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中国人的底线王蒙作为当代文坛的泰斗式人物，无论其著作和影响力都非同一般。《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影响深远，《我的人生哲学》《红楼启示录》《青狐》等作品更是深受好评。
本书为王蒙的全新散文集，不同以往，作者以大师的高度，百姓的视角，知识分子的情怀，指点迷津，让读者看清自己，让自己认知他人。对社会热点的独到见解，对国策民生的深刻剖析，以及对国民性的重新发现和力透纸背的解读，既可让作者心灵从容，也可让读者充满领悟。
内容简介
本书为作家王蒙最新作品，有对国家顶层设计的看法，有对年轻人的谆谆告诫，有对自己一生的总结。王蒙虽写自己的生活感触和人生领悟，但每句话都是对当下的一种介入。从个人反应社会，从社会发现问题。以高屋建瓴的思想谈论人生哲学，处世之道，社会问题，文思矫健，逻辑缜密，自然随和，不事雕琢，既可让作者心灵从容，也可让读者充满领悟。
作者简介
王蒙，1934年10月生于北京，河北南皮人，著名作家。16岁入 党，19岁发表处女作《青春万岁》。22岁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因该小说而被错划为右派。历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89年辞去文化部部长之职，专心创作。
第1章 防御价值歧义的陷阱
理想的实现靠的是实践而不是理想自身的不断重复宣讲。特别是在革命者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他的主要任务变成了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后。经济生活的组织首先是靠利益原则的正确运用而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的宣传。
1.防御价值歧义的陷阱
中国古代四部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大学》中提出了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实现全部政治理想的基础思想。它说：“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反过来，此书又提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命题。
这个在逻辑上未必经得住推敲的命题却为许多代的中国士人所信奉。修、齐、治、平，是中国封建社会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只是在道德层面上，个人是高度受重视的。至于个人的正当利益，却少有论述。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子提出“义利之辩”，他轻视“利益”的观念，而强调“道义”是高于一切的，儒家还提出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命题，认为为了道义原则而牺牲生命是最崇高光荣的事。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修齐治平”的理论人们讲得少了，共产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更侧重的是社会的制度方面的变革。但是对于家庭的重视却是一直很少变化的。中国古典的八种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前两种就是专门讲家庭和血缘关系的。儒家学说首先不是人权的学说而是人的义务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存在与他人，特别是与自己的亲属的伦理关系的链条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有相应的义务；如果各安其位，各行其义务，这个社会就是清明和太平的，反之就将是灾难。甚至婚姻的基础也不是爱情，而是伦理义务。在中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中，强壮而有活力的主人公被强迫和他所不爱的女人成婚，理由是因为他的母亲去世，而他的父亲和他幼小的弟弟妹妹，都需要一个能劳动的女人来操持家务。当主人公拒绝这桩婚姻时，他的父亲和弟妹全都跪在他的面前，向他哀求，于是他不得不接受这桩婚姻。中国历史上确有过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大家庭，世人以拥有这样的家庭和大量的子孙后裔为人生的最大幸福。一般人也强调家庭的意义。“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者，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不仅在社会集团中受到批判斗争孤立，而且在家庭中也处境不妙才走上了绝路的。至今，一个独身者仍然会受到过多的关心和忠告，会有许多人帮助他或她寻找婚姻伴侣。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在人民革命中受到了很大冲击，因为领导这一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主张“阶级论”，认为人的归属首先是阶级，其次才是家庭。党提倡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或反动地主家庭的人与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多有革命者检举自己的家人的反革命罪行的情况，这种行为受到表彰和肯定。
现在的计划生育大大增加了孩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独生子女被称为家中的小太阳，有许多家庭孩子处于家中的特权地位。
近年来这些情况开始有些变化，独身者、不结婚而与异性同居者、结婚而不要孩子者，在大城市逐渐多了起来，但在整个人口中，他（她）们只占极少数。
在中文中，国家的概念是崇高的，国家一词既是country，又是nation，并且也是state。在古老的中国，国的概念还与君的概念密不可分，因此对国与君的忠诚被视为极大的美德。但中国又屡屡发生农民革命与改朝换代的事情，不断地发生背叛、变节、归顺新主子的故事，这里常常发生政治道德政治价值上的悖论。从孔子治《春秋》时起，哲人们就致力于以说得通的政治道德政治价值论点来说明历史的变革。然而，这始终是中国的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无法完全解决的难题。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屈辱经验大大加强了国家观念的民族主义色调。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来侵略压迫、拯救濒临灭亡的中华民族，一直是近现代中国最富有动员力的政治主题。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历史发展中，少有多元制衡的观念与实践。适应着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与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儒家强调的是中庸之道，即通过抑制极端主义的偏激做法来维持社会的平衡。历史上中国人提倡忠君，同时又抨击暴政，要求君王爱民如子，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样，在提倡孝敬父母、师长的同时，提出“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儒家的理想包括了被统治者的忠诚与驯服，但它的前提是统治者的仁爱、谨慎、宽容和在道德教化方面的表率作用。至今，中国的执政党仍然时时强调党员干部的身教胜于言教；至今，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仍然是德才兼备，就是说，把一个人的道德表现、道德形象，视为担任干部的首要的条件。“仁政”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理想，这也是官员的腐败问题在中国往往会引发特别激动的情绪的一个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而无产阶级由于一无所有，由于失去的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所以是最大公无私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个人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革命利益。解放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周恩来为“学习雷锋”题词时提出要“公而忘私”“奋不顾身”。毛泽东的“老三篇”上出现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法。中国报刊上还出现过“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提法。“文革”中，提出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当时有许多说法提倡大公无私。如“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把有限的自我，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等。对个人利益的极端漠视，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妨碍了文化、科学、艺术的繁荣。
早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人们已经提出张扬个性的启蒙主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大发展以来，人们更倾向于合理地界定与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注意运用个人利益原则来刺激劳动的积极性。在文化艺术上发展与张扬个性也被各方面所认可。与此同时，又产生了见利忘义、贪污腐化、道德滑坡、信仰危机以及社会犯罪现象有所增加的问题。中国的执政党与政府，则一直强调集体主义与继承革命传统，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希望能建立起一个富裕而且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简单的结论：
(1)中国的文化传统比较强调群体和集体，强调个人对自身的道德约束与个人对集体的奉献直至牺牲，这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所不同。
(2)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社会理想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远非一帆风顺和轻松愉快，相反，这是一个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充满了价值失范的陷阱与价值歧义的冲突的过程，对这个过程做出轻率的判断和干预，是危险的。
(3)中国永远不可能全盘西化，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同时中国必然走向现代化，必然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的整合，并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做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贡献。
2.承认“价值民主”的多样性
这种有所不为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一种低调原则。低调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不求上进、苟延残喘的意思，不是得过且过、媚俗投降的意思，不是和光同尘、濯泥扬波的意思，甚至也不仅仅是韬光养晦、充实自身的意思。除了该否定的必须否定，做人必须有底线以外，我所说的低调原则还意味着：
第一，面对现实，实事求是，而不是愤世嫉俗，大言炎炎。
例如看一个人，如果他没有那些绝对不可以的干事记录，这就基本上是个好人，任何人没有权利由于他的或有的平庸、未能免俗而敌视之、污辱之。对于自己也是一样，你只能做应该做与可能做的事，你只能循序渐进，你只能逐渐积累，尊重客观规律，你不应该为了不可能实现的狂想，而麻烦自己与旁人。
第二，你可以为自己树立超高的标准，这是非常可敬的。但是你没有可能以个人信奉的超高标准来规范旁人、命令旁人、指责旁人。你没有权利以最崇高的理念为根据而漠视普通人的正常利益、正常生活。
第三，你将避免极端化绝对化、唯意志论、非此即彼的价值标准与思想方法，你将有可能面对和承认大量的处于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状态、灰色状态的人众和选择，以一种相对比较平衡和冷静、全面和通情达理的心态来处理面临的一切挑战，而不是动辄铤而走险，动辄翻脸不认人，动辄宣布自己是终极真理的发现者与占有者，而与自己稍有不和的人都是该诛该灭的蛆虫，这就为我们的社会减少邪教和迷信法西斯主义与冒险主义恐怖主义假大空教条主义孳生与发育的土壤而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四，讨论人的有所不为的底线，同时不统一做人的共同的标杆，承认价值的统一性，同时承认多样性，大狗活小狗也要活，大象固然威风，小羊也自可爱，银杏可以千载，小草可以一岁一枯荣，用不着有你没我，也不必傲视与自己非属同类从而并无可比性的种群。这是一种价值民主。
第五，以这种态度处世待人，我们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放过了本来应该声讨之、消除之的坏人、坏事，也可能降低了一些本来就胸无大志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乃至于也可能给犬儒和乡愿大开绿灯。
是的，我承认这些，世间本没有万全的策略、万全的命题，更没有万全的表述语言，低调原则的说法也可能会付出自己的代价。但是，持这种态度的人发现了自己的失误，相对比较容易弥补和纠正。如果你发现自己该激烈的时候硬是没有激烈，该坚决的时候硬是没有坚决，该出手的时候硬是没有出手，很好办，那就激烈一次吧，坚决一次吧，出一次手吧，你会有机会的。
人生除了低调原则以外还有是非的标准，还有刚正原则、斗争原则、坚定原则和理想原则，即为理想不惜牺牲自我的原则。一个低调原则对于人生当然远远不够，低调的同时不排除必要时的斗争和高音强音，正如预防为主的原则绝不意味着有病不治、有急腹症不上手术台。而如果你是高调论者，你弄好了很了不起，弄不好却会成为牛皮哄哄的空谈家、误事者直到伪君子，而且纠正起来要麻烦得多，困难得多。
第六，所以要讲低调还为了下一步路好走，下一步棋好下，下一个小节容易调好弦音。
几十年来我也屡屡看到高调论者的尴尬，他们说个什么事、表个什么态都把话说狠、说绝、说大，说到百分之八百，他或她可能当时赢得了一些掌声至少是震动，可能当时显得很刺激很过瘾，那么请问：下一步措施，下一步奉献，下一个节目是什么呢？你能绑上浑身的手榴弹向前冲锋吗？你能杀一批、关一批，办一批、废一批吗？你能突然发功打下一架飞机或揪出一名贪官来吗？你能三下五除二把中国变成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吗？都办不到，岂不丧气扫兴？要不，你准备就此自杀至少是砍掉自己的一根手指吗？或者，你只好逐步降低了调门，显出了说大话不腰疼的不负责任的狡猾与走向疲软的窘态？而如果你的调门适当地悠着点，留有余地，不是会越走路越宽吗？
第七，所以讲一个低调原则，是由于中国的国情，我们与欧洲不一样，我们的社会生活社会哲学里比较缺少多元平衡、多元制衡，即互相制约的观念。我们比较容易一个时期刮一种风，叫作“一窝风”，叫作搞运动或搞不是运动的运动，叫作把理念的条条框框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叫作存天理灭人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还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们一直富有激情和高亢的调门。
历史上我们常常沿着一条线走下去直到实在走不通了，最后碰壁碰得头破血流了才开始转弯，转完了弯以后又是直线硬走下去，直到碰另一种壁。那时我国的智者绝不缺少灵动和机敏，因此发明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叫作不为已甚，叫作中庸之道，就是说反对过分的极端主义。
中庸之道的说法本来很有点意思，很有点学问，既易于普及又切中要害。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一个教育不够发达不够普及的大国，中国文字学起来又比较困难，大家都习惯于望文生义、不求甚解、通俗简明、偷工减料。
于是什么是中庸呢？原来是又中又庸，又呆又平，一副傻兮兮的样子，而且你也中庸我也中庸，强盗也中庸贪官也中庸，越是坏人越希望你中庸兮兮，于是扼杀了一切生机，于是中庸云云变成了腐朽的破烂货，变成了白痴和昏虫的哲学啦。
3.非强势的困惑
我记得，一期《中华文学选刊》中选了原载《人民日报》上的一个短篇小说《真相》。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惊悚，我要说是毛骨悚然的感觉了。因为生活越过越好，因为发展、稳定、进步、和谐的现实与目标都那么令人提气。因为各种面对的挑战诸如环境、吏治、能源、三农、治安等问题都已经严肃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提出了解决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