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碰过。”刘百箴很确定地回答，“那座雕像又不是什么稀有物品，只是仿制的而已。再说它放得很高，拿起来费劲，我不会动它的。”
那你的指纹怎么会在上面？看着刘百箴无辜的样子，我差点没忍住把这句话喊出来。
我还想再问几句，可一阵重重的脚步声破坏了我的想法。
秦欣源以极快的速度闯了进来，走到刘百箴的面前。慌张的脚步让她的头发都变得有些杂乱了。
“刘老板，”她急促地说道，“出事了。”
“怎么回事？”遇到这种情况，刘百箴的脸上难得地出现了惊讶之色。
“凌舟的电脑里少了很多东西，”秦欣源说，“福尔摩斯机器的开发数据消失了。”
注释：
[1]出自《红发会》。
[2]福学，研究福尔摩斯故事及其相关领域的学问。
[3]正典（Canon），指《福尔摩斯探案集》原著的六十个故事，不包括其他衍生作品。
第二部 福尔摩斯式
1
在民众的心目中，阮宏教授并不只是一位科学家或者其他什么人类形象。他更像是强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象征，甚至一个神话。
提到阮宏教授，人们往往会想到由他开启的受限智能学，以及这门学科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至于他晚年所做出的贡献，则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而少部分知道的人，往往对此不能理解。
这一切的分水岭是阮宏教授五十岁那一年。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一年，阮宏教授宣布自己提前“退休”，离开人工智能领域。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业内人士，都对这个决定感到难以置信。对于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来说，这个年纪还不算大，如果阮宏教授继续奋斗在科研一线，说不定能取得更加卓越的成就。
可阮教授没有。他就像受到了天启一般，果断地告别了过去的研究机构。然而他并非完全地退出了学术界，而是把工作重心移到了另一个学科，一个看似与人工智能毫不相关的领域。
他研究的是社会学。准确地说，是一门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的学问。
阮宏教授尝试过对原先的同行解释自己现在这项工作的意义，但反响平平。纵使大多数人出于对阮宏教授的尊敬，表面承认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可在内心深处还是不以为意的。科学家们向来有一种傲气，认为自己所研究的内容才是最重要、最能改变人类命运的。其他同行的工作也很重要，但又不那么重要。如果这位“其他同行”从事的研究恰巧又属于文科，那种隐式的傲慢就变得更为明显了。也许每一位科学家都隐隐约约地有着一种信仰，只有科学才能让世界保持进步。
在这个人工智能完全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时代，人工智能学家身上的傲慢最为严重。让一个人工智能学家相信社会学和人工智能学同等重要，还不如让他相信图灵和诺依曼谈过恋爱。
从另一个角度看，科学家对自己研究学科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并不关心。一位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在尝试解决一个学术上的难题时，绝不会思索自己的研究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伦理上的影响。这也确实不是科研人员应该去考虑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科研人员都不愿去考虑此事。过于瞻前顾后只会阻挠科学的迅速发展。
举例来说，随着克隆技术的不断进步，一系列的伦理问题随之浮现，人类最终对自我认知产生了困惑，然而克隆学的建立者不会因为预测到这件事就放弃发展这门学科。另一方面，正是伦理问题最终断送了克隆技术的前途。在各国政府都禁止了克隆人的研究之后，克隆人体的技术被完全废弃，同体器官移植等潜在的，为人类带来益处的技术也彻底失去了发展机会。
人工智能的滥用的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危害。在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之前，人们时常被视频造假、数据盗用、隐私泄露等问题所困扰。而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又开始关注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机器是否会完全取代人类？人类是否有优于机器的方面？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才会带来大罢工之类的反噬效应。
可随着技术的再次进步，关注此类问题的人在不断减少。问题从来都没有消失，只是人类适应了这些问题，将自己的态度从担忧变成了漠视。但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只是暂时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是被强行压制住了，一旦导火线出现，种种问题就会一起爆发。
正如阮宏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所提到的，这其实是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应该同时进行，一先一后就会带来问题。当今的问题是科学领先了社会太多，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增强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推进社会形态的进步，而不是继续以一种发狂的姿态逼迫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
他把自己关注的这门学科称作人工智能社会学。这门学问重点关注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风险的恐惧和担忧，以及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交互作用。外界听到这个词语时，总以为是在说人工智能这一机器群体的社会关系，更有甚者以为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出了某种文明。其实，阮教授研究的不是人工智能的文明情况，而是与人工智能有关联的人类的心理状况。
就在阮宏教授刚刚涉身于人工智能社会学时，我开始与他见面了。
直到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和阮宏教授的关联，因为我不想声张。对其他人来说，认识阮教授这样的名人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事，可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与阮教授见面反而需要遮遮掩掩。
我是去看病的。
大学毕业之后，我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警局工作。当一名警察说不上是我的梦想，但我对此也不排斥。我还抱有一些浪漫的幻想，期待能够亲手破解一桩奇案，抓住阴险又狡猾的凶手。
但现实总是那样残酷。警察的工作非常单调，除了部分需要出勤去现场的任务，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计算机上。我花费最长时间做的事情，就是学会灵活运用各种智能工具来辅助破案。网络与智能时代的警察，注定要失去那种神探式的浪漫。试想，一位憧憬着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警务工作者，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分析数据，具体步骤是运用软件来编写代码，那他又怎么能满足自己的愿望？
就这样，我生病了。这份枯燥的工作带来的恶果，是让我陷入重复的劳作中，所有时间都在与机器相处，直至回想起了一些糟糕的往事，最后发病。
我患的是精神疾病。年少时的经历让我的心理状况出了些问题，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好转，表面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但我始终留有一丝恐惧心理，正常情况下，我能用意志将其压住，就如同一位恐高症患者在勉强爬楼梯。可现在不行了，我深藏在心底的一种情感在不经意间涌溢而出。
我害怕人工智能。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切的导火线是局长的一番话。
学生时代，由于一起案件，我与局长有幸相识。毕业之后，我进入警局工作，那时局长刚刚上任，意气风发，整天想着革新，不停地向警局引入新型设备。也许是认识得比较早的缘故，局长对我青睐有加。他经常把我叫过去，向我炫耀他最新引入的设备。
这天，他又故作神秘地把我叫到了库房。那里放着一台新机器。
机器看上去十分精致，高度只到我的大腿，主体是一个长方体，头部是球形，身体两侧附有机械臂，底部还有用来移动的滚轮。
“梁铭，”局长笑眯眯地对我说，“这东西有趣吧。”
“这是……”其实，我已经猜到了这是什么。
“侦破式机器人的原型机。”局长得意地回答。
警用侦破式机器人适用于多种外勤任务。不久的将来，警局将会配备许多台这样的机器，用来辅助警察办案。
局长还告诉我，不久之后，研发者还会尝试将犯罪分析系统植入侦破式机器人中，让它们一边在现场侦查一边分析案情，成为真正的警用智能机器。
那它们和人类警察又有什么分别？我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机器终将取代人类，即使在警局。
从那天开始，每个晚上我都在做噩梦。
我害怕人工智能。
这是一件很惨的事情。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生长在智能时代的人，我这代人如果害怕人工智能，就和某个省份的人不能吃含辣食物一样可悲。
我知道自己很不正常。自从发现了自己对机器抱有莫名恐惧心理的那天起，我就一直试图去战胜这种心理。我努力了很多年。学生时代，我甚至还获得过一次编程方面的奖项。没人知道我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在看那些软件运作。我还记得在那场比赛中，当我编写的代码运行起来的那一瞬间，我直接晕了过去。朋友们以为我过于激动和欣喜，其实是恐惧。我无法想象我所编写的程序运转起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无比恐怖的幻想在我的头脑中一次又一次地展开，直至让我晕倒。
我不断地逃避内心的情感。我告诉自己，那些都只是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工具，仅此而已。这种手段暂时有效，我成功地度过了学生时代，并且找到了工作，就连警局的心理医生都没发现我有任何的问题。对了，他为入职人员检查的时候运用了最新的异常心理分析系统。
然而我终究还是没能逃掉。长时间操作机器的工作让我旧病复发，那些新式计算机在我的眼中变成了深不见底的旋涡，迫不及待要将我吞噬。我快发疯了。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阮宏教授。
这件事说来非常具有戏剧性。那时我参与了一起大案调查，其中涉及一位贪污腐败的官员。我有幸和其他人一起到这位官员的家里去搜查，居然发现了一大厚摞报纸。
我和其他几位同事一样，震惊了好久。在这个年代，报纸绝对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网络时代的到来让纸媒消亡殆尽，直到聪明的商人把纸质读物的装潢改进得美轮美奂，再把定价提高数十倍，让它们以一种高贵的姿态重新降临。现在，看纸质读物是贵族才能拥有的享受，我等平民百姓，顶多买几本小书给家里充充门面，而这位官员竟然订阅了日报。他每天都要看报纸。
我借用职务之便，偷偷地翻了翻报纸，看看上层社会的人士都在关注什么新闻。
人工智能学专家阮宏教授来访本市。据悉，阮教授将在本市停留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将为市民提供人工智能相关问题的心理咨询服务。地点……
原来阮教授还在我们市。我知道阮教授和他的团队上个月到我们城市来参加了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不过我没想到他一直没有走。但我也没听说什么心理咨询的事情。
我请了一天假，抱着好奇的心态，前往报纸上提到的地点。我很尊敬阮教授。虽不知道阮教授会不会接待我，但内心还是期待着他能够出面，治好我的病。
阮教授的心理诊所地点非常隐蔽，是在一栋居民楼中，颇有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出乎我意料，一按门铃就有人来为我开门，而开门的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年人，就是电视显像节目中常见到的阮宏本人。阮教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穿着非常时尚，明显用心搭配过。他穿着黑色风衣和长裤，还戴着充满时尚风格的棒球帽，如果光看背影，还以为是三十岁的年轻人。之前在新闻中看到阮教授时，他总是以一个不修边幅的中年学者形象露面，不料他在生活中竟还有另外一面。
“哟，新客人。”阮教授领我坐在一个柔软的沙发上，“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报纸上看到的。”我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这个地方挺大的，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看来阮教授平时就住在这里。
“小伙子还订报纸？”阮教授笑着说道，“家庭条件不错呀。”
“不是我的报纸，”我老实回答道，“是我在别人家里看到的。”
“这样啊。”阮教授说，“其实也不重要，相逢就是缘分。”
“嗯，阮教授，”我说出了一直担心的问题，“我们这个心理咨询服务不会很贵吧？”
“不要紧。”阮教授又笑了，“我又不缺钱，我所关心的是问题本身。”
说着，他为我沏了一壶茶。茶叶的香气让我放松了很多。之后，他又拿出几块小点心摆在桌子上，我顿时喜欢上了这位贴心的教授。
阮教授告诉我，心理诊所本来是想对大众开放的，可是他担心来的人太多忙不过来，就没有大肆声张，而是弄了一个类似于会员制的方式，在部分群体之间做了宣传。阮教授觉得，现在心理问题更多的是一种“富贵病”，患有心理问题的人很多是不太忙于生计的人，所以他在报纸这个平台上做了广告。
听闻此言，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因为我显然是个例外。
阮教授又说，本市是一座科技之城，是全国最喜欢接受新事物的城市，和新技术接触的机会最多，可能患有相关心理问题的人也多，因此他才打算在此定居一段时间。
阮教授认为，心理学属于社会学的一部分。要想研究群体的特征，就要先从个体入手。他将在此地创造出一套人工智能心理学的理论，并且最终将其发展为人工智能社会学。
“最近一段时间，我会在本市开展人工智能心理学的研究。”阮教授向我阐述道，“所谓人工智能心理学，并不是研究人工智能产生的意志和心理，而是研究与人工智能深度接触的人类的心理变化。本市这种科技城市，科技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极快，随着人们与人工智能的接触逐渐加深，心理上可能会产生急剧的变化，这正是我想要关注的。”
我虽然不知道他说的这些有什么用，但大致明白了我这样的人正是阮教授所需要的。我患有因为人工智能而产生的心理疾病，我需要治病，阮教授需要科研，嗯，我们互帮互助。
用完茶点之后，阮教授亲切地向我问起来这里的原因。
“我害怕机器。”我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也害怕阮教授对此一笑了之。他是个半辈子都在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又怎能理解这种苦楚。
我没想到的是，阮教授听到这句话后，并没有露出奇怪的表情，而是沉稳地点了点头。
“不用过度担心，这是一种常见的症状。”阮教授说，“恐机症。”
见到我困惑的样子，阮教授继续向我解说。
“人类的心理问题其实一直随着社会的改变，尤其是科技的进步而产生变化。就和自然界的生物会随环境改变特征，细菌因为抗生素的存在而产生抗药性这些事情一个道理。
“你听说过恐高症吧？这是很多人都患有的一种心理疾病。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疾病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广泛存在的疾病，因为古时候，除了少部分有爬山需求的人以外，人类是没法到达高处的，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恐高症。随着技术的改进，终于有一天人类能够盖出非常高的楼房，这时候才有了恐高症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