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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秤砣”绝不可能是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民）没有权，既没有产权，也没有治权。没有权（主权、权力），也就不可能是“权”（秤砣）。实际上，中国人把秤砣叫做“权”，秤杆叫作“衡”，是很准确的。这也是“权衡”一词的本义。“衡”的意义在于“平”，所以也叫“平衡”；“权”的意义在于“重”，所以也叫“权重”。但秤砣之重不在于个头大、数量多。恰恰相反，秤砣只有一个。它的个头是很小的，自身的分量也是很轻的。它之所以能够衡定天下，仅仅在于它是“权”。这就叫“秤砣虽小压千斤”。
显然，数量既多个头也大又没有权的老百姓不可能是秤砣，做秤砣的只可能是皇帝（或皇权的行使人），因为只有他才既“小”又“重”。说他“小”，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这样一个“个体户”或“小集团”，相对于“全国人民”（一个庞大的集合体），自然是“小”。但是，皇帝（或皇权的行使人）个头虽小，权重却大，几乎集中了所有的权力，这就足以“压千斤”了。而且，正因为集权于一身，所以是“权”。
皇帝或皇权的行使人是“权”（秤砣），另一头放在秤盘子里的就是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至于“衡”（秤杆），则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是至尊君王与至贱草民之间的中间层次，也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因此是“秤杆”（衡）。秤杆的长短（官僚集团的人数层次），是和国家的规模成正比的。国家越大，人民越多，官僚集团的人数和层次也越多。因为秤砣的大小是固定的。放在秤盘里的东西多了，要想平衡，就只有拉长秤杆。所以，在“小国寡民”的时代，君主（秤砣）和子民（秤盘）之间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官员人数既少，也几乎没有层次，国君甚至可以直接管理子民。秦汉以后，国家大了，秤杆子就只好加长。不过秦汉两代秤盘里的东西还不太多，秤杆子也不太长，其结构大约是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县两级，秤砣离秤盘还不算太远。明清两代就大不一样。清代中央有军机处、内阁、六部，地方则有总督辖区、省、道、府、州县五级，那“秤砣”可就远在天边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有论述，请参看。
君主制国家的“秤”，大约如此。
君主制国家以君为秤砣，是因为主权在君。民主制国家主权在民，那“秤砣”岂非就该是“老百姓”？但这是不行的。我们知道，秤砣的特点，是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老百姓（民）却相反。无论哪个国家，民总是大多数。所以，君主制国家的老百姓（臣民、子民）固然不可能是秤砣，民主制国家的老百姓（准确地说是公民或人民）也不应该是秤砣。公民作为个人，虽然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却不大，也不能大。如果每个公民权重都大，都可以“权衡天下”，岂非一杆秤上挂了许多秤砣？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秤！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做秤砣就更不行，那等于是把秤砣和秤盘掉了个，岂能平衡？这也正是早期民主制国家的问题。早期民主制国家由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秤砣，便只好让“僭主”来代行其事。结果是“僭主”变成了“君主”，民主制国家也就变成了君主制国家。
显然，秤砣是个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制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
美国人的办法
秤砣是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难题。对于民主制国家来说，难就难在不知道该由谁来充当原先由君主担任的那个角色。公民或人民是不行的，理由已如前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不行，因为那等于制造了一个“僭主”甚至“君主”，一个“无冕之王”。由国会来当秤砣同样有问题。国会既是民意机关又是立法机关，因此权重虽大，个头却不小，自身的分量也不轻，怎么能做秤砣？所以秤砣是个难题。
这个难题却被美国人解决了。美国人在二百多年的宪政实践中，无意间为自己的国家找到了一个秤砣，这就是最高法院。现在看来，由最高法院来当秤砣是再合适不过，因为它完全符合“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的要求。美国最高法院的“个头”是很小的，一共只有九位大法官（最初只有六人），是联邦政府中人数最少的机关。我们知道，所谓“美利坚合众国”，乃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这个国家现在共有五十个州（state），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另外还有一个“全国最高政府”，即“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是严格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来建立的，因此包括三个机构，即参众两院、行政机关和最高法院。参众两院最初有参议员二十六人，众议员六十五人，现在有参议员一百人，众议员四百三十五人；行政机关则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各部部长和众多官员。与之相比，只有九位大法官的最高法院自然是“小”得可以。其实，不但最高法院小，整个联邦司法系统的摊子都小，只有九十四个地区法院，六百四十九位法官；十三个上诉法院，一百七十九位法官；一个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
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这三个分支机构中的分量也最轻，轻到在《联邦宪法》中只有寥寥几笔，在日常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程度。我们看美国新闻，不是总统如何，就是国会如何，很少看到最高法院如何的。最高法院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真可谓不显山不露水，以至于人们一说到美国政府，便总认为就是总统为首的那个机关，顶多再加上国会，很少有人知道最高法院也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想想也是。钱袋子捏在国会手里，枪杆子捏在总统手里，笔杆子则捏在媒体手里，最高法院要啥没啥的，谁又把它当回事呢？所以，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三大机构中不但成立最晚（众议院1789年4月1日，参议院4月6日，总统4月30日，最高法院次年2月2日），而且成立之初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纽约皇家证券大楼里对付，后来又在国会大厦讨到了一间“只需家具”的办公室。这样一直混到1921年，当过一届总统的威廉·塔夫托出任首席大法官时，最高法院办公大楼的事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国会也才在1929年表示“原则上同意”。最后拖到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大兴土木，这才在国会图书馆旁边为最高法院盖了楼。最高法院分量之轻，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这个“个头”既小，“分量”也轻的最高法院，“权重”却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可以否决国会法案，决定总统人选。给我们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相持不下，决定他们政治前途的仅仅是佛罗里达州区区几百张选票，由此引发了长达三十六天的“世纪司法大战”。共和民主两党打得难解难分，美国选民和各国媒体也看得眼花缭乱。最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五比四的简单多数做出不利于戈尔的判决，戈尔立即优雅地承认失败。要知道，戈尔实际上是多得了五十三万张普选选票的，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只有一票之差，但这一票却不知要比多少万张选票都管用。最高法院的权重，是不是大得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