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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韩非看来也是。地主给长工送饭，长工帮地主干活，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嘛！只不过立场不同，价值判断就不同。对于长工来说是“善”的（比如送饭），对于地主来说却是“利”。反过来也一样。由此可见，利害与善恶，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在己为利害，在人为善恶，如此而已。硬要讲道德，也只能说，利人利己是善，损人利己是恶。但不论善恶，总归要利己。
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
答：我们认为，这个可以有。韩非认为，这个真没有。
问：于己有利，才做好事？
答：是啊！在韩非看来，人不为己，谁肯早起？所以，要鼓励人们做好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好人有好报。要防止人们做坏事，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恶行有严惩。
问：明白了，还是赏罚二柄。
答：没错。所以，就算要进行道德教育，也得把利害关系说清楚了。要告诉大家，做好事其实对自己有利，做坏事其实对自己不利。因为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你害别人，别人也会害你。是得到祸害好呢，还是得到帮助更合算，诸位自己想吧！
问：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是墨子的观点吧？
答：正是。讲功利，讲实惠，承认趋利避害的合理性，是墨家和法家的共同之处。不同的是，墨子以利害说道德，韩非以利害说制度。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正因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以要讲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你也不讲道德，我也不讲道德，人人损人利己，结果是大家都受损害。相反，如果都讲道德呢？人人都能得到爱和帮助，包括你自己。
问：这不是很对吗？法家为什么不赞成呢？
答：因为墨子所说，不过道理。道理，谁信呀？还是得动真格的。或者说，必须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好人有好报，恶行有严惩。谁能保证这一点？制度。
问：制度就那么可靠吗？
答：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韩非自己讲的一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伍子胥说，大王之所以通缉我，是因为我有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这颗珍珠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到大王那里去，大王问起来，我就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按说，楚国也是有刑法和制度的吧，怎么不起作用了呢？道理很简单，再完善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所以，只有“良法”，没有“好人”，天下还是不能太平。如果只讲制度，不讲道德，那就还会更乱。
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能行
问：这个说法奇怪！制度好，人不行，顶多也就是执行不力，怎么还会弄得更乱呢？（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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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为世道在人心。人心坏了，世道岂能不坏？
问：依靠制度来管理社会，就会把人心搞坏吗？
答：孔子认为会。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道之以政），刑罚来规范（齐之以刑），结果只能是“民免而无耻”。
问：什么叫“民免而无耻”？
答：就是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这就仍然有可能作恶，有可能犯罪，尤其是在法治不到之处，执法不严之时。比如楚国那个守关之吏，还不是执法犯法，把伍子胥放跑了？还有宋江干脆给“通缉犯”晁盖通风报信。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
问：完善制度，严格执法，不就行了？
答：不行。只要没有羞耻心，就总会有人想犯罪。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想，有时候比“做”还恐怖。单纯依靠制度的结果，既然是“民免而无耻”，岂非培养出一大批时刻都在“惦记着”的“贼”？更何况，有禁，就会有人犯禁。而且，越是禁，就越是有人想犯禁。亚当和夏娃，就挡不住这诱惑么！这样说来，法家的“以法治国”，就简直是拿着肉包子打狗，是教唆犯罪了，所以儒家坚决反对。
问：那又该怎么办？
答：儒家认为，还得靠道德，靠道德的力量。孔子说，用道德来引导（道之以德），礼仪来规范（齐之以礼），人民不但知羞耻，还能自律（有耻且格）。自律，就不但“不敢犯罪”，而且根本就“不想犯罪”、“不会犯罪”。换句话说，只做好人，不干坏事，也不“惦记”。
问：孔子认为，讲法治，靠制度，只能争取人们不做坏事；讲道德，靠教育，才能保证大家都是好人？
答：是。
问：儒家的主张好，标本兼治嘛！
答：好是好，可惜做起来难。
问：为什么？
答：因为道德只能诉诸良心，而良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管不了。比如孔子的学生宰予反对“三年之丧”，孔子也只能去问他，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细粮穿丝绸，心里好过吗？宰予说，好过呀！结果孔子毫无办法，只好气呼呼地说，你心安理得，你就那样做好了！你看，孔子的道德主张，连自己的学生都治不了，还能治国？
问：这么说，道德是不能治国的？
答：不能。不但不能，还有副作用。因为你要“以德治国”，统治者或领导人就得率先垂范。这样一来，君王就得是“圣人”，官员就得是“贤人”。他们都必须高风亮节，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以德服人，也才能真正推行礼乐教化，对不对？
问：对呀！这有什么不好吗？
答：做得到当然好，做不到呢？也只有一个选择———作假。事实上，历代王朝“以德治国”的结果，并没能保证他们的长治久安，只不过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伪君子。这些伪君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儒家他们设立的圣贤标准逼出来的。
问：法家的“以法治国”就好吗？
答：当然也不十全十美，但至少有一点可取，那就是他们的制度，是按照常人的标准来设计的。这就比较靠得住。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圣贤总是极少数，常人却是大多数。可着大多数人的尺度来规范，第一，肯定可行；第二，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你把最坏的结果都考虑进去了，已经事先做了防范。
问：你的意思，是不求“最好”，只求“最不坏”？
答：至少，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只能如此。实际上，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而那些“最不坏”的，又往往比自以为“最好”的好。
问：但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你以常人为标准，岂非每下愈况？
答：这个批评有道理，所以儒家的主张也不能全盘否定。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再完善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法再好，人不行，还是不行。这就不能再靠“法治”或者“法制”了。历史证明，法家的“以法为教”，也是失败的。
问：那又该怎么办？
答：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能行。事实上，道德虽然不能治国，却可以育人；法制虽然不能育人，却可以治国。这就可以相互补充，也能解决只取一面所产生的问题。不难想象，一个国家，如果法制既健全，社会又道德，岂能不长治久安？
问：这样说来，儒法也可以互补？
答：可以，但不能是历代王朝的“外儒内法”、“阳儒阴法”，而应该是分工合作、抽象继承。所谓“抽象继承”，就是只取其合理内核，不要其具体规定。至于“分工合作”，大约可以理解为治国不妨多读法家，育人不妨多读儒家吧！当然，也不能“全盘接受”噢！
第十九、相信无尽的力量
问：前面你说，以德育人，不妨多读儒家，但不能“全盘接受”，只能“抽象继承”。那么请问，儒家的思想当中，真有可以抽象继承的东西吗？
答：有啊，仁爱就是。
问：仁爱，是孔子的思想吧？
答：主要是孔子的思想，也有孟子的补充和贡献。因为儒家所谓仁爱，实际上包含三个内容，即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恻隐之心。其中，亲亲之爱是基础，忠恕之道是方法，恻隐之心是底线。前两个，是孔子提出来的；后一个，则是孟子的补充。
问：什么叫“亲亲之爱”？
答：基本定义，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在这里，第一个“亲”字，是动词，亲爱的意思。第二个“亲”字，是名词，亲人的意思。亲人当中，首先是父母，叫“双亲”；其次则是兄弟。亲爱父母，叫“孝”。亲爱兄弟，叫“悌”。孔子认为，这两种爱，但凡是人就会有，不需要教育，也不需要证明，可谓仁爱的天然基础，所以孟子说“亲亲，仁也”。
问：爱父母，爱兄弟，就是“亲亲之爱”，就是“仁”吗？
答：没这么简单。严格的说，还应该推而广之，泛而化之，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亲亲之爱”，也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仁爱”。
问：怎么推广，怎么泛化？
答：第一步是顺序延伸，对等相爱。比方说“孝”。孝的本义，是敬爱父母。你看孔子说“孝”，什么“父母在，不远游”，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都是这个意思。对父母既然应该敬爱，那么，父母的父母呢？也该。这就爱到了祖父母。祖父母的父母呢？也该。这又爱到了曾祖父母。总之，从孝敬父母出发，所有的长辈都爱了，这就是“顺序延伸”。
问：对等相爱呢？
答：就是子女应该爱父母，父母也应该爱子女。
问：是这样吗？儒家的主张，不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吗？
答：你说“三纲五常”啊？对不起，那是后世儒家的主张，不是先秦儒家的主张。先秦儒家，无论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没有提出过这种“不平等条约”。相反，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虽然“不平等”，却又必须“对等”。
问：什么叫“不平等而对等”？
答：这一点前面其实讲过（请参看《从君权到民权》2009年4月13日观察家版组），就是对所有相对的双方，比如君臣、父子、夫妻，都必须同时提出道德要求，没有谁可以不受道德约束，也没有谁可以不承担道德义务。这就是“对等”。但是，君臣、父子、夫妻，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卑者（臣、子、妻）地位低，权利少，义务多，因此又是“不平等”。
问：对等，又怎么样呢？
答：子女应该爱父母，父母也必须爱子女。父母的爱，叫做“慈”，即“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