。在走头四五十步时，多少还是警醒的：“你喝醉了。得留点神！”可不知不觉间，警惕性就放松了。再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倒在散发着霉味儿的昏暗地面上。带着土腥味儿的风，暖洋洋地吹在脸上。这时，一个念头如同从远处飞来的，越来越大的火球一般，“呼”地一下扑进了我刚刚开始清醒的意识里，那就是：“这儿是阿皮亚！可不是爱丁堡哦。”——不知为什么，我倒在地上时，似乎觉得自己正躺在爱丁堡的大街上。事后想来，简直不可思议——这个念头闪过之后，我心中一惊，刹那间仿佛清醒过来了。可没过多久，意识又变得朦胧起来。
朦胧模糊之中，一个奇妙的光景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走在大街上我肚子突然疼痛起来，急忙走进路旁一幢高大建筑的大门，去借用人家的厕所。正在打扫院子的一个年老的看门人严厉地问道：
“你要干什么？”
“没什么。想借用一下厕所。”
“哦，这样的话，那就请便吧。”
说着，他不耐烦地又看了我一眼，随后便自顾自地扫地了。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什么叫‘那就请便吧’？”……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不是在爱丁堡，多半是加利福尼亚的某个城市里——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可是……
我突然清醒了过来，发现自己仍躺在地上，鼻子跟前立着一道黑魆魆的高墙。深更半夜里的阿皮亚，朝哪儿看也都是漆黑一片，但这道高墙只延伸出二十码远，再往前，似乎有一片昏黄的灯光。我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拾起掉在一旁的遮阳帽，扶着散发出难闻的霉味儿的墙壁——唤醒我过去那怪异记忆的，或许就是这股子霉味儿吧——朝着有光亮的地方走去。不一会儿，墙就到头了，往前看去，很远的地方亮着一盏街灯，非常小，像是用望远镜看到的，但看得很清楚。那儿，有一条较宽的街道，街道的一侧，是刚才那墙壁的延伸，墙上探出茂密的枝叶，承受着由下而上的、淡淡的光照，在风中沙沙作响。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只要沿着这条道往前走一段，再往左一拐，就能回到位于黑里欧特大街（位于爱丁堡的，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的家里了。我似乎再次忘记了这是在阿皮亚，以为身处故乡的街市呢。
朝着光亮的方向再走了一会儿，我忽然清醒了——这次是真的清醒了。是啊，这儿是阿皮亚啊。——于是，在昏暗的灯光下，我连大街上的白色尘埃以及自己鞋子上的污垢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里是阿皮亚市，我正在从冯克博士家去酒店的途中……这时，我才总算完全恢复了意识。
我觉得似乎并不仅仅是喝醉酒后倒下了这么简单，而是自己的大脑组织，什么地方裂了一条缝。
或许也可以说，将这种怪事详细记录下来本身，就多少有些病态亦未可知。
八月×日
医生禁止我写作。虽说我也做不到绝对不写，可近来我每天早上都要下地去干上两三个小时的农活。这方面似乎还挺划得来的。要是种植可可能一天赚上十英镑的话，文学什么的就让别人去弄好了。
我们家地里能收获的农产品有包菜、番茄、芦笋、豌豆、橘子、菠萝、西洋醋栗、撇蓝，等等。
《森特·艾维斯》虽说并不怎么差劲，反正现在是“搁浅”了。眼下我正在读欧姆的《印度斯坦史》，十分有趣。这是一种十八世纪风格的，十分忠实的非抒情式的记述。
两三天前，停泊在海港里的军舰突然奉命出动，沿海岸巡航并炮击了阿特阿的叛民。前天上午，从特雷奴方向传来隆隆炮声，令我们吃惊不小。今天也能听到远处隐隐的炮声。
八月×日
瓦伊内内农场举办了野外骑马比赛。因为身体状况良好，我也参加了。驰骋十四英里以上。畅快淋漓。这是针对野蛮本能的诉求。是昔日欢欣的重现，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七岁似的。“所谓活着，就是能感受到欲望。”在草原上飞速疾驰时，我在马背上如此昂扬地想道，“就是在所有事物上感受到那种，青春期时在女人身体上所感受到的诱惑。”
然而，白天的愉快一到夜里就让我付出了代价：极度的疲劳和肉体苦痛。正因为这一天的快乐是许久都没有过的，过后所遭到的“报复”也相当地严酷，让我的心情彻底灰暗了下来。
从前，我从未因我所做过的事情后悔过，总是只对自己没做的事情感到后悔。自己没选择的职业、自己没去尝试的（但确实有机会的）冒险、自己没去体验的种种经历——一想到这些，贪得无厌的我就会感到坐立不安。然而，最近的我，对于这种行为的单纯的欲望，正在逐渐消失。甚至觉得，像今天白天的这种简单明快的欢乐，都恐怕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晚上回到卧室之后，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依不饶的咳嗽便如同哮喘发作一般地激烈，浑身的关节也在一阵阵地疼痛。因此，纵使我不情不愿，也不得不作如此想啊。
我是不是活得太久了？以前我也曾一度想到过死亡。那是为了追芳妮而远涉重洋去了加利福尼亚，在极度的贫困与衰弱中，在与友人和亲属断绝一切联系的情况下，躺在旧金山的贫民窟里呻吟着的时候。那时的我，时常想到死亡。但是，在那时，我尚未写出一部堪称我的生命纪念碑的作品来呢。在未完成此大作之前，我是怎么都不能死的。不然，就是对激励我、支持我的可贵的友人们（在亲属之前，我首先想到的是朋友）的忘恩负义。因此，我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里，咬紧牙关，写出了《海岸孤亭》。
那么，如今呢？我所能做的事情，不是已全部做完了吗？至于我的作品是否出色到能成为纪念碑的程度另当别论，反正我所能写的，不是已经全都写完了吗？我还有什么理由勉勉强强地——在严重的咳嗽、哮喘、关节疼痛、咯血以及极度的疲劳中——延长自己的生命呢？自从疾病断绝了我对于行为的渴求以来，对于我来说，文学就是我人生的全部了。文学创作，既不快乐也不痛苦——似乎只能这么说吧。因此，我的生活既不幸福也非不幸。我就是一条蚕。就跟蚕不管自身幸福与否都必须织茧一样，我也仅仅是运用语言之丝来编织故事之茧，仅此而已。现在，这条可怜的，病歪歪的蚕，终于织完自己的茧了。那么，他的生存，也就毫无目的了。“不！有的！”一位朋友如此说道，“蜕变！变成一只蛾子。咬破蚕茧，飞向天空。”这真是个绝妙的比喻。可问题是，无论是我的精神中还是肉体里，是否还剩有足以咬破茧子的气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