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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是“无所谓”，而是“靠不住”。请问，韩非讲“两面三刀”，目的是什么？君主集权。条件又是什么？君主世袭。在世袭的前提下实现集权，君主德才兼备固然好，万一不能呢？按照儒家和墨家的观点，那就搞不成了，因为他们都寄希望于君主的个人品质。法家却是不能搞不成的，因此他们更寄希望于君主的权力威势。
问：法家比儒家和墨家更现实？
答：也更深刻，因为他们不再把君主看作飞龙和腾蛇。
问：看作蚯蚓和蚂蚁吗？
答：倒也没有。准确地说，是既不看作飞龙和腾蛇，也不看作蚯蚓和蚂蚁，而是看作介乎二者之间的普通人。或者用韩非的话说，就是既不看作尧、舜，也不看作桀、纣。尧、舜也好，桀、纣也好，都是百年不遇的；而绝大多数世袭的君主，是既没有尧、舜那么好，也没有桀、纣那么坏，也就平平常常一个普通人。这样的人，要治国平天下，靠什么？靠德才吗？他们没那么多，甚至根本就不够。那又怎么办？很清楚，只能靠权势。
问：有了权势，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吗？
答：韩非从来就没说过这句话。但那玩意管用，则是肯定的。所以，君主集权，平治天下，首先得有权势，但又不能只有“势”，还得有“术”和“法”。
明用法，暗用术，两手都要硬
问：为什么还得有“术”和“法”呢？
答：就因为权势只能保证君主行使权力，并不能保证天下太平。想当年，桀、纣的权势，与尧、舜没什么不同。结果桀、纣弄得天下大乱，尧、舜却实现了天下大治。可见管用不管用是一回事，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所以光有“势”，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
问：但是，术与法，非得都有吗？只有“术”，或者只有“法”，不行吗？
答：不行。因为术与法，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对象，还各有各的特征，一个都不能少。在《定法》篇，韩非曾经设问，申不害重术，公孙鞅（商鞅）重法，他们两个的主张，究竟哪个更要紧？回答是：十天十夜不吃饭，死；数九寒天不穿衣，也是死。你说哪个更重要？
问：术与法，就像衣服与饮食？
答：对，相互不能置换，也不能替代。
问：那么，术与法，又有什么不同？
答：术是对付官员的，法是对付民众的。在《定法》篇，在《难三》篇，韩非都讲得很清楚。韩非说，术（权术谋略），必须掌握在君主手中（人主之所执），用来整合千头万绪的事务（偶众端），驾驭各怀鬼胎的群臣（御群臣）。法（政策法规），则应该“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
问：这话什么意思？
答：着，就是制定；必，就是标杆；慎法，就是谨守法令；奸令，就是触犯禁令。
问：明白了。原来法家之所谓“法”，就是由官方制定的标杆。这个标杆，是用来决定奖惩赏罚的。是不是这样？
答：正是。奖惩赏罚，就是前面说过的“二柄”嘛！
问：说了半天，还是“两面”？
答：是的。但如果只有“两面”，没有“三刀”，就不是法家了。实际上，奖惩赏罚，历来就是君主的统治手段。那么，法家的特殊之处又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们强调，奖也好，惩也好，赏也好，罚也好，都要有规矩，不能由着性子来。这个规矩，就是“法”。
问：依法行赏，依法行罚？
答：不错。赏，只能奖赏谨守法令的人，这就叫“赏存乎慎法”。罚，也只能惩罚触犯禁令的人，这就叫“罚加乎奸令”。而且，奖惩赏罚，不但要到位，还得合法。之前怎么定的规矩，就怎么做。这用韩非的话说，就叫“以法治国”。
问：治老百姓吧？
答：主要是治老百姓。因为在法家看来，该守法又可能会犯法的，就是人民。因此，法家之法这根标杆，虽然由官方制定，却必须牢牢立在百姓心中。立在那里干什么呢？让他们知道好歹，知道厉害。这就叫“刑罚必于民心”。而且，在韩非看来，统治人民，没有比这更好的手段，这就叫“一民之轨，莫如法”。
问：那么，对付官员，为什么不能也用“法”呢？对付官员的手段，不也是奖惩赏罚这“二柄”，不也该照规矩办事吗？为什么还要有“术”呢？
答：对付官员，当然也可以用“法”，而且应该用“法”，这个没有问题。问题是官员的身份特殊。我们知道，老百姓是纯粹的“民”，手上没有“公权力”，一个“法”就足以对付。官员手上却是有权的。这就麻烦了。比方说，他以权谋私怎么办，犯上作乱又怎么办？这就要有办法暗中防范，暗中对付。韩非教给君主的办法，就是“术”，即权术谋略。
问：就是说，用权术和谋略来私下里对付官员？
答：当然。这一套，绝不能公开。所以韩非说，术，是必须“藏之于胸中”的。而且，还必须藏得严严实实，这样才能“潜御群臣”。潜御，就是暗中驾驭。一个“潜”字，道破了所有的天机。
问：法呢？
答：正好相反，必须公开。因为“法”是对付大多数人的，“术”则是对付极少数人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要让人民群众无论贵贱贤愚都知道；术，越秘密越灵，就连最亲近最宠信的人也不能得知。这就叫“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现）”。
问：一明一暗？
答：是。刑罚是公开的明控制，权谋是私下的暗控制。
问：明用法，暗用术？
答：对，而且两手都要硬。韩非说，君主无术，就受制于人；民众无法，就犯上作乱。这就叫“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
问：看来，术与法，无非是统治的两手嘛！
答：是啊！所以韩非说，术与法“皆帝王之具也”。不过，君主能够用术用法，还因为他有权有势。所以，势的作用也不可小看。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它们都是人君手中的“刀”，故曰“三刀”。
问：什么“刀”？
答：既是指挥刀，也是杀人的刀，韩非称之为“杀生之柄”，即生杀予夺之权。
问：我看是三个臭鸡蛋。
答：不过，那“鸡蛋”里面，恐怕也有“骨头”。
第十六、鸡蛋里面也有骨头
问：你说法家 “鸡蛋里面也有骨头”，有根据吗？
答：还是请你先谈谈，为什么在上篇文章里，你说法家的主张是 “臭鸡蛋”吧！
问：好吧！说实话，我听你讲法家，越听越不是滋味。什么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又是奖惩赏罚，又是威势权谋，表面上“以法治国”，实际上“玩弄权术”。说到底，不就是为了维护君主帝王的专制独裁吗？这真是奇臭无比！
答：你说得对，但也并不奇怪。我们前面不是早就说过吗？儒家是“文士的哲学”，墨家是“武士的哲学”，道家是“隐士的哲学”，法家是“谋士的哲学”嘛！所以，儒、墨、道三家都可以“为天下谋”，惟独法家，却一定只会“为君主谋”。这是法家区别于前三家的根本之处。而且，也正因为如此，法家最成功，同时问题也最大。
问：为什么最成功？
答：因为当时的任何政治主张，都只能通过君主来实现。法家的主张既然能够为君主谋取利益，当然最对君主的胃口，也就最能够成功。
问：为什么问题最大？
答：因为他们心里只有君主，没有别人。
问：任何别人都没有吗？
答：没有，包括他们自己。在法家设计的政治方案中，是连保护自己的环节都没有的。结果，献刀的是法家。被君主拿来祭刀、试刀的，也是法家。商鞅、韩非，都如此。他们的死，我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一书中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多说。
问：商鞅和韩非，怎么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呢？
答：就因为他们的法，是“王法”。既然是“王法”，当然只维护君主的统治，不保护人民的权益。比方说，商鞅被诬告，有“辩护权”吗？没有。韩非被谋杀，有“保护法”吗？也没有。他们死前，既没有公开审判，也没有辩护律师。为什么没有？就因为他们的法是“帝王之法”，不是“人民之法”嘛！所以，法家的“法治”，决不是真正的“法治”。他们的“以法治国”，和我们今天的“以法治国”，也决不可以相提并论。也因此，在讲到法家的时候，我一贯主张要说“法家之法”或“法家的法治”，以免混淆视听。
问：能不能换一个词呢？
答：我是把法家所谓“法治”称为“律治”或“刑治”的，但不容易被人接受，同时也有不便之处，就先不换吧！总之我们要记住，法家是“法中无人”的。
问：什么叫“法中无人”？
答：就是没有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应条款。这是法家之法最根本的问题。
问：其次呢？
答：立法太严，执法太苛。比如商鞅规定，但凡不务农而经商，或者干农活不卖力的，老婆孩子都要被收为官奴。治安的要求，则是乱扔垃圾都要受肉刑。难怪商鞅一天就能杀七百人，有的是理由嘛！
问：暴政啊？
答：当然不是什么“仁政”，但也不是“暴政”，至少法家自己不承认。因为韩非的说法，是“仁暴者，皆亡国者也”，也就是仁政、暴政都要不得。
问：那该叫什么？
答：苛政。比方说，有一次韩昭侯酒醉睡着，管帽子的小吏给他盖了一件衣服，结果是管衣服和管帽子的都被杀头。前者的罪名是失职，后者的罪名是越位，统统该死。
问：是够苛刻的。
答：苛政猛于虎，老百姓还是受不了。
问：还有吗？
答：有。比如在法家“祖师爷”管仲的统治下，人民没有迁徙和改变职业的自由；而按照韩非的主张，人民甚至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韩非有句名言，叫做“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问：什么意思？
答：禁其事，就是不准乱动；禁其言，就是不准乱说；禁其心，就是不准乱想。
问：既不能“乱说乱动”，更不能“胡思乱想”？
答：正是。众所周知，现代法治的原则，是只禁止某些（不是一切）行动，不禁止思想和言论。可是韩非他们刚好相反。首先要禁的，就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