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我山之石 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21)

问：法家呢？法家代表什么人？
答：谋士。法家的思想，是“谋士的哲学”。
问：谋士的哲学，怎么就一定管用呢？
答：因为谋士的任务，就是出谋划策。替谁出谋划策？替雇佣或聘用他们的人。这些人雇佣或聘用他们，是为了帮自己解决问题。谋士的主意如果不管用，谁要他们呀？所以，法家人物，不管是出将入相（如管仲、商鞅），还是着书立说（如慎到、韩非），他们的主张和方案，都一定可以操作，而且保证管用。也因此，儒、墨、道三家都可以“坐而论道”，法家却只能“横行霸道”。
问：你对法家的评价这么低？
答：不是评价，是客观描述，只不过略有调侃而已。实际上，“横行霸道”这个词，要打引号。它的意思是说，四家“走法”不同———儒、墨、道“直走”，法家“横行”。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因为他们的“道”不同。道，原本指道路。道路不同，走法就不同嘛！
问：有道路问题吗？
答：当然。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诸子争鸣？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天下大乱无路可走；而争鸣的核心，则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根本问题。
问：那么，四家的“道”，又有什么不同？
答：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问：什么意思？
答：所谓“天道”，就是女娲、伏羲、神农之道，也就是氏族社会之道；所谓“帝道”，就是尧、舜、禹之道，也就是部落联盟之道；所谓“王道”，就是文王、周公之道，也就是西周封建之道。这些都是“向后看”、“开倒车”。客气一点，无妨称之为“直走”。
问：为什么说是“直走”？
答：一根筋，直肠子，不拐弯，认死理，而且“理直气壮”地“一直往后走”。道家走得最远，黄帝都看不上，最好是伏羲。墨子近一点，退回大禹。孔子比较实际，如果西周回不去，打个折扣，东周也对付（吾其为东周乎）。这就真是“认死理”了———认“已死之理”嘛！三家认的既然都是“死理”，也就只能“空谈”。于是，“直往后走”就变成了“坐而论道”。不过，他们原本就不在乎管用不管用的。坐而论道，倒也无妨。
问：法家为什么只能“横行霸道”？
答：因为法家主张的“道”，是“霸道”；而法家的“霸道”，又只能“蛮横”地去“实行”。蛮横地实行霸道，岂非“横行霸道”？
问：法家蛮横吗？
答：蛮横。哪怕所有人都反对，都说不行，也要硬干，而且不惜代价，不怕牺牲。比如商鞅，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你知道杀了多少人？刘歆《新序》的说法，是某日一天之内就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渭水尽赤”。最后，商鞅自己也献出了生命，惨死于酷刑。这难道还不是“蛮横地实行霸道”，不是“横行霸道”？
诸子之争，缘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梦想”
问：奇怪！霸道，为什么就必须“横行”？
答：这就要弄清楚什么是“霸道”。表面上看，霸道即“五霸之道”。
问：什么是“五霸”？
答：就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五个“霸主”，叫“春秋五霸”，也叫“五伯”。这五个霸主是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反正齐桓、晋文、楚庄总是位列其中的。这五个，先后是当时诸侯中最牛的君主。他们的国家，也先后是当时各国中最强的国家。因此，顾名思义，所谓“霸道”，就应该是齐桓、晋文的“称霸之道”，或者是他们的“大国崛起之道”。
问：难道实际上不是？
答：齐桓、晋文的是，商鞅、韩非的不完全是。
问：此话怎讲？
答：看看商鞅变法就知道。请问，商鞅变法的结果，仅仅是秦公国的“大国崛起”，秦孝公的“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吗？不！它的最终结果，是秦始皇的“一统天下”，秦帝国的“四海一家”。当然，这里面还有韩非的“贡献”。但商鞅“肇其始”，是肯定的。秦始皇不是齐桓公、晋文公，也是肯定的。
问：秦始皇与齐桓公、晋文公，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答：齐桓公、晋文公是“称霸一时”的“霸主”，他们的国家也只是诸多侯国中的“超级大国”。秦始皇却是“君临天下”的“独主”，他缔造的帝国则意味着“整个世界”。两者之间，岂能同日而语？商鞅、韩非的主张，又岂能只是“五霸之道”？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很简单，仅仅只有“霸主”，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
问：什么需求？
答：“资产重组”呀！我们一开始不就说了吗？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就因为原先的格局已被打破，整个世界失去平衡，各种势力重新洗牌。这时，作为“总公司”之“总经理”的周天子，就只剩下一个“天下共主”的名义，实际上管不了那些越来越牛的诸侯。这就必须另外有人来摆平天下，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秩序。谁来摆平呢？也只能是那些越来越牛的诸侯当中最牛的人。他们，就是所谓“霸主”。
问：国际警察？
答：对！至少在名义上，他们只是“国际警察”，不是“世界之王”。他们摆平天下时，必须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就像现在的超级大国出兵某国，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同样，他们派出的“维和部队”，也往往是多国联军，最后还要开“弭兵大会”，签订“停战协议”和“同盟条约”。
问：这有什么问题吗？
答：矛盾、撕扯、混乱、断裂。因为“同一个世界”，居然同时并存着“两个中心”，有着“多个梦想”（至少两个以上），还能不出问题？
问：哪两个中心？
答：一个“共主”（周天子），一个“霸主”（齐桓、晋文等等）。共主地位最高，是为“至尊”。霸主实力最大，是为“至强”。至尊不是至强，至强不是至尊，一个天下，两个中心，这不是矛盾、撕扯吗？更何况，至强之霸主，还是轮着来的，这不是混乱吗？
问：为什么是断裂呢？
答：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作为名义上的“共主”，周天子希望至少能够保住自己的名分、体面、尊严。然而，作为实际上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之流想的，却是如何趁机把自己做大做强。他们派“维和部队”，开“弭兵大会”，签“停战协议”，订“同盟条约”，其目的和动机，名义上当然是“维系君臣关系，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实际上呢？恐怕其实是“扩大势力范围，打击竞争对手，争夺世界霸权”。
所以，他们的“维和行动”，名为“尊王”，实为“称霸”。那些跟着霸主们起哄的，也各有各的“小九九”、“小算盘”。有的也许只是“胁从”，不过但求自保；有的则希望能够“轮流坐庄”，做下一任的“轮值主席”，至少弄个“常任理事国”当当。
总之，几乎所有人都想在这“资产重组”的过程中捞他一把。这可真是“同床异梦”。
问：诸子又如何？
答：他们是“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梦想”。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这样下去不行，非改不可。因此，他们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但他们的答案不同，因为梦想不同。孔子希望“克己复礼”，墨子要搞“国企改革”，老子和庄子则主张干脆颠覆“封建制度”，不要什么总公司（天下）、分公司（诸侯之国）、子公司（大夫之家）的模式。
问：他们要怎么样？
答：统统变成中小企业，甚至作坊。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作坊和中小企业，零零散散地遍布于中华大地，各自生存，互不相干，自行其是，自得其乐，谓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相忘于江湖”啊！
法家的“霸道”，其实就是“中央集权之道”
问：这样一种“小国寡民”的方案，法家当然是不赞成的，对吧？
答：不赞成，但同情。而且，法家也主张颠覆武王、周公他们创立的那个“三级分权，层层转包”的“西周封建制度”。
问：为什么要颠覆？
答：因为这种制度尽管有可取之处，但同时也确有不足之处。
问：什么不足？
答：不三不四。说要管理吧，权力不集中；说不管理吧，又不够自由。
问：那儒家为什么很赞成，为什么要维护？
答：儒家主张“中庸之道”呀！在儒家看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好是有一点管理，又不要统得太死；有一点自由，又不放任自流。像“西周封建”这样，有放权又有掌权，有集权又有分权，而且刚好分为三个层次，真是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妙极了！
问：墨家呢？赞成这种模式吗？
答：从《尚同》篇看，也不反对。毕竟，这种制度有利于实现“上下兼爱，逐级尚同”。
问：反对的只有道家和法家？
答：是的，但反对的原因不同。
问：道家为什么反对？
答：道家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因此，在他们看来，放权就要放到底，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权力”这种东西。所以，尽管西周的制度有分权、有放权，归根结底也是要不得的。最好的，还是“无权”（没有权力）或“弃权”（放弃权力）。
问：法家为什么反对？
答：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法家是“国家主义者”。法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富国强兵。然而“三级分权，层层转包”的结果，是君不君，臣不臣，大夫失家，诸侯亡国，天子被架空。这怎么行？
问：对此孔子不也痛心疾首吗？
答：但他们看到的现象不同，做出的判断不同，找出的原因也不同。孔子看到的是“礼坏乐崩”，商鞅、韩非看到的是“国破家亡”。孔子认为，礼坏乐崩，是因为诸侯和大夫都不肯恪守“周礼”；商鞅和韩非则认为，事情就坏在不该分权。诸侯不分权于大夫，大夫能造反吗？天子不分权于诸侯，诸侯能叫板吗？换句话说，没有子公司，分公司会被瓜分吗？没有分公司，总公司会被掏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