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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商鞅和韩非的主张，就是集权。先是“君主集权”，后是“中央集权”。实现“君主集权”的，是秦孝公；实现“中央集权”的，是秦始皇。而且，自从秦始皇缔造了“大秦帝国”，创立了“帝国制度”，就再也没有“资产重组”，只有“垄断经营”了。
问：这可真是“治本之策”。商鞅和韩非，难道看得这么远？
答：看没看这么远，不好说。但在当时，要想解决问题，却只有他们的想法对路，办法可行。法家，尤其是商鞅和韩非看得很清楚，整个天下的“资产重组”，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和不可阻挡的潮流。所以，儒家的“计划经济”，是不顶用的。
问：对不起，插一句，儒家是“计划经济”吗？
答：可以这样调侃一下吧！你想啊，所谓“封建”，“封土建国”也好，“封土立家”也罢，都是上级（天子或诸侯）给下级（诸侯或大夫）画一个圈，说你就在这个范围内经营，这不就是“计划经济”吗？孔子主张维持这个格局，经营范围和规模都不变，岂不是维护“计划经济”吗？还有，孟子理想的“王道乐土”是什么样的呢？每个农户，一家分一百亩耕地，五亩宅基地，房子周围种桑树，院子里面养鸡狗，就可以保证五十岁以上的有丝绵袄，七十岁以上的有肉吃，不也有点“计划经济”的味道吗？
问：这在当时，怕是做不到的。
答：墨家的“国企改革”，道家的“分田到户”，也都不顶用。对于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君主们而言，顶用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自己的“公司”做大做强。这就要“集权”。要集权，就要霸道。而且，霸道的目的，还不是当“国际警察”，而是当“世界领袖”。这样的“霸道”，当然不再是“齐桓、晋文之道”，而是“中央集权之道”。
问：实行这样的“霸道”，就必须“蛮横”吗？
答：是的。因为要集权，就要收权。收谁的？收那些“封建贵族”的。他们，可是“既得利益者”啊！要他们交权，容易吗？要他们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愿意吗？所以法家不容易，必须豁出命来干才行。要知道，从“三级分权”到“中央集权”，可是大变革啊！
问：问题是当时的变革，只能“自上而下”。那些赞成变革的君主，就扛得住吗？
答：这就要靠法家教给他们办法。
问：什么办法？
答：两面三刀。
第十五、“两面”与“三刀”
问：你说法家“两面三刀”，真是这样吗？
答：哈哈！这个词，和前面说过的“横行霸道”一样，也要打引号，而且也得拆开来讲，即“两面”与“三刀”。两面，就是两种手段；三刀，就是三大要素。它们都是用来保证君主集权的，合起来叫“两面三刀”。
问：什么叫“两面”？
答：就是奖与惩，赏与罚。这两种手段，用今天的话说，一个是“大棒”，一个是“胡萝卜”，说白了就是威胁利诱，但甜头、苦头都有，所以我称为“两面”。
问：法家自己怎么说？
答：韩非称为“二柄”。
问：为什么叫“二柄”？
答：柄，就是权力，也叫“权柄”。韩非认为，奖惩赏罚，都是权力，故曰“二柄”。
问：谁的权力？
答：君主的。而且韩非认为，做君主的，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两个权力，死死地捏住这两个权柄，一刻都不能放松，更不能下放。
问：下放了又怎么样？
答：亡国。这可是有历史教训的。《韩非子》一书的《二柄》篇，就举了两个方面的例子，一个是赏权下放的，一个是罚权下放的，两个都是战国时期的事。
问：赏权下放的是谁？
答：齐简公。
问：行使赏权的又是谁？
答：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国相，也是权臣。他弄权的办法，是收买人心。比方说，放贷的时候用大斗，收租的时候用小斗，大斗出小斗进，老百姓都说他好。他又时不时跑到齐简公那里，为官员们评功摆好，请求赏赐，官员们也都说他好。结果是田常受到爱戴，简公丢了脑袋。到田常的曾孙田和的时候，齐国就姓了田。这就是丢了赏权的下场。
问：丢了罚权呢？
答：一样。
问：丢了罚权的是谁？
答：宋桓侯。
问：行使罚权的又是谁？
答：子罕。子罕是宋国的建设部长兼公安部长，官不算很大，野心却不小。他对宋桓侯说，咱们治国的手段，不就是威胁利诱吗？问题是大家都喜欢奖赏，憎恶惩罚，这可怎么办呢？要不这么着———
讨好人的事，君上您去做；得罪人的事，臣下我去做，您看怎么样？宋桓侯觉得有道理，就欣然同意。结果怎么样呢？害怕惩罚的人都归顺了子罕，子罕只用一年功夫就把宋桓侯干掉了。
问：看来，赏罚二柄，确实不能下放。
答：对，一个都不能。韩非说，田常只用了赏，简公就丢了命；子罕只用了罚，桓侯就亡了国。如果赏罚二柄都到了人臣手里，那还得了？
问：奖与惩，赏与罚，为什么就这样重要呢？
答：因为人君指挥控制人臣，就靠这两下子（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韩非说，老虎称霸山林，靠什么？靠爪牙。君主统治人民，靠什么？靠赏罚。
问：难道就不能靠别的，比方说，爱？
答：不能，那玩意不顶用。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说什么“先王兼爱天下”。他们看待人民，就像父母看待子女。但是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君王也照样杀人。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也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为什么还要犯罪呢？可见爱不管用。其实，不要说什么子民，就连亲生子女，做父母的也未必管得住。不信你看那些不成器的孩子，父母批评他不改正，乡亲谴责他不动心，老师教育他不变好，衙役拿着枷锁一来，他就老实了。请问，真正管用的，究竟是“仁爱”“兼爱”呢，还是“二柄”呢？
问：看来，法家是认准了只有赏罚有用。
答：是的。所以韩非认为，君主不但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两个权力，而且还得用好、用活、用够、用足。
问：怎样用好、用活、用够、用足？
答：赏要赏得他感恩戴德，没齿不忘；罚要罚得他倾家荡产，魂飞魄散。用韩非的话说，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就是丰厚；信，就是诚信；重，就是严酷；必，就是坚决。也就是说，赏，就要高官厚禄，说话算数，“暧乎如时雨”；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畏乎如雷霆”。总之，无论赏还是罚，文章都要做足，工作都要到位。所以，除了要有“两面”，还得要有“三刀”。
问：哪“三刀”？
答：势、术、法。
君主集权，平治天下，首先得有权势
问：什么叫“势、术、法”？
答：势，就是由权力和地位形成的统治力量，即“威力”或“权势”。术，就是统治人民和控制下属的政治手段，即“谋略”或“权术”。法，就是政策法令、规章制度，即“法规”或“权能”。这是保证君主能够行使赏罚、实现集权的三大要素，所以叫“三刀”。
问：赏与罚是“两面”，势、术、法是“三刀”？
答：对！
问：哪把刀最重要？
答：历史上也有不同看法。第一派认为，权力威势最重要。统治者有权势，老百姓就害怕。哪怕君主再笨，也能管住聪明人。这个就叫做“势派”，他们的主张就叫“势治”。
问：“势派”和“势治”的代表人物是谁？
答：慎到，他是赵国人。
问：第二派呢？
答：第二派认为，权术谋略最重要。君王有谋略，臣下就老实；君王有权术，臣下就畏惧，谁都不敢耍心眼、耍滑头。这个就叫做“术派”，他们的主张就叫“术治”。
问：“术派”和“术治”的代表人物是谁？
答：申不害，他是郑国人。
问：第三派呢？
答：第三派认为，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最重要。国家有制度，民众就规矩；做事有规章，秩序就稳定。这个就叫做“法派”，他们的主张就叫“法治”。
问：“法派”和“法治”的代表人物是谁？
答：商鞅，他是卫国人。
问：三个人的先后呢？
答：几乎同时，都是战国早中期人。慎到（约前395-约前315）比商鞅（约前390-前338）大五岁，商鞅又比申不害（约前385-前337）大五岁。
问：这么说，势治、术治、法治，这三种主张，是差不多同时提出的？
答：是。这也说明，势、术、法，都有道理，也都管用。所以，到了战国末年，韩非就把它们统一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法家主张。韩非认为，一个君王，首先得有“权势”，然后还要有“谋略”和“法规”。《韩非子·难势》引用慎到的话说，飞龙和腾蛇为什么高高在上？就因为它们腾云驾雾。一旦云开雾散，掉到地上，跟蚯蚓、蚂蚁也没什么两样。同样，人君为什么一呼百应、令行禁止？就因为他们有权有势。没了威力权势，谁听他的呀？
问：照这意思，君主的权威，完全来自他的地位，与什么德、才的，都不相干？
答：对！这就叫“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
问：不对吧？权势就那么重要吗？德才就那么没用吗？飞龙和腾蛇为什么能够腾云驾雾？蚯蚓和蚂蚁为什么就不能？这里面难道没有自身素质的原因吗？
答：你问得很有道理，但韩非他们却更有道理。没错，蚯蚓、蚂蚁是不可能腾云驾雾，但不等于无德无才的人做不了君主。要知道，当时的君主可是世袭的。世袭的君主当中，怎么就一定没有“蚯蚓”和“蚂蚁”，怎么就一定德才兼备，至圣至明呢？
问：这倒也是。
答：其实不要说世袭的君主，就连民选的领导人，也不一定靠得住。比如阿扁，能说是“德才兼备”吗？然而一旦大权在握，还不是“呼风唤雨”？可见自然界的“势”，云也好雾也罢，确实没法让蚯蚓、蚂蚁青云直上；人世间的“势”，却还真能把人中之“蚯蚓”变成“龙蛇”。再差劲的人，只要坐在那位置上，也都人五人六，说一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