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名不见经传的曹征路的小说《真相》却扎了我一针，读之如做噩梦，如坐火桶，如受到当头棒喝：怎么了，咱们这里？
在长篇小说《桃李》里我们看到了高校的腐败。在《小说界》杂志上刊登的王开林的长篇小说《文人秀》里我们看到了我的同行们、某人协的成员们的男盗女娼，欺男霸女，衣冠禽兽。该篇写得有点脏，可称之为肮脏的现实主义。当然，我也知道，那只是一个侧面或片面，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与各个作协中也有阳光灿烂与我们的日子比蜜甜的那一面，主要的一面，但是小说所写仍然令人不能不想一想，并生发出呕吐感与警惕感。
瞧，腐败不只在人家那边，也在咱们自家——叫作文教科卫体等有文化的圈子里边。
《真相》则写得简练而且高明。
一个小学老师，乱收费又体罚学生，使学生受到严重人身伤害，家长告了状，传媒披露，有关老师、校长、领导都表了态，受害小孩与家长甚至大出了一回风头。但突然老师反诉原告侵犯了本人名誉权。法庭辩论，原告初审胜诉，被告老师不服，并且脸上显出了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多么高雅！哎，就这样一切发生了逆转。怎么逆转的？作品没有写，此位老师方面的一切动作与思谋都浸在水面以下的深层，作者对她并无任何揭露与鞭挞，没有任何正面描写，她像是一个谜——这正是小说写作的高明之处。反正全班同学一朝便都改了口，翻了供，再没有人肯去作证承认自己看到了老师对于被害学生的动手，反而众口一声地、像回答课堂提问一样地向调查采访者们齐声呼喊：“没有！”就是说，老师伤害孩子人身的问题，从此死无对证了。
被害的同学与家长，于是变成了破坏学校声誉与老师形象的人民公敌（请联想一下易卜生的名剧《国民公敌》吧，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被害学生原来是班长，出了此事以后班长一职经过民主程序被罢免了。电视台选拔孩子上电视，这个孩子天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举手，一次又一次地落选了。“可怜孩子太小她还不懂，她还要跟着举手……”仅仅在这里，作者的叙述里出现了一点点怨而微怒。而另一个孩子，被老师选中，虽然票数不够也上了电视，在电视里哭着谈老师比妈妈还慈祥亲爱。此孩子原是班长的好友，从此再也不理原班长了。而且美丽的老师在教师节这天的黄金时间，在荧光屏上作了美丽的亮相。
孩子向老师，向伤害她的人道歉，被害者向施害人道歉，没用，因为是同学们不选她不喜欢她啦。不仅不选她，还从此再没有人搭理她，她指天划日地表示她是“最爱老师”“真爱老师”“没有骗人”的，仍然不行。而且她被同学侮辱，殴打，直到逼着她吃屎。“肇事者”即孩子的父亲（他对校长发牢骚，才引起了孩子受到体罚，同时是他在朋友们怂恿下到法院告了状）也愧对孩子与孩子的母亲，自认一切错在自己，乒乒乓乓地打自己的嘴巴，打出血来。
……
可以说是反映了初等教育上的问题。例如我的一个中年同事的孩子上小学才三个月，已经学会了“嘲笑”“孤立”两个词。他们班一个学生上课时有不遵守秩序的表现，引得大家笑了，老师就给大家讲解，这种笑乃是嘲笑。并带着全班同学高喊“嘲——笑——”二字。然后大家不理这个孩子了，老师又讲解这叫“孤立”。可以预计这个孩子的前景了，他会不会从小就变成一个社会的痛恨者与牺牲品呢？
从一些小学生家长们的口中我得知，指定特定的学生，不让班上其他同学理他或她，是我们如今的小学老师最常用的惩罚方术之一。有的老师气势汹汹而且得意扬扬地通知家长：“我已经告诉全班同学不要搭理你的孩子，谁也不要与你的孩子一道玩耍了。”
这当然是施压的良法。无怪乎我的这位小同事的孩子上学三个月没有学到爱心，没有学到助人，他的启蒙教育便是嘲笑与孤立，包括着一种卑贱的侥幸心理，因为他尝到了损害旁人而不是自己被损害的自我庆幸与满足感。
救救孩子的口号显然并没有过时。
然而，又不仅仅是什么“行业不正之风”。我无意通过评论这篇小说过多地批评我们的小学教育。它是一个缩影，就是非强势者对于强势无奈，非强势对于强势的奉迎，强势对于非强势的操纵，还有略图讨到一点公道的不识时务的人的边缘化、（被）孤立化与（被视为）公害化。这是一个例证，一个寓言，一段你无法不信其真的身边事件。在一个个八九岁的孩子面前，班主任老师当然就是强势的象征，她或他掌握着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操行评语、群众（班集体）导向、奖惩荣辱（如是三好学生还是被嘲笑、被孤立者）、干部（班长、班委、课代表直到此后的少先队中队长、小队长等）任免。学校与老师与别的行业的老板们一样，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用咱们的搞运动的方法在孩子们当中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团结多数，孤立一小撮，分化瓦解，有打有拉，无往而不胜。当然说是搞运动搞出来的办法也不准确，因为这一套办法，六十多年前我上小学时就见过，经历过，这乃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性与人类管制中共有的方术。
作者写道：
（可怜的孩子父亲与他的水平不低的朋友们）……叹扯谎不打草稿，叹这帮小孩明知道是在扯谎还这么理直气壮，还晓得……怎么迫害别人，才能讨老师欢喜……已经无师自通，怎样把握这个表功邀宠的机会……再过二十年，他们就是法官、律师，管理国家的人啊……
作者还写到了被害人的家长去求另一个家长，另外的学生家长说道：
“……我敢得罪哪个……我敢叫我的小孩子给你去作证吗？我找死啊？你们问问自己，换了你们会怎么做……要真那么纯洁，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活下去……”
强势的存在是必要的，有势才有序，国家才不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强势之所以是强势，不仅在于他掌握了各种资源和手段，还在于他能够左右非强势者、弱势者的走向，能将沉默的多数变成趋奉的多数、不实事求是的多数、迫害少数说真话者的多数。
因为事情很简单，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合理的事情多着呢，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尝不是更好、更安全更令人放心的办法，何况最初那位老师哭着看望孩子，还送了水果。性质虽然严重，毕竟后果尚称侥幸，孩子康复了而不是残疾了或死亡了。还有一点，你要是想告状就赶快给孩子转学，你要是不想转或者没有条件转，你最好暂时忍下来。否则，一切坏事、乱局、出丑、倒霉事，不是由你而发生的吗？
多么危险，如果不是写文章而是实际生活中一位朋友碰到了类似的事，王蒙多半会给他出忍为高的主意。就是说，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而且一位家长告诉我，转学也并非总是行得通的，如果老师的能量与资源比你大、比你硬，他或她可以让你的孩子转不成学。）
这可是值得深思与警惕的啊！
4.无可选择的选择
中国传统儒家的忠君观念，转化为一种有君无我的道德精神、自我牺牲感情，很有几分感人乃至崇高伟大之处。《红楼梦》里的人物贾政，一直被新派批评家贬得一文不值，但每当我读到元妃省亲，贾政虽是父亲，但以臣子身份向贵妃行礼，并表白了自己对“今上”忠贞之情的时候，常常为之鼻酸泪下。
近读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书中引用了《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里的话：“为人臣者……朝夕进退，奉职应对，所以事贵也；供设饮食，候视疚疾，所以致养也；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伏节死义，难不惜其命，所以救穷也；推进光荣，褒扬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辅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读了这一段十分道德化与文学化（感情化、排比化、虚拟化）的文字，不能不赞叹一番，这可真是做到大君无私、毫不利己、肝脑涂地，“忠”了个一塌糊涂了。
以君为天、以臣为地，中国的政治学还这么“象征主义”地提出与解决问题，从这个“所指”上再去尽做与做尽“能指”的文章。中国自古以来喜欢用文学语言和比喻手段讲政治、讲政策，反过来又喜欢用政治语言政策语言讲文艺，这也绝了。这就加浓了中国政治的感情性、气魄性、道德性与不确定性，同时也加重了中国文艺的政治性、政策性、尖锐性。这个问题，我打算另文讨论。
根据罗氏的论述，两汉时的文人，虽无循吏的“直接施政”的责任，但在心理上对大一统的政权是亲近的。他们“大体是以文学侍臣的身份出现的”，所谓“倡优畜之，流俗所轻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养”起来的一批文人。这也不足为耻为“轻”，既然君像“天”一样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覆盖，而且以强调君权君贵为基础建立并治理了、发育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我们也就无权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要求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等摆脱君王统治，实现独立人格与自我价值。
罗氏认为，随着政治的问题病入膏肓，“士”与政权走向冲突与疏离。“他们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乃有玄学之产生。这里，把玄学的产生完全归因于士人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即士人与政权的关怀的变化，而丝毫未提及文化上的渊源，似令人不太满足。
魏晋士人心态，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话题。六十年代初期陈翔鹤写的小说《广陵散》与《陶渊明写挽歌》在当时那种沉闷与压抑的空气中，多少通了个气孔，让人从对嵇康与陶潜的回顾中获得某种感情的融通与激荡。当然，小说很快受到严厉的批判，情况变得更糟糕，陈翔鹤也在“文革”中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嵇康之祸的余波竟然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好生令人叹息。
嵇康的故事脍炙人口。尤其是他受戮前观日影而奏《广陵散》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风格才调，真神仙中人也。看来还得感谢司马昭，他虽然杀了嵇康，毕竟还给他留下了表现与完成自己浪漫主义结束曲的机会。杀人者亦有自己的“宽容”，嵇康不幸之中有大幸焉。
嵇康为什么被杀？罗氏认为是由于“他太认真”“性烈”“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对立起来”，罗氏最精彩的论述是：“以自己为高洁是可以的，以世俗为污浊则不可。”以致他认为这是嵇康的“性格弱点”。由于“认真”“性烈”“与世俗对立”，就要掉脑袋，这很可怕也很不好。另一方面，从嵇康本人方面探讨一下经验教训，并非没有话可说。
这一点很重要，不仅仅是为了处世、搞平衡、自全与远祸。许多年以前我就写文章主张“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可以的或可以允许的，而“王麻子剪刀，别无分号”是要不得的，“党同”是难免的，而“伐异”有时候是愚蠢的与走向反面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承认价值标准的多元性与选择取向的相对性。人各有志，人各有境，应该允许百花齐放与多元互补。你选择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不等于人人或所有的士人都必须以你为样板。如果选择了入世，而且是在入世的努力中为百姓为国家以及从长远利益上说是为朝廷做好事，清正廉明而不是蝇营狗苟，那就没有必要视若雠仇。山涛向朝廷推荐嵇康代己为官，看不出有什么恶劣的用心，辞谢是可以的，写“公开信”与之绝交，就有点不合分寸。说实话，古往今来许多清高、伟大、寂寞之人，也不是一向寂寞的。阮籍就曾经想着入世，陶渊明也曾经“有过抱负，有过与时冥合的想法，并因此而入仕”。罗氏认为陶有“内心未能免俗的情结”，谁又能免俗呢？孟浩然也有过以诗求仕的记录，他在《临洞庭上张承相》一诗中便道出了“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心曲。只是他不走运，一句“不才明主弃”（其实这句诗也显得酸溜溜的），得罪了皇帝，这才不得不“端居”到底，变得“高山安可仰”起来。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寂寞得伟大清高的人物。就以今人所尊敬的沈从文先生而论，解放初期，他见到解放军纪律严明，新中国气象万千，曾有过积极为新社会而工作也就是入世的想法，后来的“左”的现实，摧毁了他的想法，几乎使之精神崩溃，再后来才不得不孤独寂寞并从而被弟子颂扬得伟大起来。许多的清高带有被迫性。沈从文的可尊敬之处在于寂寞了也就实实在在地寂寞去了，直到“文革”以后，时来运转了，他也仍然是洁身自好，绝无失态之处。这就比一边做着隐士，一边又指手画脚、招摇卖弄、居高临下、出口伤人、与人为恶的自封的祖师爷作风强多了。李国文在《随笔》上写有《隐士难为》一文，读了令人齿冷。
笼统地说，一个比较正派、比较善意（儒家所说的“仁”）的人，入世或者出世，都会正派与善良一些。而一个褊狭峻急或者虚伪刚愎的人，出仕则是酷吏，出世则为伪君子，皆不足为训。当然，一般地说，为官者享尽了当时的荣华富贵，再搞些鼠窃猫儿腻的事情，更易被公众切齿痛恨。而在野名士包括被迫做名士或暂时做名士实为待价而沽的人，在文采风流的同时难免有多多少少的穷愁潦倒之态，因而容易赢得公众的同情。人们更多地去同情弱者和悲剧人物，这也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
罗氏书中讲的皇甫谧的例子很有趣。他“高洁之名甚大，而世俗与当政者亦始终对其备加崇敬”。他也隐居不仕，但辞官的原因只是自己有病，并不抨击官场或者时政。他后来还上表向皇帝借书，“无损于自己的高洁，又给皇帝增加了礼贤下士的美名”。当今之世如有这等人物，或被讥为八面玲珑处世奇术，但是单单从“术”的观点很难解释清楚皇甫谧的所为。庖丁解牛，已经不是“术”而是“道”了。这个道仍然是“仁”，是最大限度地肯定人生、肯定众人，包括与自己志趣不同的人，乃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减少一切消极因素，乃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道则有量度、气度、风度。宰相肚子里撑得下船，这当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靠技术是扩展不了胸怀的容积的。容积问题，是一种智慧（能不能看得更透，能不能有自知之明等），是一种修养（所谓读书深处意气平，所谓耳顺与从心所欲，不逾矩），更是一种品格（所谓小溪最喧闹，所谓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