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竞技小说推荐上一章：沙丘序曲：厄崔迪家族
- 足球竞技小说推荐下一章：赦免之日
此人虽只是一名下大夫，由于也参与了朝堂议事，故而也受到了天子的垂问。于是，他便直截了当地称赞了李陵。他说：
“臣观李陵平生，事亲以孝，交友以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之急，颇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战败，平素唯念全躯保妻子之臣，便夸大歪曲其失误，蒙蔽圣聪，实在是遗憾之至。李陵此次出兵，率不足五千之步卒而深入敌后，令匈奴数万之师疲于奔命，转战千里，直至矢尽道穷，全军张空弩冒白刃，犹自死战不已。正所谓得部下之心而力死报之，虽古之名将也不过如此。虽说战败，然其英勇善战之事迹已足以彰显天下。依臣愚见，李陵不死而降虏，抑或有意潜伏胡地，伺机报汉亦未可知。……”
一番话说得群臣震惊不已。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到世上还有敢说这话的人。他们惊恐地偷窥着太阳穴直跳的汉武帝，想象着这个竟敢称他们为“平素唯念全躯保妻子之臣”的家伙的下场，不由得暗自好笑。
等到这个不顾前后的家伙——太史令司马迁从君前退下之后，“平素唯念全躯保妻子之臣”之中，就有人上前揭发了司马迁与李陵的亲密关系。还有人声称，太史令司马迁因故与贰师将军李广利有隙，他如此盛赞李陵，无非是为了贬低先于李陵出塞却无功而返的贰师将军。总之，大家一致认为，区区一个执掌星历卜祀的太史令，竟敢如此出言不逊，实在是难以容忍，从而导致了一个离奇的结果：司马迁竟然先于李陵的家属而获罪。
翌日，司马迁便被交付廷尉，判处宫刑。
在中国，自古以来，肉刑主要有黥、劓、剕、宫四种。到了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在位的时候，这四种刑罚中的三种已被废除，唯独宫刑被保留了下来。所谓宫刑，是一种将男人变得不是男人的奇怪刑罚。该刑也称为“腐刑”。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人说是因为受刑后，创口会发出腐臭味。也有人说是由于受过此刑的男人就不中用了，就跟腐木结不出果实一样。遭受此刑的人被称为阉人，自不待言，宫中的宦官，大多皆属此类。司马迁所遭受的刑罚，偏偏就是这种宫刑。对于身处后世的我辈而言，作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可在当时，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仅是区区一个文笔小吏而已。若论其头脑之清晰明辨，那倒是确凿无疑的。可他对于自己的头脑又过于自信，非但不善于与人交往，并且一旦与人论辩就绝不甘居下风，是个出了名的既桀骜不驯又乖僻古怪的家伙。因此，他遭受宫刑，竟无人感到惊疑。
司马家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去了晋国，又出仕秦国。至汉代时，第四代的司马谈侍奉汉武帝，在建元年间任太史令。这个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他在所专长的律、历、易 [5] 之外，还精通道家教义，又博采儒、墨、法、名等诸家学说，融会贯通，将其统统转化为自己的学问。他对于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有着绝对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又原封不动地传给了他的儿子。在训教儿子方面，他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传授完诸家学说之后，又让他行万里路，畅游了海内。在当时，这种家教真可谓是别具一格，而对于日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元丰元年，武帝东巡，登上泰山举行祭天大典之时，竭忠敬业的司马谈偏偏病倒在了周南 [6] 。在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时，自己未能躬逢其盛，为此，司马谈郁愤难耐，竟至含恨死去。他毕生的愿望，就是编纂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结果却在仅仅完成了史料的收集工作之后，便撒手人寰了。司马迁在其《史记》的最后篇章中，详细描述了他父亲临终时的光景。文中写道，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的司马谈，将司马迁唤至病榻前，执其手，谆谆叮嘱修史之重要，泣泪哀叹自己无用，身为太史令却未能着手此事，导致贤君忠臣的事迹空埋地下。他说道：“我死之后，你必定继任为太史令。你当上太史令之后，切勿忘了要实现我的著述之志。”并再三叮嘱，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孝，一定要铭记在心。司马迁听罢，俯首流涕，发誓决不违背父命。
父亲死后两年，司马迁果然继任了太史令之职。他本想利用父亲所收集的资料以及宫中所收藏的秘籍，立刻着手于那一件父子相传的天职，但上任后却立刻被课以修改历法的重任。他心无旁骛地整整干了四年，终于在太初元年得以完成。随即，他便开始了《史记》的编纂，时年四十二岁。
其实，关于此书的谋篇布局，他早已成竹在胸了。根据他的构思，他将采用一种崭新的形式，一种与之前所有的史书都不同的形式。在以往的史书中，就彰显道义性的评判准则而言，当首推《春秋》，但就史实传承的角度来看，他又觉得此书未免不尽如人意。他以为，既然是史书，就理当记录更多的史实。比起道德训诫来，史实更为重要。至于《左传》和《国语》，倒是富于史实的。尤其是《左传》，其叙事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但二史并未对创造出历史的一个个具体人物深加探求。诚然，他们在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形象与表现，已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了，可他们何以会有此作为？已有之史书在一个个具体人物的身世溯源方面还相当欠缺。对此，司马迁自然是不以为然的。更何况，从前的史书，其着眼点都在于如何让当代人了解过去，而在如何让后世了解当代方面，似乎太不关心了。总之，司马迁想要的东西，在现有的史书里面是找不到的。然而，现有的史书究竟在哪方面不能令他满意呢？恐怕他自己也要到写出来之后才会真正清楚吧。应该说，早在批判已有的史书之前，他就已经萌发了要将郁积于胸中并不断跃动的东西写出来的强烈愿望。或者说，他的批判，只能通过创新来表达。至于自己脑海中长久构思的东西能不能称为“史”，他也并无自信。但是，无论能不能称为“史”，这些东西也都是不得不书写下来的（无论是对于世人，还是对于后世而言，都是必需的。尤其是对于自己来说，更是不得不写的）。对于这一点，他倒是充满自信的。他效仿孔子，采取“述而不作”之方针。但是，在“述”和“作”的具体内容上，他与孔子是大不一样的。对于司马迁而言，仅仅是写成事件罗列式的编年体，是不能算作“述”的；而妨碍后人了解史实的，过于偏向道义性的判断，则应该归入“作”之范畴。
此时，汉朝平定天下以来已经传至五代 [7] ，历时已有百年，之前因始皇帝的反文化政策而湮灭或隐匿起来的书籍，也终于开始重见天日了，文运将兴的郁勃之感十分强烈。不仅仅是大汉朝廷，整个时代都在期待着史书的出现。就司马迁个人而言，父亲临终遗言的激励伴随着他自身学殖、眼力与笔力的提高，正在不断地发酵之中，一件浑然天成的伟大作品仿佛已呼之欲出。他的工作，进展得十分畅快，甚至到了令人担忧是否过于畅快的地步。这么说是因为，在写开篇的五帝本纪到夏、商、周、秦的“本纪”时，他不过是一名合理编排史料，追求记述之准确周密的技师而已。但在写完了始皇帝，进入项羽本纪的写作阶段时，那份技术人员的冷静就逐渐丧失了。读他的文章，时常会让人觉得项羽的魂魄附在了他的身上，或者说他自己变成了项羽。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书能够这么写吗？司马迁自己也疑惑了。能够以如此热情洋溢的笔触来书写历史吗？对于“作”，他是极为警惕的。他时刻提醒自己：唯“述”而已。事实上，他的写作也确实是唯述而已。但这种“述”却又是多么的生动传神啊！若非形象思维超常发达的人，是绝不可能作如此记述的。有时候他害怕自己犯了“作”字，会在重读已经写下的文字之后，将那些把历史人物写得如同现实人物一般生动传神的字句删去。如此一来，那些人物确实停止了活生生的呼吸，从而也不用担心其为“作”了。但是，（司马迁心想）这样的项羽，还是项羽吗？如此写法，项羽也好，始皇帝也好，楚庄王也好，不都成了同一个人吗？将不同的人记述成同一个人，又何“述”之有呢？所谓“述”，难道不就是要将不同的人记述为不同的人吗？如此想来，他只得将已被删除的字句重新写上去。恢复原状并重读一遍之后，他终于放下心来。不，不仅仅是他，他所记述的历史人物，项羽、樊哙、范增等人，似乎也都终于放下心来，各安本位了。
汉武帝在他心情好的时候，确实是一位高迈阔达、通情达理的文教庇护者，加之太史令是一种需要朴实的特殊技能的职位，故而能让司马迁免于官场所必有的朋党比周、挤陷谗诬所带来的对于其地位（或生命）的威胁。
因此，在那几年里，司马迁的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幸福（那时人们的幸福观与当代人在内容上大相径庭，但追求幸福之心却并无二致）。他不懂得和光同尘，一味地意气风发，嬉笑怒骂，纵论古今，最为得意之事就是将论敌驳得体无完肤。
然而，数年过后，如此大祸，便突然从天而降了。
在昏暗的蚕室中——受了腐刑的人怕风，所以要在生火取暖的密闭暗室中将养数日。这种温暖、昏暗的场所，与养蚕用的房间极为相似，故而名为“蚕室”。——司马迁一言不发。他的头脑里一片混乱，茫然地倚墙坐着。应该说，比起激愤来，他首先感到的是惊骇。因为，若说是被处以斩首或别的死刑，他平日里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能够想象出自己被处决时的模样。在违忤武帝的心意称颂李陵的时候，他也想到过自己可能会被赐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众多的刑罚门类中，自己偏偏会遭受最最丑陋的宫刑！要说迂腐也确实是迂腐（因为，既然预料到了死刑，那么自然也应该预料到遭受其他所有刑罚才是），他虽曾料到自己将会横遭不测，却没料到自己会遭遇如此丑恶之事。他时常怀有一种类似于信念一般的妄想，即每个人的身上只会发生与之相应的事件。这是他在长期接触史料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观念。他以为，即便是身处逆境，慷慨之士也会遭受激越悲壮的痛苦，软弱之徒则会遭受缓慢而耻辱的蹂躏。或者说，即便最初看来似乎并不相符，但至少人们从其随后的应对方式上可以看出，如此命运还是与之相符合的。司马迁自信自己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虽说仅是一介文笔之吏，但他确信自己要比那些武人更像一名男子汉大丈夫。事实上这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自负，就连一些不喜欢他的人，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此，根据他的一贯主张，自己将来倘若要受刑，也应该是最为惨烈的车裂。可谁知在年近五十之时，竟然遭受如此的奇耻大辱！他甚至觉得如今羁留蚕室，该不是身处梦中？他希望这仅仅是一个梦。可当他身靠着墙壁睁开双眼时，所看到的却是三四个毫无生气、似乎连灵魂都被抽掉了的家伙。他们在昏暗的房间里或躺或坐，一副散漫、邋遢的模样。当意识到自己眼下也是这副模样时，他的喉咙中便发出了一声不知是呜咽还是怒号的惨叫。
在充满着悲愤与郁闷的那几天里，他有时也会出于学者之习惯，做一些思考，或者说反省吧。他思索的是：如此事件，到底由谁，以及这个谁的哪一方面的恶所造成的？在那个君臣之道与日本大相径庭的国度里，他所怨恨的对象，自然首先就是汉武帝。事实上他曾一度对武帝满怀怨恨，根本无暇去念及其他。然而，在短暂的狂乱期过去之后，作为历史学家的他，也终于清醒过来了。与一般的儒生不同，司马迁即便是对于先王的价值，也深知要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加以估量的，故而对于后王武帝，他自然也不会基于一己之私怨而妄加评判。他知道，无论怎么说，武帝也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尽管他的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可只要他还在位，大汉的天下就依旧稳如泰山。在汉朝的历代君王中，除去高祖姑且不论，就连仁君文帝和名君景帝，与之相比也显得较为渺小。只是，伟大的人物，其缺点也同样会被放大，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在极度的怨愤之中，司马迁也并没有忘记。总之，自己的此次遭遇，只能看作是遇上了疾风暴雨、霹雳雷电一般的无妄之灾。这样的想法激起了他的极度愤懑，可与此同时，也将他引入了死心断念的境地。
既然怨恨的矛头不能一直指向君王，就势必会转向君王身边的奸臣。不错，这帮家伙确实可恶。然而，他们的恶，无疑是处于次要地位的，是附属性的恶。更何况司马迁向来心高气傲，觉得这帮小人，似乎还没资格做自己怨恨的对象。
于是他又将矛头指向了那一班老好人。他对这些家伙感到了无比的愤怒，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觉得他们比奸臣、酷吏更难应对。至少，在一旁看着他们就来气。他们很容易让自己心安理得，也很让别人放心，可就因为这样，不就更显得滑稽可笑了吗？既不辩护，也不反驳。心中既不反省，也不自责。丞相公孙贺之流，就是其典型。同样是阿谀奉承，迎合上意，像杜周（最近这厮陷害了其前任王卿，自己当上了御史大夫）那种家伙无疑是有意而为之的，可到了老好人丞相这儿，恐怕是连这份自我意识都没有的。被人骂作“全躯保妻子”之臣，想来他们也不会动一动肝火的。既然如此，这帮家伙又有什么值得怨恨的呢？
最后，司马迁将愤恨的矛头指向了自己。事实上，倘若一定要对什么事物愤愤不平的话，最终都会落到自己身上的。但是，自己又何错之有呢？为李陵辩护，这事无论怎么想也没错啊。就连辩护的方式方法，也并不是笨拙不堪的呀。只要自己不甘沦于阿谀奉承的境地，这么做是势所必然的。作为一名士大夫，只要其所作所为问心无愧，那么，不论招致怎样的后果，也应该甘心领受才是。诚如斯言，故而无论是被处肢解，还是腰斩，自己也是绝无怨言的。但是，这个宫刑——竟会有此结果，尤其是该结果所造成的，自身的如此模样——则是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同样是残疾，这宫刑所造成的残缺是与膑足、削鼻全然不同的。这不是应该加之于士大夫之身的刑罚。自己的身体受到如此摧残，无论怎么看都是绝对丑恶的，没有丝毫虚言巧饰的余地。更何况倘若仅仅是心灵的创伤，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合，而身体上如此丑恶的模样，是到死也不会改变的。且不论动机如何，既然招致如此结果，也只能说自己“谬矣”了。可是，又错在哪里呢？思来想去，自己到底哪里错了呢？哪里也没错。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而已啊。如果非要说错，那就只能说“我”这个存在本身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