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才疏学浅。我十分希望有学长、学友能把古今中外的关于话的力量与不争论的故事拿出来让人们见识见识。
5.不能只关心国家大事
前不久，在美国遇到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在谈了国内的一些改革开放的成绩和麻烦，流露了她对国事的关心与利国利民的心愿之后，她问我：“你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脱口而出的回答是：“做好你自己的事。”
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在国外访问，希望您的讲学活动与学术交流活动成功，希望您用最大的努力去吸收各种有用的新知识，同时也尽您的力量促进外国人了解中国，等回国以后，继续为促进我国的学术事业的繁荣与中外学术交流而努力。
如果您在国内是打篮球的，我希望您把球打得更好。如果您是拉提琴的呢？我希望您拉得更好更好，最好和帕格尼尼一样好或者更好。
而我是个作家，我理应把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上面。
做好您自己的事也包括私事。我祝愿每个人都能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身体健康、家庭和睦、邻里平安。齐家并非就能治国，但齐家起码有利于治国而不是相反。
很简单，一个社会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大集体，没有合作就没有社会，没有分工也没有社会。除了战争时期、非常时期，如果希望安定与发展，就必须尊重社会的分工，起码是多数人各司其职、各安其业，而不能动不动搞全民总动员。如果把对社会的总体关心与做好自己的事割裂开来，就会出现一大批夸夸其谈、大言欺世、眼高手低、清谈误国的野心者与狗皮膏药人才、口力劳动英雄来。
我们过去常常有意无意地只讲大事情、整体的事情和万众一心对个体的决定作用，而从来不讲小事情、个体的事情、各人做好各人的事情对整体、对大事情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一窝蜂、赶浪头，用政治空谈取代发展的硬道理之类的情况。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人人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的结果不是人人做好自己的事而是搞得全国内战、经济崩溃、百业俱废，那么“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只能是一场灾难。
其实以放弃各安其业为代价，大家共同关心一件大事，只能也只应该出现在国家的非常时期。例如发生了战争、瘟疫、全面地震、政变乃至狭义的——即夺取政权的——革命……
我们也常常宣扬一种以见义勇为、“多管闲事”为特点的模范事迹。例如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大娘寻找儿子，等等，这当然好，当然很好。但是这里同样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每个人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
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应该首先尽职尽责地把票卖好，把站名报好，把车内秩序疏导好，对乘客态度好。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当然不对，专管他人瓦上霜，不问自己门前雪也很矫情可疑。应该是先扫、必扫自己门前雪，然后尽量关心他人的瓦上霜——这样似乎比较合乎逻辑。
在一个连起码的敬业精神都有待于进一步培养的国家里，离开了做好自己的事，离开了实干兴邦的提倡，只谈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以世界革命为目标、以专门利人为榜样，等等——总是让人觉得未免替自己也替人家难为情。
6.恶是一种病态
一直以为善恶报应是小儿科的幻想、自慰或说教，而好人没有好报是一切煽情通俗悲剧的故事核心，是三流作家赚取读者（或观众）眼泪的主要手段——同样的小儿科。
一直以为几种排列组合都是可能的：好人好报，好人恶报，恶人好报，恶人恶报，好人无报，恶人无报……
最近与友人闲谈。他忽然说起，当年一些整他的人、心术阴险的人、不择手段地拼命钻营的人——公认的恶人大多没有好下场，大多现在已经“身与名俱灭”了。我一想，也差不多如此。我熟知的几个对别人动不动下毒手的人，有的早已自杀了，有的得了恶症，有的出了灾祸。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报应率”已达百分之六七十。
便想，为什么？
我恍然大悟，恶是一种病态。性未必都善，但大致还是应该过得去的。性情中有恶，但也没有大恶，性情中的恶，自私而已、私欲而已，当非大恶或极恶。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的恶远远超出了满足自我的范围，而是拼命地加害旁人、与人为恶、把一生的奋斗目标放在损人害人上，或者疯狂地自我膨胀，怎么摆也摆不下他了呢？他们或是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或是疑神疑鬼，坐卧不宁；或是阴谋鬼祟，伤神疲体；或是厚颜无耻，卑鄙下流，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惜做出正常人做不出来的事；或是贪婪无度，违法乱纪……呢？
这其实是一种心理疾患。表现为迫害狂、妄想狂；表现为幻听、幻视、幻觉、幻影；表现为非理性的躁狂或抑郁，即感情障碍型精神疾患；表现为顽固观念，钻牛角尖，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而又永远无以自解；表现为自惊自扰，神经衰弱；表现为喜怒无常，行止无度；表现为高度紧张，抑制与兴奋功能失调、失态；表现为反应过度，夸张诈唬；表现为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表现为自大狂、自恋狂、自虐狂，夜郎自大，顾影自怜，自吹自擂，自卖自夸，自我感觉和对外界的判断完全错乱，等等。
身心是分不开的，试想一个具有上述症状的同志是多么不幸呀！他必然常常怒气冲冲，贪婪红眼，头沉心悸，五行失调，阴阳难谐，消化不良，饮食无味，失眠盗汗，胸闷肉跳，牢骚满腹；老觉得别人欠自己二百吊钱，而又要滔滔不绝地表功表忠，表高表清，邀赏邀宠，邀名邀利，于是伤脾伤胃，如入炼狱，如堕火海；尤其是，你是人，人家也是人，你有点聪明，人家也未必没有——或者比你更聪明，你能整人人家也能反击你，于是恶人者人恒恶之，算计人者人恒算计之，疑人者人恒疑之。与人为恶者早晚有孤家寡人，四面楚歌，六月的韭菜臭一街的那一天，这就更增加了一层思想负担。
以恶的方法一时一事得利取胜是可能的，但岁月一天天过去，恶人终将受到社会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民心向善，人心喜善，这是恶人们没有办法的事，这也是恶人们永远得不到心理平衡与光明喜悦的根本原因。他们什么时候能够不痛苦或者少痛苦一些呢？
奉劝世人还是要善良厚道一些，即使只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7.我的喝酒
我不是什么豪饮者。“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畅饮三百杯”的纪录不但没有创造过，连想也不敢想。只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吸过各种牌子的烟，置办过“烟具”——烟斗、烟嘴、烟荷包（装新疆的马合烟用），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喝醉过若干次。
穷极无聊。是的，那岁月的最大痛苦是穷极无聊，是死一样的活着与活着死去。死去你的心，创造之心，思考之心，报国之心；死去你的情，任何激情都是可疑的或者有罪的；死去你的回忆——过去的一切如黑洞、惨不忍睹；死去你的想象——任何想象似乎都只能带来危险和痛苦。
然而还是活着，活着也总还有活着的快乐。比如学、说、读维吾尔语，比如自己养的母鸡下了蛋——有一次竟孵出了十只欢蹦乱跳的鸡雏。比如自制酸牛奶——质量不稳定，但总是可以喝到肚里；实在喝不下去了，就拿去发面，仍然物尽其用。比如，也比如饮酒。
饮酒，当知道某次聚会要饮酒的时候便已有了三分兴奋了。未饮三分醉，将饮已动情。我说的聚会是维吾尔农民的聚会。谁家做东，便把大家请到他家去，大家靠墙围坐在花毡子上，中间铺上一块布单，称为dastirhan。维吾尔人大多不喜用家具，一切饮食、待客、休息、睡眠，全部在铺在矮炕上的毡子（讲究的则是地毯）上进行。毡子上铺上了干净的dastirhan，就成了大饭桌了。然后大家吃馕（一种烤饼)，喝奶茶。吃饱了再喝酒，这种喝法有利于保养肠胃。
维吾尔人的围坐喝酒总是与说笑话、唱歌与弹奏二弦琴（都塔尔）结合起来。他们特别喜欢你一言我一语地、词带双关地笑谑。他们常常有各自的诨名，拿对方的诨名取笑便是最最自然的话题。每句笑谑都会引起一种爆发式的大笑，笑到一定时候，任何一句话都会引起起哄作乱式的大笑大闹。为大笑大闹开路，是饮酒的一大功能。这些谈话有时候带有相互挑战和比赛的性质，特别是遇到两三个善于辞令的人坐在一起，立刻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话带机锋地较量起来，常常是大战八十回合不分胜负。旁边的人随着说几句帮腔捧哏的话，就像在斗殴中“拉便宜手”一样，不冒风险，却也分享了战斗的豪情与胜利的荣耀。
玩笑之中也常常有“荤”话上场，最上乘的是似素实荤的话。如果讲得太露太黄，便会受到大家的皱眉、摇头、叹气与干脆制止，讲这种话的人是犯规和丢分的。另一种犯规和丢分的表现是因为招架不住旁人的笑谑而真的动起火来，表现出粗鲁不逊，这会被责为qidamas——受不了，即心胸狭窄、女人气。对了，忘了说了，这种聚会都是清一色的男性。
参加这样的交谈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自己无聊。因为交谈的内容很好笑，气氛很热烈，思路及方式颇具民俗学、文化学的价值。更因为这是我学习维吾尔语的好机会，我坚信参加一次这样的交谈比在大学维语系里上教授的三节课收获要大得多。
此后，当有人问我学习维吾尔语的经验的时候，我便开玩笑说：“要学习维吾尔语，就要和维吾尔人坐到一起，喝上它一顿两顿白酒才成！”
是的，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的能使人获得一点兴奋和轻松的源泉。非汉民族的饮酒聚会似乎提醒人们在疯狂的人造阶级斗争中，太平地、愉快地享受生活的经验仍然存在，并没有完全灭绝。食满足的是肠胃的需要，酒满足的是精神的需要，是放松一下、兴奋一下、闹腾一下的需要，是哪怕一刻间忘记那些人皆有之、于我尤烈的政治上的麻烦、压力的需要。在饮下两三杯酒以后，似乎人和人的关系变得轻松了乃至靠拢了。人变得想说话，话变得多了。这是多么好啊！
一些作家朋友最喜欢谈论的是饮酒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饮者像猴子，变得活泼、殷勤、好动。第二阶段像孔雀，饮者得意扬扬，开始炫耀吹嘘。第三阶段像老虎，饮者怒吼长啸、气势磅礴。第四阶段像猪。据说这个说法来自非洲。真是惟妙惟肖！而在“文革”中像老鼠一样生活着的我们，多么希望有一刻成为猴子，成为孔雀，成为老虎，哪怕最后烂醉如泥，成为一头猪啊！
我也有过几次喝酒至醉的经验，虽然许多人在我喝酒与不喝酒的时候都频频夸奖我的自制能力与分寸感，不仅仅是对于喝酒。
真正喝醉了的境界是超阶段的，是不接受分期的。醉就是醉，不是猴子，不是孔雀，不是老虎，也不是猪。或者既是猴子也是孔雀，还是老虎与猪，更是喝醉了的自己，是一个瞬间麻痹了的生命。
有一次喝醉了以后，我仍然骑上自行车穿过闹市区回到家里。我当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醉（据说这就和一个精神病人如果能反省和审视自己的精神异常一样，说明没有大醉或大病）了，意识到酒后冬夜在闹市骑单车的危险。今天可一定不要出车祸呀！出了车祸一切就都完！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平衡！一定要躲避来往的车辆！看，对面的一辆汽车来了……一面骑车一面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忘记了其他的一切。等回到家，我把车一扔，又是哭又是叫……
有一次小醉之后，我骑着单车见到一株大树，便弃车扶树而俯身笑个不住。这个醉态该是美的吧？
还有一次我小醉之后异想天开去打乒乓球。每球必输。终于意识到，喝醉了去打球，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喝醉了便全不在乎输赢，这倒是醉的妙处了。
最妙的一次醉酒是七十年代初期在乌鲁木齐郊区上“五七干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家还在伊犁，我常常和几个伊犁出生的少数民族朋友一起谈论伊犁，表达一种思乡的情绪，也表达一种对自己所在单位前自治区文联与当时的乌拉泊干校“一连”的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与揭发批判的厌倦。一次和这几个朋友在除夕之夜一起痛饮。喝到已醉，朋友们安慰我说：“老王，咱们一起回伊犁吧！”据说我当时立即断然否定，并且用右手敲着桌子大喊：“不，我想的并不是回伊犁！”我的醉话使朋友们愕然，他们面面相觑，并且事后告诉我说，他们从我的话中体味到了一些别的含义。而我大睡一觉醒来，完全、彻底、干净地忘掉了这件事。当朋友们告诉我醉后说了什么的时候，我自己不但不能记忆，也不能理解，甚至不能相信。但是我看到了受伤的右手，又看到了被我敲坏了桌面的桌子。显然，头一个晚上是醉了，真的醉了。
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花钱买醉，一醉方休，追求一种不清醒、不正常、不自觉、浑浑噩噩、莫知所以的精神状态呢？这在本质上是不是与吸毒有共通之处呢？也或者说和屈原《离骚》中的“独醒、独醉”有关系呢？当然，吸毒犯法，理应受到严厉的打击。酗酒非礼，至多遭受一些物议。我不是从法学或者伦理学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从人类的自我与人类的处境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的。
面对一个喝得醉、醉得癫狂的人，我常常感觉到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对于自我的意识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这是生命的灵性，也是生命的负担。这是人优于一块石头的地方，也是人苦于一块石头之处。人生与社会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追求宗教也罢，追求（某些情况下）艺术也罢，追求学问也罢，追求美酒的一醉也罢，不都含有缓解一下自我的紧张与压迫的动机吗？不都表现了人们在一瞬间宁愿认同一只猴子、一只孔雀、一只虎或者一头猪的动机吗？当然，宗教艺术学问，还包含着更高、更阔、更繁复的动机，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而饮酒则比较简单易行、大众化、立竿见影，虽有它的害处却不至于像吸毒一样可怖，像赌博一样令人倾家荡产，甚至也不像吸烟一样有害无益。酒是与人的某种情绪的失调或待调有关的。酒是人类的自慰的产物。动物是不喜欢喝酒的。酒是存在是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着的滋味的体现。撒完酒疯以后，人会变得衰弱和踏实——“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酒醉到极点就无知无觉，进入比猪更上一层楼的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的石头境界了。是的，在猴、孔雀、虎、猪之后，我们应该加上饮酒的最高阶段——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