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不再做这种无病呻吟了。(其实，无病的呻吟更加彻骨，更加来自生命自身。)让我们回到维吾尔人的欢乐的饮酒聚会中来。
在维吾尔人的饮酒聚会中，弹唱乃至起舞十分精彩。伊犁地区有一位盲歌手名叫司马义，他的声音浑厚中略有嘶哑。他唱的歌既压抑又舒缓，既忧愁又开阔，既有调又自然流露。他最初的两句歌总是使我怆然泪下。“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我猜想诗人是只有在微醺的状态下才能听一声《何满子》就落泪的。我最爱听的伊犁民歌是《羊羔一样的黑眼睛》，我是“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我现在在香港客居，写到这里，眼睛也湿润了。
和汉族同志一起饮酒没有这么热闹。那时酒的作用似乎在于诱发语言。把酒谈心，饮酒交心，以酒暖心，以心暖心，这就是最珍贵的了。
还有划拳，借机伸拳捋袖，乱喊乱叫一番。划拳的游戏中含有灌别人酒，看别人醉态、洋相的取笑动机，不足为训。但在那个时候也情有可原，否则您看什么呢？除了政治野心家的“秀”，什么“秀”也没有了。可惜我划拳的姿势和我跳交际舞的姿势处于同一水准，丑煞人也。讲究的划拳要收拢食指，我却常常把食指伸到对手的鼻子尖上。说也怪，我其实很注重勿以食指指人的交际礼貌，只是划拳时控制不住食指。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光阴须得酒消磨”，“明朝酒醒知何处”（后二句出自苏轼）……我们的酒神很少有淋漓酣畅的亢奋与浪漫，倒多是“举杯浇愁愁更愁”的烦闷，不得意即徒然地浪费生命的痛苦。我们的酒是常常与某种颓废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颓废也罢，有酒可浇，有诗可写，有情可抒，这仍然是一种文人的趣味、文人的方式。多获得一种趣味和方式，总是使日子好过一些，也使我们的诗词里多一点既压抑又豁达自解的风流。酒的贡献仍然不能说是消极的。至于电影《红高粱》里的所谓对“酒神”的赞歌，虽然不失为很好看的故事与画面，却是不可以当真的。制作一种有效果——特别是视觉效果——的风俗画，是该片导演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与中国人的酒文化未必相干。
近年来在国外旅行有过多次喝洋酒的机会，也不妨对中外的酒类做一些比较。许多洋酒在色泽与芳香上优于国酒，而国酒的醇厚别有一种深度。在我第一次喝干雪梨（cherry dry）酒的时候，颇兴奋于它与我们的绍兴花雕的接近，后来与内行们讨论过绍兴黄的出口前景（虽然我不做出口贸易）。我不能不叹息于绍兴黄的略嫌混浊的外观，既然黄河都可以治理得清爽一些，绍兴黄又有什么难清的呢？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葡萄酒要搞得那么甜。通化葡萄酒的质量是很上乘的，就是含糖量太高了。能不能也生产一种干红（黑）葡萄酒呢？
我对中国南部一带就着菜喝“人头马”“XO”的习惯觉得别扭。看来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总认为洋酒有洋的喝法。饭前、饭间、饭后应该有区分。怎么拿杯子，怎么旋转杯子，也都是“茶道”一般的“酒道”。喝酒而无道，未知其可也。
而我的喝酒，正在向着有道而少酒、无酒的方向发展。医生已经明确建议我减少饮酒，我又一贯是最听医生的话，最听少年儿童报纸上刊载的卫生规则一类的话的人。就在我著文谈酒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到“饮之”的愿望。我不那么爱喝酒了。“文化大革命”的日子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又是一种什么境界呢？饮亦可，不沾唇亦可。饮亦一醉，不饮亦一醉。醉亦醒，不醉亦醒。醒亦可猴、可孔雀、可虎、可猪、可石头。醉亦可。可饮而不嗜。可嗜而不饮。可空谈饮酒，滔滔三日绕梁不绝而不见一滴。也可以从此戒酒，就像我自一九七八年四月起再也没有吸过一支烟一样。
8.目光比人还难作假
一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刚刚举家从新疆迁移回北京，临时住的地点离故宫护城河很近，晚饭后我常常沿着护城河散步。垂柳、角楼、劳动人民文化宫与公园后门，种种亲切和美丽使我陶醉感叹。
我几次看到四个（也许是三个？已经到了再不敢吹“记忆力”的年龄了）青年弹着吉他靠在河堤上唱歌。我觉得惊讶、羡慕、疑惑，甚至有点紧张。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地在街头弹那个资产阶级——至少不是无产阶级——的乐器呢？自己玩就玩吧，何必跑到大街上呢？三四个人一起弹吉他，不是有点闲荡，有点不务正业吗？三四个人算不算聚众呢？惹得许多行人、骑自行车者停下来看，多出风头，多不好意思！许多人还吃不饱饭呢，他们却吃饱了撑得弹上吉他了。北京，北京，毕竟是北京啊！他们是不是有点可疑呢？需要不需要给他们一点劝告乃至监视呢？
我是带着一种陌生感，一种不安，一种窃窃的喜悦来看这四个人的。觉得看多了不太方便也不太礼貌，每次看上几眼便迈步走过去。却也想，“四人帮”毕竟是倒台了呵。
一晃，时已八年。弹吉他的年轻人，你们过得可好？
二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已经是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一片将死未死的萧条景象。这时，在我居住的一条小胡同里，出现了一个挎着篮子卖杂货的老头（依我当时的年龄和眼光认为的老头，也许他不过才四十岁）。老头用洪亮而又甜美，应该说是软软的、嗲嗲的声音吆喝：“油炸花生米！老腌鸡子！”
除了炸花生米与煮好的咸鸡蛋，几乎没有别的商品。他见了谁都笑容可掬，见了小孩子马上用讲故事的声调说：“跟妈妈要点钱，买花生米吃！甭提多香了！”
果然有小孩子回家去又出来了，买了花生米。他给花生米应该说是相当“抠门儿”的，但态度实在和气。如果小孩子抱怨花生米给得少，他就会慈祥地说：“小少爷！您看我这花生米多干净！多油分！多个儿大！”确实，不论花生米还是鸡蛋，都干净极了。
一个月以后，老头从挎篮子变成了挑挑子，花生米从油炸发展到既有油炸又有水煮，鸡蛋从老腌发展到既有咸蛋又有茶蛋，还增加了瓜子、绿豆糕和炸油饼。
两个多月以后，他改成了推车，一辆崭新的售货车，以熟食为主，兼营白干酒。他仍然那样款款地、无腔无调却又多情地吆喝着：“花生米！老腌鸡子！白干酒！”
不像那些具有悠久的从业历史的小贩，那些人吆喝得出花儿来，称得上是婉转入云。他的吆喝只是大声说话罢了。他有很好的音量与音色，只是没有旋律，“无调性”。
然而他的“白干酒”三个字足以使每个酒徒泪下，传达出了生活的艰难、酒的苦辣温馨、小贩的效劳之情。
他越是笑得甜你就越觉得他走得辛苦、卖得辛苦。如果你在这样美丽的笑容与动情的吆喝声中扬长而过，无动于衷，那简直是铁石心肠，罪过！
待到解放前夕，他已经开起了一座两间门脸的小铺，俨然食品杂货店的掌柜了。
以后我就顾不上再想他再看他。五十年代后期，我去这个小铺子买过一次东西。已经公私合营了，他穿着干部服，胖得出奇，没有吆喝，只有习惯性的微笑。
不久便听说他已病逝。
我始终觉得他的小小的发家史是一个难以思议的奇迹。
三
五十年代，我有几次机会去山西太原。在规整美丽的海子边公园附近，我吃过几次刀削面。很大的一个饭馆，从来都坐得满满的。山西的刀削面是驰名的，但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专卖面的馆子了，不知道是由于人们的口味与“消费档次”已经提高还是由于利润指标的提高。反正那个时候，海子边公园近旁的海子边饭馆里，坐着的都是吃三棱形劲道利落的刀削面的。
给人的印象比面条还深的是一位服务员。矮矮的个子，留着平头，椭圆形的头脸，一脸孩子气的笑容，只是眼角皱纹透露出他已经并不年轻。他一只手端三碗，两只手端着六大碗面，你没准觉得面的体积和重量已经超过了他本人。他是奔跑着来为顾客上面的，又奔跑着去算账。那时候都是先吃饭后交钱，不像现在的饭馆，不但要先开票付款，而且要为每一个瘪三样的塑料杯子交押金。人心何其不古了啊！
同店还有几个女服务员，但大家都喜欢招呼这位小个子。可能是因为他的笑容，因为他跑得快，账也算得快，一口清，声音洪亮。你一眼望去就可以认定他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他是一个快乐的、甚至有几分得意的服务员，于是大家都叫他。他从这桌跑到那桌，从店堂跑到后厨，再从后厨跑到店堂。他满场飞，他满场飞跑着端面、拾掇餐具、擦桌子、摆碗筷、算钱、收钱、找钱，像一阵风，像是在跳舞，像在舞台上表演。所有的顾客都把目光投向他，欣赏着他的精力、热情与效率，满意地发出会心的微笑。
工作，本来是可以这样的啊！
几十年过去了，再没有碰到过第二个这样工作的服务员。海子边饭馆和全国各地的各个饭馆一样，面貌一新。而我，对碰到这样的服务员却似乎愈来愈没有信心了。
四
目光，世界上没有比目光更有力量而又更费解的了。
在欢呼雀跃的场面里我看到呆木茫然的目光。在庄重深沉的嗓音后面我看到过傲慢而又闪烁的目光。当然也有谦卑后面的坚毅的目光，玩笑后面的大有深意的目光。
目光比人还难作假。
今年四月份访问日本时候，参加了一次在京都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由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常务理事司马辽太郎主持。会上有一位身材苗条的老太太来见我，她长着一头黑发——也许是染过的。她和我握手，笑着，注视着我说：“战争时候，我在华北。”她的汉语说得很慢。“华北”两个字说得非常沉重。我马上想起了我的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童年经历，想起“华北”在日本侵华史上的特有的含义。老太太继续笑着，说不清是苦笑还是喜笑。而她的眼睛那样深深地、深深地注视着我。惭愧，痛苦，留恋，感慨，友好，认错……我说不清，而她的“华北”两个字一下子复活了我的多少尘封已久的记忆！谁知道那一刻我的目光又有多少变化和流露呢？
我永远忘不了这位纤瘦的老人的目光。我甚至觉得，大老远的来一趟日本，我就是为了看看这百感交集、感从中来的目光。
9.超脱.幽默.轻松
超 脱
我赞美投入，我赞美献身，我赞美燃烧与义无反顾，我也赞美超脱。超脱不是自私，不是消极躲避，不是莫管他人瓦上霜，而是一种更大的境界。
历史的眼光，不是只看到一时一地，而是看到历史的长河，看到前因与后果，弄清一个现象、一个命题、一个争论在历史上的位置和真正含意，避免鼠目寸光。
人类的眼光，不是只看到一个人、一组人、一群人的利益，而是看到一切人的利益。
宇宙的即哲学的眼光，看到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可能性、偶然性与变异性，看到选择的必要与可能，看到事物的变迁与稳定，看到冥冥中的大道的运行。
超脱就是从一时、一地、一人、一圈、一阵热闹中跳出来，尤其是从个人的利害中跳出来，保持冷静，保持全面，保持思考和选择，保持分寸感。从近现代史来看，如果我们的同胞都能做到这样，我们会少走多少弯路！
超脱，即使在最热烈的投入中，也同时保留着、保护着清醒和自制，力争自身具有全面与更高的把握。现在很时兴歌颂片面，美其名曰片面的深刻性。难道只有片面，只有强不知以为知，只有一叶障目、瞎子摸象才是深刻的吗？对于什么事都是抓住一点皮毛，抓住片言只语，对于意见不同的人则是抓住一点辫子，就大呼小叫煽情哄闹一番，爆炸一番，这能是片面的深刻而不是片面的浅薄吗？深刻与全面更靠近，还是与片面更接近呢？深刻是要靠理性还是靠蛮横呢？
我们不要动不动以片面的深刻自居，记住，那多半是片面的浅薄。我们还是追求全面的深刻与深刻的全面吧，我们还是相信全面有助于深刻，而深刻也会大大有助于全面吧。
幽 默
我希望多一点幽默，少一点气急败坏，少一点偏执极端。
从容才能幽默。平等待人才能幽默。超脱才能幽默。游刃有余才能幽默。聪明透彻才能幽默。
就是说，浮躁难以幽默。装腔作势难以幽默。钻牛角尖难以幽默。捉襟见肘难以幽默。迟钝拙笨难以幽默。
就是说，我希望多一点幽默，并不是仅仅为了一笑。当然也希望多一点笑容，少一点你死我活。
我更希望多一点清明的理性，少一点斗狠使气。多一点雍容大度，少一点斤斤计较。多一点趣味和轻松，少一点亡命习气。
也多一点语言的丰富、美感，乃至于游戏，少一点千篇一律、倒胃口和干巴巴。
有一种人自己不幽默也不许旁人幽默，他们太可怜了。我想起了一位外国作家的话，他说如果人群中有一个危险分子而你不知道是谁，那么请你讲一个笑话，有正常反应即有幽默感的人大体是好人，而一脑门子官司，老觉得旁人欠他二百吊钱，你愈说得可笑他愈是立目横眉，则多半是“克格勃”。
差不多！
有一种极高明的说法，是说按外国的标准，特别是英国的标准，中国没有幽默。我不太相信这种有点吓人或者唬人的说法。一个没有幽默的国家是难以存活的，就像一个没有幽默的人是难以存活的一样。毫无幽默感，谁敢跟他打交道？谁敢与他或她共同生活？他还不是早就杀了人或是自杀了？
轻 松
人活得不可能太轻松。要上学，要做事，要竞争。生也有涯，知也事也思也欲也无涯，要与时间赛跑，要加油，叫作未敢稍怠也。
这里说的不是这个，这样的奋斗是出成绩的，所以是有意思的。可怕的是人际关系的人为的紧张，明枪暗箭，钩心斗角，陷阱地雷，计谋韬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谁也别想出息。
最可怕的是人为的与虚妄的紧张，为虚妄的目标而紧张，为虚妄的对手而紧张，为虚妄的言语而紧张，吓人吓己，气急败坏，一惊一乍，被自己的影子追着猛跑。
上述的紧张都是无效劳动，结果都是零，如果不是比无效和零更坏的话。
为了把紧绷了多年的心情与关系缓解下来，我建议：
第一，各人做好各人的事。盯住你自己的事而不是盯住别人的疏漏。
第二，充分地把握今天，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辉煌胜利上。设若你有健康的身体，正当的职业，相爱的情侣或配偶……你已经十分幸福。你有权利争取更好的，但是你必须充分享受你已有的，并为此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