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别的办法。但愿人生有一二诤友，但愿你讲真话别人也对你讲真话，但愿人能摆脱抬轿子者，但愿人能够——这是关键——逐步做到把一己的私利置之度外。莫争一日之短长，公道自在人心——这是说最后，这是说“终极”。在最后与终极没有到来之前，还是豁达超脱一点的好。
谨以此自勉并与知我爱我也包括误解我讨厌我的人共勉。
3.为人处世是一门大学问
近年来学术界颇有人提倡宽容，与此同时，也有青年朋友提出拒绝宽容。对此，我的看法如下：
要提倡的宽容是指在文化政策层面上，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层面上，学术与文艺上不同的思想、观点、风格、流派共存而又相争的层面上，一般宜宽容而不宜苛刻压制。简单地说，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待不同的思想观点流派，在宪法与法律的基础上，应该抱宽容的态度，以保障与学术文化命运攸关的合法的学术自由与创作自由。
宽容的提出是针对多年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针对“文革”中的万马齐喑的局面，是针对动不动就给不同的学术观点或者艺术追求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的错误做法。它是有感而发的有的之矢。
宽容的基本依据是基于如下的认识：即学术文化的一系列问题上，人们是不可能一次完成对于真理的认识的，考虑到学术文化问题上见仁见智、多元互补的规律，考虑到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全人类的、历史的、曲折的与逐渐积累的过程，考虑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我们中国在发展学术昌明文化的正反两方面或多方面的经验，人们愈益认识到，在对待不同的学术文化思潮、观点、流派的时候，还是宽容一点、民主一点为好。
宽容的对立面是文化专制主义、宗派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不是嫉恶如仇的原则性与坚定性。
当然，不能离开学术、艺术思想层面，离开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与政策掌握层面，泛谈宽容。例如，严打刑事犯罪，不能宽容；立法执法，不能宽容；反腐倡廉，不能宽容；检验商品质量，不能宽容；运动员训练，也不能太宽容；国防、外交、海关，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与利益的事宜，更不能随便宽容。这些都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不言自明的道理。
有时人们也把宽容引申到为人处世与个人涵养境界方面。作为私德，宽容也是褒词。“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宰相肚子里能撑船”，这都是好话。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则不足取。有气量、宽容云云，指的是要有容人、容言、容事的雅量——这是对古书里所说的“大人”“先生”即对政治家或比较高层次的人物的要求。不能用这个标尺来要求一切人，小人物本来就心比天高而怀才不遇，伸不开胳臂蹬不直腿，再要求他宽容，太不宽容了！
个人修养上的宽容与做事情的严格并不矛盾。做事应该严格，待人应该宽容；律己应该严格而待人应该宽容，这大致是不错的。至于具体事宜，何者宜宽，何者宜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对于挑拨是非、两面三刀、落井下石、陷人于罪、背信弃义的宵小，对于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兴风作浪、不知悔改的恶人，一般不宜讲什么宽容。对于一般人可能有的弱点如：好出风头、抬高自己、维护私利乃至趣味与境界不高等，则不妨宽容一点。毛主席不是也讲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吗？为人处世是一门大学问，这里仅仅谈一个宽容或者不得宽容，都太不够用了。不要幻想用一两个词就可以一抓就灵。
一个纯粹的个人，特别是一个情绪色彩比较浓厚的文人，他强调自己为人处世方面嫉恶如仇、绝不宽容的一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个性选择。一个领导者、有影响的大人物，在强调稳定与建设的今天，就不宜讲得太峻急，正如不宜讲得太宽大无边。愈是正常情势下，愈是要多讲一点宽容，而在突发事件的情势下，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则应该强调事物的严峻方面，不能一味宽容下去。就是说，宽容不宽容的问题上有常例也有变体，运用合宜，全在经验、修养、境界与智慧，用不着绝对化。
即使在应该宽容的层面上，宽容也不是绝对的与万能的，正像在坚持原则的问题上、在尖锐对立的问题上，坚持斗争与眼牙必还也不是绝对的。对敌斗争中也不无妥协，争鸣讨论也可能搞得十分尖锐，这又是问题的常识性层面了。该宽则宽，该严则严，这才是正确的，虽然这样讲像是说废话。“文革”之后，知识界有人讲了一点宽容，绝对没有叫大家都变成老好人、市侩、窝囊废、软骨症患者的意思，更不是为虎作伥之意。为了社会稳定、学术昌明、人尽其才，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文环境，人啊，在明明可以宽容的层面上，还是不要那么不肯宽容吧。
4.不争论“主义”
上次写完了那篇《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的文章，意犹未尽。
我想起了张中行老师关于“四七二十七”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争论的故事（见《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第五期）。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过的最佳最佳的笑话。与一个认为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是枉费唇舌，是自身的不够清醒所致。因此，县令责打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的屁股，而判定主张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太妙了！这是一个关于不争论的最佳故事。与四七二十七的人争论活该挨打！
即使您是正确的，您是坚持四七只能等于二十八的，也不必去与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去认真讨论那本来不讨论也可以明白的问题，这是其一。到头来，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主张者挨揍，这是其二。坚持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无皮肉之苦，这是其三。第一层含义是智慧，而且是非常东方式的关于“无”的智慧，正确的主张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宣讲的，在宣讲没有意义的时候，更正确的做法其实是保持沉默和静观，也就是保持无为。这个表述比西谚所云“好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更加透彻。
第二层——关于四七二十八论者的挨打的含义——就有那么点辛酸了。
而第三层含义呢，四七二十七无罪论，真是滋味无穷！这是对于乖谬者们的最大讽刺，又是对正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一味说实话的呆子们的最大自嘲！
有一个民间故事类此而格调稍低：是说两个人争论，一个说是《水浒传》上有个好汉名叫李达，另一个说是那好汉名叫李逵，二人打赌二十块钱，便互相扭打着找到了一位古典文学权威。权威判定《水浒传》上的好汉乃是李达，于是“李”后面是“逵”的主张者输了二十元。事后，“李逵派”质问权威为何如此荒唐断案，权威——看来与李逵派还是相识——答道：“你不过是损失了二十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这个故事也有趣，但未免阴损，缺乏绅士风度。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肯定、可以认同的：即李达派蛮不讲理，或者还自以为有什么来头，或者还一心要扫除一切把“逵”字不读作“达”的人。不应该是权威要害他，而是他要害人，结果当然只能是害了自己。这个故事对于振振有词、坚持谬误，对于过于强硬搞得没有人愿意把事实真相告诉给他的人，还是有它特有的教育意义的。这个故事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告诉我们：对谬论唯唯诺诺、随声附和，恰恰是——至少客观上是——对谬论的最大惩罚！
我也想起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实质上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胡适的这个主张被认为是反动那是当然的，因为他的这种主张有利于当时的政府而不利于当时一心想革命造反的共产党和人民。
但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呢？这事就得另说了：革命成功了，您还是整天讲主义，整天讲为标签而不是为实际，为“社会主义的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苗”而大动干戈，不去解决实际问题，恐怕就要自乱阵脚。主义与问题本来也是分不开的，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根本的、前提性的问题，对于革命政党和人民来说这就是政权问题。政权问题解决了，各种实际问题就有了好好解决的条件了：只要一个革命党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只为了自己掌权，而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夺取了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应该把目光放到多研究些问题上来。主义的伟大恰恰在于能更好更多地解决问题，能满足人民的实际利益要求。
最终，人民是务实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一个主义，并不在于这种旗帜本身，并不在于某种学说的论断、逻辑与文采，而在于这种主义和标榜这种主义的政权是不是能为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切身的实际问题。
提到不争论云云，老子的学说很有片面的深刻性与启发性。从反对人的盲目自大、盲目膨胀、庸人自扰、轻举妄动、自找麻烦、自找苦吃的意义上来理解，老子的学说实在精彩绝伦。他推崇“不争之德”“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他提出“希言自然”等，我们不妨理解为不必自以为是地、不适当地以喋喋不休的言语去干扰事物按照客观规律发展——说不定从中可以悟出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道理来。
老子还发现了“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至高至妙的道理。我们不妨认为，老子的主张是韬光养晦，不做出头椽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老子的主张也是高姿态，是对自己的充分自信。
耽于争论往往是缺乏自信的结果，例如文坛上一些动辄要争一争的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二三流作家、江郎才尽的过气作家而已，即使争到了一些蝇头小利，暴露出来的却是自己的极端鄙俗、极端心虚。而一个真正胸有成竹的作家，是不屑于争那些个低级趣味的。
为什么不争？一是不必，胸有成竹，不战而胜，是为上上。二是不屑，与四七二十七者争论，不是太降低了自己吗？三是没有时间，好人忙于建设，忙于创造，哪有空闲天天磨嘴皮子？以其不争，更显示了他的高尚与宽宏。
对不争的人，你能胜过他吗？你至多吹嘘一番为自己壮壮胆罢了，你至多充当一两次搅屎棍罢了，这不是只能越发显出你自身的高攀、疲累、要死要活还是够不着吗？这也是阿拉伯国家的谚语“狗在叫，骆驼队照旧前进”的含义所在，阿拉伯的智者也不主张骆驼队应该与狗争论。老子也说：“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我不认为这是老子主张大家都应该躺倒睡大觉，同样，他主张的是更实在地发展自己、充实自己、尊重客观规律、不做逆客观规律而动的事情。
老子提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俗话里也有“言多语失”“爱叫唤的猫不拿耗子”之类。消极地看，这一类说法似乎是教人谨小慎微。其实，个中自有深刻的道理。
依我们的经验，凡是要大喊大叫地说“就是好，就是好”的，常常是搞得不太好的。我们从来没有唱过“淮海战役就是好”“改革开放就是好”，却要不停地唱什么“公社就是好”或者“‘文革’就是好”，这还不清楚吗？所以懂得了“多言数穷”的道理，一是有助于不上当，二是有助于少做蠢事。话语确是人类的一大发明，安慰你、梳理你的同时蒙骗你、煽动你、辖制你、镇唬你，也堪说是人类的一大灾难。老子早就对话语的泛滥采取警惕和疑惑、批评的态度，实乃东方一大智者。
老子的名言还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他总结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我们不妨将这些教训理解为：直面人生，不为天花乱坠的话的力量所蒙蔽。多做实事，坚持重在建设与正面阐释，尽最大力量避免抽象无益、不看对象的争论。（这里的“善”的含义与其说是善人，不如说是聪明——善于做某事。）警惕那些卖弄博学的驳杂不纯者，只有那些不但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而且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人才有起码的知识。不必处心积虑为一己打算，“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固本自强，完全不必争一日之短长——尽量避免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的排他性、狭隘性和破坏性。这些都是金玉良言。
反面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次便是真理”。比如红海洋与背诵“老三篇”，动不动搞什么覆盖版面，还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文革”当中，既是全面地、空前地展示了话的力量——威武雄壮，移山倒海，蔚为大观，是话的力量的一次大示威、大节日、大活剧；又是全面地、空前地展现了仅仅是话的力量的不足恃，是空前绝后、势如破竹的话的力量的终于破产。这是以话的力量兴风作浪的一出大悲剧，又是话的力量出尽洋相终于成为笑柄的一出闹剧、喜剧。
可惜的是，并不是人人都善于接受历史的教训，至今仍有一有机会就致力于搞大批判班子、情结于用话的力量吓唬人的“文革”思路迷恋者。
资本主义市场的广告的恶性泛滥也是一种话的力量的异化与膨胀。广告化的市场经济，广告化的政治，广告化的文艺，什么都靠包装，靠“炒热”，靠“托儿”。这些都可能奏效于一时，但是恐怕不可能从而成了什么气候。有时候吹的肥皂泡愈大、愈五颜六色，愈是接近于“噗”的一下子破灭。这样的例子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市场广告常常使我想起“文革”中的所谓大造舆论，人为地通过权力来指挥传播媒介制造舆论。人为地通过权力来指挥传播媒介制造舆论，与通过金钱来占领传播媒介大登广告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大造云云，更给人以颠倒本末、推销伪劣的感觉。
无论如何，我们似乎应该承认，舆论首先是实际的反映，是民意的反映，一切的大造如果符合实际、符合民意，那将是一种正确的与必要的信息服务，一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把好东西贡献或推销出去。而如果产品伪劣，大造舆论也罢，大登广告也罢，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与有限的，最终，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培植出一批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并且使人民群众更加疏离。
我这里还想斗胆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样才算是正确地与全面地理解了列宁关于“灌输”的论述了呢？窃以为，列宁关于“灌输”的论述是宏观性的，是针对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团主义的。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我们常说的所谓“灌”的教育方法，单向地、念念有词地把自己当作话源、话的主体而把受教育者视做话的接受器、话的客体，还会总是有效吗？如果只管这样“灌”下去，我们又怎么样理解毛泽东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教育上不要搞“注入式”而要搞“启发式”的命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