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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合起来就叫“孝慈”。
问：父母既然应该慈爱子女，则子女的子女（孙子女）等等，也都该“顺序延伸”地爱下去。这样一来，从慈爱子女出发，所有的晚辈也都得到了爱，是吧？
答：正是。孝向上，慈向下，所有的长辈和晚辈都有份，这就是纵向的爱。
问：横向的呢？
答：悌啊！友爱兄弟，就是“悌”。亲兄弟该友爱，亲兄弟以外的其他兄弟，比如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可以看作兄弟的朋友、同事、老乡，是不是也该友爱？你友爱他们，他们是不是也会友爱你？按照对等原则，当然会，也应该。
问：明白了。这样一来，前后左右，也都有了爱。
答：正确！这就是孔子的高明之处。孝，是纵向的，自下而上。悌，是横向的，由此及彼。有了这一纵一横的两种爱，就可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了。
问：怎么做？
答：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或者用孟子的话说，就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将“亲亲之爱”推广和泛化的第二步。
问：第二步和第一步又有什么不同？
答：第一步是“延伸”，比如从亲兄弟延伸到族兄弟。第二步是“类比”，即只要是老人，就待之以“孝”；只要是小孩，就待之以“慈”。有没有血缘或者亲戚关系，不再成为问题。这样一来，就可以将“亲亲之爱”发扬光大，由亲人（父母兄弟）而亲属（血缘关系）、由亲属而亲戚（婚姻关系）、由亲戚而亲友（朋友关系），以及一切沾亲带故甚至毫不相干者。结果是什么呢？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问：这也是孔子说的吗？
答：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但可以代表孔子的理想和主张。
第二十、仗义岂能无反顾
问：以“亲亲之爱”为基础，“忠恕之道”为方法，“恻隐之心”为底线，儒家的“仁学体系”，恐怕是相当完整、完善了吧？
答：仁学体系是完整了，道德体系却还不够完善。因为单讲仁，单讲爱，不全面，也不能解决问题。没错，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理想很好。可惜，我们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爱，同时还有恨；也并非只有生，同时还有杀。孟子就说，当时各国的君主，几乎没有一个是不喜欢杀人的（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而且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个时候，还一个劲地讲什么爱呀爱的，你不觉得滑稽吗？虽然孟子也说“仁者无敌”，但这玩意真管用吗？
问：那又怎么办，难道讲恨不成？
答：当然不能讲恨，更不能提倡杀戮。问题是我们又不能不面对现实，那就是事实上杀戮不可避免。这就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爱与恨，二是生与杀。这两种关系如何处理，是儒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是孟子。
问：孟子怎么解决？
答：区别对待。首先，不可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其次，实在不得不杀，也要有“恻隐之心”；第三，只有当真“罪该万死”，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杀。
问：不滥杀，不虐杀，只杀该杀？
答：是。这里的关键，是“该不该”。这就需要一个标准。于是，在孔子大讲其“仁”之后，孟子便大讲其“义”。
问：仁义并举，以义补仁？
答：对！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讲“要不要”（爱、生），义讲“该不该”（恨、杀）。
问：为什么“义”就是标准呢？
答：因为“义”这个字，原本就有“该杀”之意。
问：有这意思吗？
答：有啊！义，最基本的意思有两个，一是威仪的仪，二是适宜的宜。威仪的仪，本字就是义，单人旁是后加的。它的字形，是一个人，头上有羊角，手中有武器。这个形象，可谓“威风八面”。所以许慎的《说文解字》，就说“义”是“己之威仪”。同时，它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应该去战斗”。
问：适宜的宜呢？
答：适宜的宜，字形是一块肉放在砧板上。一块肉，为什么会放在砧板上呢？当然是可以杀，应该杀。因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唐兰先生，文化学家庞朴先生，都认为“宜”有“该杀”之意。只不过后来杀气没有了，就变成了“适宜”。
问：一个威仪，一个适宜，背后都是杀？
答：不，是“该杀”。所以，义与仁，可谓大相径庭。仁主生，义主杀；仁讲爱，义讲恨。其实我们去看那些与“义”有关的词，比如大义灭亲，见义勇为，义无反顾，舍生取义，其中的“义”，都不能替换为“仁”。所以，孟子讲义，就解决了“仁学”无法回答的问题，即那些该死的怎么办？孟子的观点很明确———该杀就杀，不该杀就绝不能杀。“杀一无罪非仁也”，滥杀无辜就是“不仁”。
问：明白。该杀不杀，则是“不义”？
答：正确。这就解决了爱与恨、生与杀的矛盾，也赋予道德以批判性（当然这也带来了问题，我们以后再说）。所以我们读书，得读全了，不能只读一半。实际上，先哲们说一件事，往往会把正反两个方面都说到。比如孔子说，知道“不可与言”，却“与之言”，就叫做“失言”。那么，如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呢？孔子说那就叫做“失人”。失人和失言都是不对的（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同样，不仁和不义，也都是不对的。
问：那么，仁与义，哪个更重要呢？
答：都重要。孟子说，仁，是一个人心灵最安稳的住所（仁，人之安宅也）；义，是一个人行为最正确的路径（义，人之正路也）。做人要做好人，这就是仁。走道要走正道，这就是义。仁与义，一个都不能少。
问：有没有偏重呢？
答：孔子偏重仁，孟子偏重义；孔子推崇“仁人”，孟子推崇“义士”。孔子说，只有那些“仁人”，才真正能够做到爱憎分明，叫做“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孟子则认为，爱那些应该爱的，就是仁；恨那些应该恨的，就是义。爱憎仁义，都要看该不该。
问：孔子讲“能爱能憎”；孟子讲“该爱该憎”？
答：对！孔子的关键词是“能”，孟子的关键词是“该”。能不能，有思想问题，有境界问题，有水平问题，有能力问题。所以孔子一方面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另方面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该不该，就没有这些问题，是人人都要遵守的。
问：仁是追求，义是原则？
答：没错。仁是境界的追求，义是行为的准则。这也是“以义补仁”的意义之一。只不过这样一来，孟子解决了老问题，却也造成了新麻烦。
义是一柄双刃剑，必须反思、清理和界定
问：以义补仁，又会有什么麻烦呢？
答：麻烦就在于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或者说什么叫“应该”，什么叫“不该”，往往说不清楚。
问：为什么说不清楚？
答：因为“义”的概念太含糊，种类又太多。比方说，有道义，有仁义，有忠义，有正义，有情义，有侠义。这么多“义”搁在一块，有时候会闹矛盾。
问：会闹矛盾吗？
答：会，孟子自己就讲过这样的故事。这故事说，有一次，郑国和卫国发生战争，两国各有一个顶尖级的射手出场。然而，当他们在战场上相遇时，卫国的射手却发现郑国的射手一动不动。卫国的射手就问，先生为什么不拿起弓来？郑国的射手说，我今天病了，拿不动。这下卫国的射手为难了，因为他是郑国射手学生的学生。用“太老师”教的武艺，去杀不能战斗的“太老师”，显然不义。放弃战斗，背叛国家，同样不义。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卫国的射手抽出箭来，在车轮子上把箭头敲掉，胡乱射了几箭走人。
问：这不就解决了吗？
答：表面上看是，其实没那么乐观。卫国那个射手的做法可行，是因为“春秋无义战”（孟子语）。战争本身既然无义可言，不战而退也就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卫国正义呢？
问：那射手恐怕只能自己一头撞死。比如春秋时晋国有个力士，被暴君晋灵公派去刺杀大臣赵盾，结果发现赵盾是忠臣。那刺客说，谋杀国家栋梁是不忠，不能完成任务是不信，两者都是“不义”，便一头撞在槐树上自杀了。
答：我看卫国那个射手自己撞死都不行。撞死就不算背义、不算叛国了？
问：先杀了“师爷爷”，自己再自杀，行吗？
答：问题更大。杀了老师的老师，这是“欺师灭祖”，杀了本国的战士（他自己），这是“叛国资敌”；杀一个没有还手能力的老人，这是“乘人之危”，犯了错误又自杀，这是“逃避责任”。请大家想想，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岂非“左右不是人”？
问：呀，真没有想到，义，会有这样大的杀伤力。
答：其实应该想得到，因为“义”的本义是“该杀”。这就难免杀戮之气，就像刀剑。
问：义是刀剑？
答：是啊！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恻隐，就是悲痛、哀伤、同情、怜悯，这就怎么着也伤不了人。羞恶却不一样。羞，是自己羞愧；恶，是憎恶别人。为什么羞愧？为什么憎恶？当然是自己或者别人做了“不义”的事情，这才引起了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的反感。而且，这种反感还往往会表现出来，比方说，义形于色。
问：那又怎么样？
答：反感的结果是痛恨，痛恨的结果是痛斥，甚至痛打。因为一个讲“义”的人，尤其是一个自以为“正义在手”的人，绝不能容忍“不义”的存在。这就要出手，由“义愤”而“义行”。比方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拔出的多半是“舆论的刀子”或“批判的武器”。这就是“羞恶”。羞，刺向自己；恶，杀向别人。
问：这有什么不好呢？该出手时就出手么！
答：问题就在于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说不清楚。该出手时没出手，会放纵坏人，助长邪恶；不该出手乱出手，则会冤枉好人，伤及无辜。
问：没那么难吧？从古到今，难道就没有对“义”的统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