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读城记(4)

　　这种风格是不同于北京的。北京也是最有气派的城市。但北京的风格不是雅致，而是庄严、雄浑、雍容、华贵、典雅、厚实。这些风格在经历了时光的磨洗和历史的积淀后，就变成了醇和。北京最让人心仪的就是它那醇和的气派。这种醇和的气派里有“王者风范”，也有“平民风情”，而且是中国风格的，因此让人感到亲切。而上海那种雅致的气派，却让人觉得你是在面对一位衣冠楚楚的英国绅士，必须彬彬有礼地和他保持距离。
上海当然也有平易近人的雅致，那就是市民生活的雅致。一般地说，上海市民的生活相对其他城市而言是比较雅致的。他们并不富有，但也不显得寒酸。当然，也只是不“显得”而已。比方说，居家，总有一两件像样的家具；出门，总有一两套像样的衣服；吃饭，总有一两道像样的小菜。数量不多，但很精到。这就是雅致 或者说，是对雅致的追求 北京没有这份雅致，因此北京的风格是大雅大俗的，北京的市场也是两极分化的。在北京，除非你很有钱，能够穷奢极欲，否则便多半只能享用粗制滥造，甚至假冒伪劣。大体上说，北京只有排场和马虎，没有雅致。好在北京有一种醇和的气派，所以北京人也不在乎。
上海却有一个广大丰厚的中间消费层，这就是上海的普通市民。他们无缘奢华，也不愿马虎。即便是家常小菜，也要精致一点；即便是路边小店，也得干净一点；即便是吃一碗阳春面，也要吃得文雅一点；即便是穿一件两用衫，也要穿得体面一点。这就是雅致 有人说这是因为上海人要面子，宁愿吃泡饭也要穿西装。其实，它更多地还是体现了上海人对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何况上海人并不只吃泡饭，他们也吃生煎包子。更何况上海人的泡饭也不马虎。不是极好的朋友，他们还不会请你吃。
最能体现所谓“雅致风格”的也许还是上海人的服饰。这也往往是最能提供“奢华”证据的一个领域。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在穿着方面是舍得下本钱的。他们的全部体面，往往就在那一身衣着上，因此有“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的说法。但，所谓“穿在上海”，却并不在奢华，而在雅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奢华，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奢华。50年代后，奢华因为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直接联系而几乎在上海销声匿迹，雅致却因为事关大众而薪尽火传。虽然孙夫人也不得不脱下旗袍换上列宁装，一些穿惯了西装的人也不得不换上中山装，但一些北方南下而又比较敏感的人都发现，即便是列宁装和中山装，上海生产制作的也有一种“上海味”。结果，同样的面料同样的式样，在上海人身上穿出了体面，在自己身上却显出了寒酸。秘密就在于上海的服装总是比北方的多了一份雅致，一种体现在裁剪、做工等方面不经意流露出的、其实是十分考究的雅致。
其实，从“三反五反”到“十年动乱”，一直在接受着“改造”的上海和上海人，小心翼翼而又坚忍顽强地守护着的，正是这一份雅致。它默默地雌伏在弄堂里，悄悄地弥漫在街道上，让人觉得不太对劲却又无可指责地体现在领头、袖口、裤脚、纽扣等细微末节上，或者体现在用小碟子盛菜、买两根针也要用纸包一下之类的鸡毛蒜皮上，不动声色却又坚韧不拔地维系着这个城市文化的根系和命脉。

　　上海的另一种风格是开阔，正如北京的风格是大气。北京大气，上海开阔，这正是两地各有所长之处。北京的大气无疑来自它那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以及由此而生成的雄视天下、包容四海的气度。上海的开阔则因于它是一个建在长江入海口滩涂地带的“不设防城市”。上海这个城市似乎是没有什么边界的。它好像一直对五湖四海敞开着门户，也一直在壮大着自己。欧风美丽吹拂着它，华夏文化也滋润着它。它是高雅文化的中心，也是通俗文化的渊薮。事实上上海文化和北京文化一样，也是兼容并包的，但又不完全一样：北京兼容并包是因为它大气：堂堂京都，什么包不下？上海兼容并包则是因为它开阔：坦坦滩涂，什么进不来？同样，上海和北京都是最能吸纳精英人才的城市。但人们向往北京，是因为欣赏它的大气；看好上海，则是因为喜欢它的开阔。尽管上海有许多眼界和心胸都很狭窄的小市民，但这些人的小市民气并不能遮盖上海的开阔。上海的开阔是毋庸置疑的。在国内众多的城市中，惟有上海，能慷慨地接受无法统计其数量之多的移民，能随和地包容无法形容其内容之杂的文化，甚至不怕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恰恰因于其开阔的品格。而且，正是因为上海在本质上有着开阔的品格，它才会在短短一百年间崛起为远东最大的城市。
开阔是上海的品质，雅致是上海的情调，精明则是上海人的特征。上海人的精明可以说是全国公认的，上海人自己也不讳言。正是上海人的精明，使上海这个无比开阔的城市有了雅致的情调。开阔、雅致、精明，这大约就是上海和上海人 北京的品质则是大气，而它的情调则是醇和。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的风格是“开阔雅致”，北京的风格是“大气醇和”。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是“最雅致的城市”。
广州的风格则是“生猛鲜活”，而广州之所以有这样的风格，则又因为广州这个城市整个地就是一个大市场。因此广州可以说是“最市场化的城市”。同时它也是“最忙碌的城市”（虽然可能还忙不过香港）。这个城市是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既忙于“揾食”和“炒更”，也忙于吃饭和饮茶。所以广州的街上总是被大大小小的车辆塞得满满的，广州的酒楼也总是被熙熙攘攘的食客挤得满满的。不过，广州人忙则忙矣，却仍能忙里偷闲，饮茶茶肆，赏花花城。然而广州人再悠闲，也比不过成都人。成都才是“最悠闲的城市”。成都悠闲，不仅因为它是物产极为丰富、用不着太忙碌就能吃穿不愁的“天府”，还因为成都人有一种洒脱的性格。一个成都人，如果身上的一千块钱花了九百，也不会着急，而会高兴地告诉你他还有一百。这就是洒脱 因为洒脱，不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这才有了那份闲心。有闲，有趣，又有几个小钱，成都的茶馆里才会坐满了人。
比较一下成都、苏州和扬州，也许是十分有趣的。《元和郡县志》称：“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唐振常先生则谓苏州和成都，都是“中国地主文化的极至”（李天纲《上海和苏州》）。但在我看来，说苏州是“地主文化”，大致不差，成都却只好算作“富裕中农一。苏州文化主要是地主士大夫和退隐的官僚们营造的，成都文化的营造者却主要是介于小土地出租者和小生意人之间的小市民，再加文人才子。因此苏州文化除儒雅外还有些富贵气，成都文化则除儒雅外还有些村野气。苏州多的是园林，成都多的是茶馆。苏州园林的风格是“精致雅丽”，成都茶馆的风格则是“悠闲洒脱”。这也是这两个城市的风格。只要分别听听苏州姑娘和成都妹子说话，就不难看出两地文化的“文野之分”（苏州文，成都野）和“小大之别”（苏州小，成都大）。
扬州文化则主要是盐商们营造的。盐商垄断行业，富甲一方，不必劳力如农工，也不必劳心如仕宦，其生活方式，自然有一种世俗的精细。扬州的烹饪、剪纸、装裱、雕刻、绘画、琴曲、盆景、园林、评话，无不工巧而精细，浅近而世俗。不过，扬州文化细则细矣，却细而不弱；浅则浅矣，却浅而不薄。比如扬州学派，便素以笃实宏通著称。因为扬州毕竟在江北。北方的雄风总是会吹进扬州。因此扬州文化除精细之外，还有厚重朴实的特点。厚实，就不会像苏州那样雅丽；精细，就不会像成都那样洒脱。此为扬州与苏州、成都之别，也是扬州文化的魅力所在。可以说，扬州的风格，就是“精细厚实”。
当然，我们还可以对其他城市一一进行这样的定位和描述。城市的魅力总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还是别一口气都说完了吧！

　　　　　　　　　　　　　 三　男性的和女性的

　　不过，这“茶”喝到这会儿，只怕也该喝出点味儿来
这个“味儿”，就是城市性格。
事实上，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人格”或“性格”甚至“性别”的。有的人类学家还极为生动具体地描述了不少城市的人格形象和性别特征。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北方的城市大抵是“男性”的，比如北京是威严而慈祥的父亲，西安、兰州、太原、济南、洛阳、开封，不是“汉子”，便是“大哥”。的确，中国最男性化的城市只可能在华北、西北和东北，而且只会在那里的平原、高原、草原和林海雪原。那是大蒜生紫皮，辣椒挂灯笼，高粱红了一地，苞谷黄了满山的地方；是朔风劲吹，红日高悬，城头旌旗猎猎，大道尘土飞扬的地方；是慷慨悲歌，壮士远行，哥哥走西口，好汉上梁山的地方；是强人落草，响马劫缥，枭雄逐鹿问鼎，豪侠比武论剑的地方；也是架起烧锅大块吃肉，粗瓷海碗大碗喝酒，不以成败论英雄，却以酒量论英雄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当然是男性的；这些地方的城市，当然也多半是男性的。
南方的城市则多半是“女性”的。有人还言之凿凿，说得活灵活现，说什么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南京是侯门诰命，上海是洋场少妇（当然是旧上海）；或成都是宝钦初嫁，重庆是徐娘半老，广州是文君卖酒，武汉是木兰从军，而厦门则是纯情少女，并且似乎还情窦未开等等。总之，南北之分决定了男女之别，北方的粗犷和南方的灵秀，造就了两地城市不同的风貌。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贵阳虽然也在南方，却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女性的。显然，这里还有另一条“原则”：水边的城市多少会有些“女人味”，而山里或平原上的则多半是“汉子”。其实这与前一条“原则”并不矛盾：北方原本多山多平原，而南方则多半是水乡。当你骑着骏马或开着快车在豫西冀中鲁南苏北大平原上驰骋，或站在八达岭上雄视天下时，你的感受与驾着小船在江南小镇里穿行绝对两样。“古道西风瘦马”，山野和平原总是有着阳刚之气；“小桥流水人家”，河流和湖泊则总是有着阴柔之美。所以，夹在成都和昆明之间的贵阳，就只能是“男性的”。“贵州的老子云南的妈，四川的耗子驼盐巴”，多山的贵州，总是不乏男儿的豪雄。想想也是，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地方，怎么会有“女儿的妩媚”？有的，也只能是“贵州小老虎”的彪彪虎气，或者既有几分“虎气”又有几分“猴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