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挨完板子通常是这么回来的：送走十到二十分钟后，教室门会被轻轻敲响，鲍尔斯小姐过去开门，拉奇校长站在门口，一只大手按着学生的背部，学生小脸通红，淌着鼻涕，啜泣不已。刚挨过板子的学生都是同一副面容：板着脸，脸颊湿漉漉的，眼睛擦得通红，鼻涕流个没完，垂头丧气。反叛的劲头不见了，故作勇敢的架势也没了。就连最吵闹、最想引人注意的男孩在这一刻似乎也想蜷缩在课桌底下死个一了百了。然后拉奇会说“我看这位同学准备好回来上课了”，鲍尔斯小姐会说“希望他得到了教训”。就连只有十一岁的孩子也能理解这段对话纯粹是演戏，两名成人不是在互相交谈，而是在说给孩子们听，很容易听懂的言下之意是别过线，否则你就是下一个。挨板子的孩子会得到许可返回座位上，第二轮惩罚随即开始，因为坐在本校区的硬塑料椅子上会使他早已肿胀、如伤口般敏感的屁股感到剧痛，按照他们的说法，就像又在挨板子似的。于是孩子在座位上凄惨地掉眼泪，鲍尔斯小姐会说“对不起，我没听清。你对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孩子会摇头表示没有，神态是那么可怜、颓丧、凄惨，全班学生都知道鲍尔斯小姐只是想让大家看见他在哭，用消极攻击的手段进一步让他感到尴尬和羞耻。公开地，当着他的朋友的面。鲍尔斯小姐的残忍是她那些性别不清的蓝色套头衫都难以容纳的。
那天，所有人都在等待毕晓普回来。他们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接纳他——经过这场洗礼，现在他知道他们都经历过什么了。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了。于是他们等待着，准备迎接毕晓普归来，原谅他的哭泣。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是十五分钟，就在时间来到十八分钟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敲门声终于响起。鲍尔斯小姐夸张地说：“会是谁呢？”然后将粉笔放在黑板底托上，大步走过去开门。他们站在门外，毕晓普和拉奇校长，但她震惊了，全班同学都震惊了，因为毕晓普不但没有哭，反而在明明白白地微笑。他似乎很高兴。看不出痛苦或受伤的迹象。拉奇的手没有放在毕晓普背上。事实上，校长站在毕晓普的一米开外，就好像这孩子携带着什么传染病。鲍尔斯小姐盯着拉奇校长看了几秒钟。拉奇没有按平时的剧本说毕晓普可以回来上课了，而是用士兵谈论战争的漠然语气说：“好了，让他回去吧。”
毕晓普走向他的座位，所有的孩子望着他过去坐下，他特地跳起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恶狠狠地抬起头，像是在问：还有谁想来让老子难受一下？
这幅景象留在了目睹这一刻的所有六年级学生心里。他们中的一员走进最严酷的成人世界却得以凯旋。从此再也没有人找过毕晓普·福尔的麻烦。
第12章
母亲向萨缪尔讲述魅魔（Nix）的故事。她父亲的另一个鬼故事。最吓人的一个。她说，魅魔是一种水妖，它会沿着海岸线飞行，寻找孩童，尤其是喜欢冒险、单独出行的孩子。要是魅魔找到了，就会以一匹大白马的形态现身。没有鞍辔，但很驯顺。一匹友善的大马。它会尽可能地弯下腰，让孩子爬到背上。
刚开始孩子会很害怕，但到了最后，他怎么可能拒绝呢？属于他自己的一匹马？他跳上马背，马站起身，孩子离地面足有三米，他欣喜若狂——第一次有这么大的东西在乎他。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踢马，让它跑得更快一点，于是马开始轻快地小跑，孩子越是喜欢它，它就跑得越快。
然后孩子会希望别人能看见他。
想让朋友嫉妒地望着这匹崭新的大马。他的马。
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被魅魔荼毒的孩子刚开始总会觉得害怕。然后是幸运。然后是迷恋。最后是骄傲。他踢着马，让它跑得更快一点，直到它四蹄翻飞地奔跑，孩子抱着它的脖子。这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好事。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如此重要，如此充满喜悦。永远在这个时刻，在速度和欢愉的顶点，孩子感觉完全控制住了这匹马，感觉完全拥有了它，在他最想因此闻名从而享受第一等的虚荣、骄傲和自豪的时候，马会突然拐下通往城镇的道路，奔向俯瞰大海的悬崖。它全速奔向峭壁，底下就是惊涛骇浪。孩子尖叫，拉扯马背的鬃毛，哀号哭泣，但都无济于事。马跳下悬崖，开始坠落。哪怕在坠落的时候，孩子也会死死抱住马的脖子，假如他没有在石头上摔死，也会在冰冷的海水里淹死。
费伊从父亲那里听来了这个故事。她所有的鬼故事都来自弗兰克外公，他身材瘦高，性格极其孤僻，口音很难听懂。大部分人觉得他沉默时让人害怕，但萨缪尔反而觉得很舒服。感恩节或圣诞节时，他们会难得一次地去艾奥瓦州看他，全家人围坐在桌前一言不发地吃饭。他的回应不是点头就是用“唔”表示否定，想要交谈恐怕有些困难。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默默地吃火鸡，直到弗兰克爷爷吃完，起身去隔壁房间看电视。
弗兰克外公只有在讲述故国故事的时候才有可能活跃起来：古老的神话、传说、鬼故事。他在他长大的地方听着这些故事长大，那是挪威最北端极圈内的一个小渔村，他长到十八岁就离开了。他对女儿讲完魅魔的故事后，说其中的道理是不要相信美好得不可能成真的事情。但她慢慢长大，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她在出走前一个月告诉了萨缪尔。她先讲完同一个故事，但最后加上她总结的道理：“你爱得最深的东西，有朝一日会最严重地伤害你。”
男孩当时并不明白。
“魅魔现在不会变成一匹马了。”她说。两人坐在厨房里，希望似乎永无止境的热浪能放过他们，冰箱敞着门，电风扇将凉气吹向他们，两人喝着冰水，杯壁上的冷凝水在桌面留下湿漉漉的圆圈，“魅魔从前会变成一匹马，”她说，“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
“不同的人不一样。但通常是一个人。通常是你认为你爱的某个人。”
男孩还是不明白。
“人们会因为许多原因爱上彼此，并不是每个原因都很美好，”她说，“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相爱很容易，或者因为习惯，或者因为已经放弃，或者因为害怕。人们能够成为彼此的魅魔。”
她喝了一口水，然后将冰凉的杯子贴在额头上。她闭上眼睛。这是一个漫长而沉默的星期六下午。亨利去办公室了，费伊和他又吵了一架，这次是脏盘子问题。家里1970年代生产的鳄梨色洗碗机这个星期终于罢工了，亨利一次也没有主动提出过帮忙清理厨房，锅碗瓢盆和玻璃杯从水槽里溢了出来，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厨台。萨缪尔怀疑母亲是存心让这座小山失控的——甚至比平时贡献了更多的餐具，只需要用一个锅的时候特地用了几个锅——把它当作一场测试。亨利会注意到吗？他会帮忙吗？他既没有注意到也没有帮忙，她从这个事实推断出了某些重大的意义。
“就像我又回到家政课教室了。”那座小山终于让人无法容忍了，费伊对亨利说。
“你在说什么？”亨利说。
“就像高中的时候。你寻欢作乐，我做饭和打扫卫生。什么都没变过。二十年了，真的什么都没变过。”
亨利洗完了所有餐具，然后说办公室有急事，又一次扔下费伊和萨缪尔两个人单独待着。他们坐在厨房里，各读各的书。费伊读的是难懂的诗歌。萨缪尔读的是“选择你自己的冒险”。
“我在高中认识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姑娘，”她说，“非常聪明和风趣。她在学校里爱上了一个叫朱尔斯的男生。英俊的小伙子，样样在行。所有人都嫉妒她。结果朱尔斯就是她的魅魔。”
“为什么？她怎么了？”
母亲把水杯放回它在木台面上留下的那摊冷凝水里。“他消失了，”她说，“她被困在镇上，再也没离开。我听说她还在那儿，在她老爸的药房里当收银员。”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魅魔就喜欢这么做。”
“她看不出来吗？”
“自己很难看出来。不过有条原则你该记住，你成年前爱上的任何人都很可能是魅魔。”
“任何人？”
“很可能是任何人。”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老爸的？”
“学校里，”她说，“我们十七岁的时候。”
母亲望着白昼仅存的黄色暮霭。电冰箱隆隆、嗡嗡、咔嗒咔嗒地运转，忽然冒出一声滋滋的电流声，然后就停止运转了。灯也暗了。厨台上的电子收音机时钟随即熄灭。母亲环顾四周，说：“保险丝断了。”意思是让萨缪尔去合上断路器，因为配电箱在地下室，而母亲不肯进地下室。
手电筒在他手里沉甸甸、硬邦邦的，铝质波纹手柄裹着胶皮的大圆头似乎很适合在抓捕时使劲砸人。他母亲不去地下室是因为地下室是家宅精灵的居所。至少故事是这么说的，这个故事依然来自他外公：家宅精灵住在地下室，会纠缠你一辈子。他母亲说她小时候遇到过一次，吓得够呛，从此就再也不喜欢地下室了。
但她坚持说她的家宅精灵只会对她显形，只会纠缠她一个人，他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他去地下室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他哭了。轻轻地、柔和地啜泣，因为要么地下室里有个残忍的精灵在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要么他母亲的脑子不太对劲。他在水泥地上拖着脚向前走，将注意力聚拢在前方的光束上。他尽量对那一团亮光之外的所有东西都视而不见。他终于看见了房间另一头的配电箱，他闭上眼睛，尽可能笔直地向前走。他向前迈步，将手电筒伸在身前，一直到他感觉手电筒的头部碰到墙壁为止。他睁开眼睛。配电箱出现在眼前。他合上断路器，地下室的灯亮了。他望向背后——什么都没看见，只有地下室的那堆破烂。他多待了一会儿，振作精神，停止哭泣。他坐在地上。下面比上面凉快多了。
第13章
这个学年的头几个星期，毕晓普和萨缪尔很快就结成了同盟，因为毕晓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萨缪尔总会跟着他。如此分配角色对两个人来说都很轻松。他们根本没有讨论或者口头认可过这件事，而是自然而然地站上了各自的位置，就像硬币落进自动贩卖机里的沟槽。
他们在池塘附近的林子里碰头玩战争游戏。毕晓普总会为游戏准备好背景故事。他们和越南时的“老共”作战，和二战时的纳粹作战，和内战时的邦联军作战，和独立战争时的英国佬作战，和法印战争时的印第安人作战。除了在尝试重现1812年战争时有点摸不着方向[2]，他们的战争永远有明确的目标，两个男孩永远扮演好人，敌人永远是坏蛋，胜者也永远是他们。
要是不玩战争游戏，他们就在毕晓普家玩电子游戏，这是萨缪尔更中意的选项，因为他有可能会碰到贝萨妮，也就是他的爱恋对象。不过现在他大概还不会称之为“爱”，而更像是一种关注与悸动成倍放大的精神状态，生理方面体现为说话时声音起伏变小。每次见到她，尽管不愿意也不希望，但他总会变得像个自我封闭的苦行僧，还有用大拇指和食指轻捻她的衣物的迫切欲望。毕晓普的姐姐让他喜悦，也让他畏惧。贝萨妮很少搭理他们。她对自己的影响力似乎浑然不知。她练习音阶，听音乐，关着门。她去外地参加各种音乐节和比赛，小提琴独奏赢得的绶带和奖杯最终都挂在了她卧室的墙上，与其做伴的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音乐剧海报和一小套象征着悲剧与喜剧的瓷质面具。还有干花，来自她数不胜数的独奏音乐会，谢幕时观众会献上大捧的玫瑰花，她仔细干制后粘在了墙上的床头位置，鲜绿色的枝叶与嫩粉色的花朵完全符合床单、窗帘和墙纸的配色。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房间。
萨缪尔之所以了解她的卧室，是因为他曾躲在树林里一个安全的地方偷看过两三次。他在日落后走出家门，顶着颜色越来越深的紫色天空，来到小溪旁，踩着泥地穿过威尼斯村背后的树林。他经过种着玫瑰花和紫罗兰的花园，花朵正在夜幕下悄然合拢；他从犬舍和温室背后走过，闻着硫黄和磷肥的气味；他从圣心学院校长家背后走过，校长有时候会躺在定制的室外盐水按摩浴缸里舒展身体。萨缪尔会走得谨慎而缓慢，一方面要留神脚下，免得踩中枯枝或成堆落叶，另一方面还要盯着校长，从这个距离望去，校长是一团模糊的白色影子，身体的许多部位（腹部、下巴和手臂底部）只是因为沉甸甸的赘肉才能被分辨出来。绕过整个街区，穿过这片树林，来到街道的尽头，萨缪尔躲在福尔家背后那些树木的须根之中，离草丛与森林的分界线只有三米左右，他穿着黑色衣裤，黑色兜帽压得离地面还不到三厘米，因此全身上下露在外面的只有一双眼睛。
他在那里默默观察。
橘黄色的灯光，人们的影子在室内移动。贝萨妮出现在她卧室的窗框里，渴望如电流般在他的下腹炸裂。他更用力地贴近地面。她穿薄棉布裙，她总是穿成这样，她永远穿成这样，永远显得比其他人更有格调一点，就像刚去过高级餐厅或教堂。她行走时裙子微微摆动，她停下时裙子轻轻落回身上，流畅地滑回原处，仿佛羽毛优雅地飘落。萨缪尔愿意欣然淹死在那裙摆之中。
他只是想看见她。只是想确认她事实上真的存在。这就是他的全部愿望，只要看见了她，他很快就会离开，早在她换衣服之前就会离开，不至于被控行为不端。只有这一件事情——看见贝萨妮，与她分享这个宁静而私密的时刻——能够安慰他，帮他熬过又一个星期。甚至两三个星期。她和他不在同一所学校，她在房间里待那么长时间，花那么多时间外出旅行，这些都让萨缪尔觉得不公平和不平等。其他男孩爱恋的女孩永远在场，就在班级里你的前方，就在食堂里你的身旁。贝萨妮总是那么遥不可及，萨缪尔因此认为他偶尔偷窥也就有了正当性。他有这个资格。
一天，在福尔家，毕晓普正在玩《导弹指令》，萨缪尔坐在特大号的豆袋沙发上，贝萨妮径直闯进电视室，倒在同一张沙发上。她坐下的时候，一小块肩膀和萨缪尔的一小块肩膀贴在了一起。忽然之间，他感觉全世界的意义都集中在了那几平方厘米之中。
“好无聊。”她说。她身穿黄色太阳裙。萨缪尔能闻到她洗发水的气味，蜂蜜、柠檬和香草的浓郁香味。他一动不动，害怕他要是动了她就会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