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后来呢？周炎说，我爸能吃苦，也有想法，生活慢慢好了点，机缘巧合接触到建材生意，之后做起了房地产。我说，现在最火的就是房地产，全国人民都在给你们打工。她说，创业很难，他工作起来不要命，每天应酬，没少喝酒，病根儿也是那时候落下的。
我说，你们是哪年回来的？周炎说，2011年吧。我说，其间回来过么？周炎摇头。我说，在沿海发展不是更好，为什么还回来？周炎笑了笑，没回答。
不知不觉我们到了山顶，那里视野开阔，几乎可以看到市区全貌，迷雾河穿流而过，仿佛城镇动脉。
我指着远处一个亮晶晶的地方说，你看，观音湖。她说，从这儿看过去可真小。我说，观音湖白骨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周炎说，知道。我说，死者是以前红星厂厂长黄宗云。周炎说，嗯，听说了。我说，你知道周叔当年入狱是黄宗云陷害的吗？周炎说，后来知道。我说，我不瞒你，很多人在传这案子和周叔有关系，作为你的，我顿了顿，说，好朋友，我想开诚布公和你聊聊。周炎看看我，说，所以你问我那些问题？
我说，有人说，他买红星厂那块地，其实是为了观音湖，他想填湖造地，一直在申请。周炎笑笑，说，如果政府批了，现在迷雾河就会有一条漂亮的水上步行街。我说，有人说那才是他回迷雾河的真正目的。周炎说，什么目的？你可以直说。我说，费那么大力气回来，买下当年下岗工厂建楼盘，难道只是为了面子？
她转头看着我，像看个陌生人，过了好一会说，红星厂那块地你很清楚，那样的环境建联排别墅一定更挣钱，你知道为什么我爸要建成现在这样？我说，为什么？她说，为了普通人也可以享受好环境。她接着说，森林之子资金出问题那阵，我一开始坚决主张把项目卖掉，这你知道。
你一定想问，我爸是怎么说服我的，对吧？周炎说。我没说话。她看着我，说，这些事我爸不让和别人说，尤其是你。
我看着她，不明就里，周炎望向远处，说，我们周家祖辈世代都是农民，明朝末年为躲避战乱，逃进深山，无意中来到云梦湖畔，从此有了土地和产业，家族枝繁叶茂，生生不息，祖上感恩森林庇护，自称这一脉为森林之子，到曾祖父这一代，建宗祠，办私塾，成了云梦湖一带颇有声望的家族，我爷爷读过不少书，思想开明，受人尊敬，我爸和他感情很深，但爷爷在“文革”期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自杀了，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埋在哪儿。
我说，为什么周叔不让告诉我？周炎沉默一会儿，说，我爷爷的死跟你爷爷大概有点关系，这你知道吗？我愣了片刻，问，什么关系？周炎说，你不知道？
我爷爷叫吴正坤，在我五岁就去世了，在我印象里他是个心慈面善的老头子，我也从没听家里人提起过这件事。
算了，都过去了，周炎说。
我还想问什么，周炎说，我累了，回去吧。说完转身往山下走。我跟在她后面，紧走慢走，就是跟不上，我大声说，那个吸毒死的叫魏永革，和黄宗云的死有牵连，他去红星厂偷东西被抓，你爸放了他，那天我去见你爸，他说不认识，如果你知道什么，你告诉我，我……
她继续往前走，离我越来越远，直到听见我大叫一声，才回过头来，我只感觉右小腿上被叉子猛戳了一下，一阵剧痛，低头一看，一条绿色细蛇很快消失在树丛中。
我给周炎描述蛇的样子，她一听变了脸色，是竹叶青，连忙俯下身，帮我吸吮伤口，吸出血，吐掉，再吸，反复十几次，她解下鞋带，绑在伤口上方，扶起我往山下走。
我们入林太深，回到路边，伤口已经发黑，小腿肿得很粗，痛得厉害，仿佛刀绞，我浑身发冷，有些恍惚，周炎不停给我鼓劲，让我坚持。车一路打着双闪，开得飞快，我只觉得眩晕恶心，迷迷糊糊听见周炎打电话到处找血清。
到医院时我几乎失去了意识，只听见医生对周炎说了句，幸亏来得及时，不然可能有生命危险。输液时，周炎一直陪在我身边，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我昏昏沉沉睡过去，梦见童年的我和周炎遭一群妖怪追，我拉着她手拼命跑，被堵在巷子里，危急关头我朝它们开枪，却只是滋出水。醒来出了一大通汗，睁开眼，江宁正看着我。
我问，周炎呢？江宁说，她把我叫来就走了，你感觉怎么样？我说，还行，有点晕。
之后两天，周炎没来医院，第三天我恢复得差不多了，办了出院，在家休养。
那几天我想了许多，过去，现在，还有以后，但脑子很乱，什么也没想明白，我觉得自己很不了解周炎，或者说，我根本不了解到底是什么隔在我们中间。我给江宁发消息，说周浩森有本自传，要他不管用什么办法，帮我搞到。
19
第二天，江宁给我拿来了那本《森林之子》—周浩森自传。
我花了两天逐字逐句看完书，除了第一桶金一笔带过外，周浩森的一生写得十分详尽。
周浩森从小心比天高，聪明勤奋，学习一直名列前茅，但由于父亲是“右派”，自己属于“黑五类”，从小低人一等，成绩再好也不让考大学，不准参军，只能下乡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城后终于参加工作，虽是人人避之不及的红星厂，他依然珍惜这个自食其力的机会，可好景不长，几年后他下岗，又遭陷害入狱，成了劳改犯，简单来说，他前半生受尽歧视，看不到一丝希望。他在书中吐露了为何多年来不和老朋友联系，他希望和屈辱的历史彻底决裂。
书中不少内容和我家有关，周炎的爷爷周鹤卿和我爷爷吴正坤是多年邻居、好友，周浩森和吴志戎从小一起长大，曾经亲如兄弟。我也在他一段童年回忆中了解了我和周炎祖辈的恩怨，相应章节原文摘录如下：
我父亲周鹤卿是独子，在省城上过大学，后成为迷雾河一中语文老师，他对迷雾河地区文化十分痴迷。迷雾河一带原属古雾国，曾有一本古书名为《雾书》，记录了从宇宙形成天地初现再到人类诞生的传说，是一部人类创世史诗，古书手卷后在战火中流失，父亲偶然发现其内容一直通过歌谣在乡村口口相传，多年来致力于收集和整理这些歌谣，希望还原《雾书》，传于后世。
小时候我父亲经常给我和吴志戎讲《雾书》，吴正坤是火柴厂工人，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对《雾书》却很感兴趣，多次陪同父亲下乡采风，常与父亲彻夜讨论。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那是我家命运的转折点，我们从此只能夹起尾巴做人，不仅如此，基本生存也成了问题。父亲失去工作，粮食分不下来，亲戚朋友对我家避而远之不敢接济，只有吴正坤，隔三差五偷偷往我家送米送面，我们一家才不至于饿肚子。
次年父亲下放到农村老家，我们家在云梦湖畔度过了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父亲摘帽，同年回到一中继续任教，我们家搬回城里，生活略有好转。仅过了四年，1966年，我13岁，“文革”开始，因祖父周济源是地主，父亲被划为“走资派”。
那时红卫兵任务之一，是收集那些“问题”老师反动言行，作为他们反革命的证据。我父亲经历过“反右”，深知其中利害，为了保护全家老小，家里书籍日记该烧的早都烧了。当时《雾书》行将完成，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但父亲知道，《雾书》必定是红卫兵们最希望抄获的“毒草”，一旦抄获，不仅会累及妻儿，吴正坤一家也难逃干系，母亲和吴正坤苦苦劝阻，他还是付之一炬。
父亲唯一没烧的，是在省城读书时期跟我祖父母的数十封书信，多年来一直小心珍藏。父亲把这些信件混入樟脑粉末，用油纸包住，托吴正坤帮忙保管，吴正坤将其藏于内屋房梁之上。吴正坤是工人，父辈贫农，出身好，书信藏在他家万无一失。
由于父亲准备充分，红卫兵们多次抄家都没找到把柄，开始几次批斗顺利躲了过去。
第二年，形势出现变化，斗争加剧，我父亲被划成一中头号“走资派”。六月中旬县里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批斗会，上头下了死命令，要求必须在这次批斗大会上将父亲彻底打倒，于是红卫兵们发动群众检举我父亲，威胁掌握周鹤卿罪证不交者，一律按现行反革命处理。
不久全县批斗大会如期举行，会场设在迷雾河一中正对河滩的操场上，几天前红卫兵便大肆宣传已经掌握了我父亲的反革命罪证。前夜我患了重感冒，只能待在家中由母亲照顾，据现场亲历者说，那天太阳毒辣，群众把操场挤得水泄不通，四周贴满了斗争标语，人们高举手臂，口号一浪高过一浪。
一中二号“走资派”，那位女校长在台上受了长久的侮辱和拳脚，据说抬下来没多久便咽了气。
轮到我父亲，红卫兵们气势汹汹把他押上台，拿出那几封家书，从中东拼西凑了“执剑向北方”几个字作为他的“罪证”。
父亲生死关头，炎炎烈日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雷声之大，雨势之猛，前所未见，红卫兵头子正在兴头上，本不愿收手，无奈雷雨声压过了所有口号，只得宣布批斗明天继续。
“那场大雨只是暂时救了父亲一命。”自传里如此写道，“第二天我听见母亲哭声醒来，父亲已经自杀于家中，当天街上铺天盖地贴满大字报：反革命周鹤卿自绝于人民！自此以后，我与母亲的生活更加艰难。”
在他另一段描述里，“父亲衣帽整洁，面色红润，端坐在椅子上，眼睛紧闭，仿佛只是睡着一般。‘爷爷也是这么死的。’我跟母亲回忆起一件往事，父亲曾和我说过多年前在另一次运动中不堪受辱自杀的祖父，他的往生也极为体面、安详，这使得我和母亲心里一时竟不那么难受了。”
我反复阅读这段话，回想起周浩森葬礼，瞻仰仪容时，他也如书中描述那般神态平静，看不出一点遭罪的样子，我见过不少癌症患者离世的面容，没有一个是那样的。
20
我请了病假，在永义档案局和图书馆待了半个月，研究迷雾河地方志，查阅那个年代的报纸杂志。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我爷爷交出周鹤卿家书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担心书信被发现连累妻儿，为何不直接烧掉？
终于，我在周鹤卿自杀次月的一份青年报上，找到了一则关于此事的新闻，新闻还介绍了几名因检举反革命有功受到表彰的人员，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上面没有提及我爷爷吴正坤，我父亲吴志戎的名字却赫然在列。
我去了吴志戎家，他看到那张报纸，默默进了房间，出来时，拿着一个泛黄的档案袋。
第二天，我拎上两瓶有年头的迷雾河，坐红眼航班去了北京。
报社朋友帮忙，我找到了那位叫韦宇恒的小说家，《森林之子》由他执笔及润色完成，韦宇恒出过两本小说集，不温不火。
韦宇恒不愿见我，推说没时间，我说和警察身份没关系，只因看过周浩森自传，想厘清两个家族一些恩怨，希望寻求他的帮助。
中午下起了大雨，在旅馆等到傍晚，他发来地址。
韦宇恒稍长我几岁，东北人，个子不高，看起来像南方人。他住在使馆街旁一个老旧小区，一室一厅，客厅摆满了书。我敲门时他正披着外套坐在书桌前，对着窗外那棵法国梧桐一边抽烟一边写作，他大概已经纹丝不动坐了一整天，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一路之隔，是那条北京著名酒吧街。
我说请他吃饭，问附近有没有好点的馆子。他说，这天气适合涮锅子，门口有家，味道不错。
我们挑了个靠窗桌，雨更大了，玻璃上一道道水痕划过，只能看到朦胧的霓虹。
韦宇恒说话动作比一般人慢半拍，不笨拙，而是从容。这酒不错，我挺爱喝，据说只有迷雾河的水才能酿出这个劲儿，是吧？他说，又问我口音为什么隐约有股东北味儿。我说我刑警学院的，在沈阳待过四年。他哦了一声，说，你们学校离我老家不远，附近有个湖你知道吧，我小时候常去那儿滑野冰。我说，丁香湖？他说，对，丁香湖，那时候还是条臭水沟，好多年没去了，听他们说现在环境整挺好，周围房子还不便宜。我说，我们那儿也有个湖，现在弄得很漂亮。他说，观音湖？我说，是。他看着我，说，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么个湖，你完全不知道它曾经是个啥样？
酒过三巡，我放下筷子，掏出烟，给他递一支，示意帮他点火。这儿有，他拿出火机说，给自己点上。我说，挺羡慕你们作家，守着一方小屋，拥有广阔世界，不像我们，终日奔波，这个案子还没破，下个案子又等着，没个头儿。他说，杀人放火金腰带，你们工作对世界挺重要。我说，世界光靠警察弄不好，最后还得靠你们。他吐出一口烟，说，兄弟别高抬我，要我说，谁他妈都靠不住，你见现在有几个爱看书？
再喝几杯，我提起那本自传，韦宇恒和我说周浩森是怎么找到他的，周浩森有了写传记的想法，让助理给他找来一批当代小说，无意中翻到韦宇恒一篇，写的是当年他父母下岗后艰难谋生那段真实经历，周浩森看完把书交给助理说，就他了。
韦宇恒说，答应周浩森之前，他请我去了迷雾河一趟，我从没写过传记，也不打算写，之前有人给介绍，钱不少，我一概拒绝，不是我清高，跟钱有仇，主要是我们这一行，写了没劲的东西，字就很难再有劲了，你懂吧。我看着他，他接着说，但周浩森故事有打动我的地方，可以说很深，他也坦诚，把我当朋友对待。我问，你们聊得多吗？他说，那段时间我们朝夕相处，方方面面确实聊了不少。我说，他第一桶金是怎么赚的，有没有聊过？韦宇恒摇摇头，说，这种事不太可能告诉别人。我说，见不得光？韦宇恒抽了口烟，说，先富那代人嘛，有几个屁股干净？不过，就算我知道内情也不能和你说，职业道德。我说，只怕有些内情，连周浩森都不知道。
韦宇恒把烟往烟灰缸里杵了，看着我。我说，周浩森父亲周鹤卿“文革”时自杀，这事和我们家有直接关系。
韦宇恒想了想说，你爷爷叫吴正坤对吧，我记得，据说当年他把周鹤卿托他收藏的家书交了上去，结果这些信成了周鹤卿反革命罪证。周浩森说他曾经恨过你们吴家很久。我说，换成谁，能不恨一辈子？不过这事和我爷爷没关系，当年我爷爷虽然害怕连累家人，但始终没出卖过周家。
韦宇恒不解地看着我。我说，是我爸，那年14岁，上初一，学校最积极的红小兵，那天他回家，碰巧看见他们把信藏到房梁。
韦宇恒过了许久问，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个？我说，因为我是警察，你是作家，找出真相是我们的责任。
韦宇恒说，这件事后来周浩森放下了，他父亲在遗书里叮嘱过：“家书之事不要追究，切不可报复，凡是人，皆可能犯错，向前走，往远看，不可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