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味道常被北京姑娘轻蔑地叱之为“臭美”和“犯酸”，但它决不等同于武汉人之所谓“zě”（字典上没有这个字。武汉人之所谓“ze”与“嗲”有相近处，但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和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zě个么事？”或“闯到鬼了，一个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还zě不过！”
上海人之所谓“嗲”，却不但不是让人反感、厌恶，反倒是让人疼爱、怜爱的意思。因为有资格“嗲”的，都是些女孩子，而且是娇小玲珑、柔美可人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有谁不疼爱呢？而让人疼爱的女孩子，又有几个不娇嗲呢？于是，一个女孩子，越是感到被人疼爱，也就越是娇嗲。同样，她越是娇嗲，也就越惹人疼爱。恋爱中的上海小姐，差不多都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个各显身手，直令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恨不能捧在手心，贴在胸口，关怀呵护备至。
这种令男士为之倾倒的手段，谓之“嗲功”。除先天条件外，技巧也很重要。其要义，在于必须懂得所谓“嗲”，乃是一种令男人大起疼爱呵护之心的气质，所以决不可以“装大”。男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无论是男子汉（真老虎），还是小丈夫（纸老虎），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母老虎”。面对一只“母老虎”，“纸老虎”固然会露馅，“真老虎”也觉无味，因为那将使自己无法扮演男子汉的角色，至少也要失去许多机会。故“发嗲”者越小越好：身材小、胃口小、声音小、动作小、胆子小，这才能让男人“大”显身手。结果是，男人得了面子（像个男子汉），女孩子得了实惠（受到保护疼爱），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同样，深谙此道的男子也会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温柔体贴备至，此则谓之“花功”。女的会“嗲”，男的能“花”，则一拍即合，也就能“拍拖”。故沪上人云：“男吃嗲功，女吃花功”。
由此可见，所谓“嗲妹妹”，就是那种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女孩子；所谓“嗲功”，就是能让男人柔肠寸断、疼爱不已的功夫；而所谓“嗲”，则是这类女孩子身上特有的、为男士们所喜欢的一种“味道”。
显然，这是一种“女人味”。
应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自己不失“女人味”，是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特点。一般地说，是女人就该有女人味。北方的女性，在她们做姑娘的时候，也是有女人味的。但是一嫁人，尤其是一当母亲，就难讲了。相当一部分，是只让自己的女性特征，单方面地向“母性”发展。包括她们的衣着、装束，都只是“母亲”而不是“女人”。更糟糕一点的，甚至会弄得十分邋遢、窝囊，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拖拉着鞋，敞开衣襟坐在门口奶孩子，一身的奶水和屎尿。似乎一个女人一旦当了母亲，就不必再在意自己是女人了。
南方和上海的女性则不然。她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淡忘自己的性别角色，决不会像北方的女人那样，满不在乎地穿男人的衣裤。即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她们也会对那些肥大的绿衣绿裤“动点手脚”。比方说，把腰身、直档和裤脚改小一点，在领口和袖口做点文章等，让人看了既觉得那军装已不是“那么回事”，又不得不暗自承认“是好看多了”。一旦稍微开放，则她们的花样也就更多，而这些花招，亦无非是设法表现出自己的性别特征而已。
事实上，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女孩从少女时代起，就得到来自母亲和外婆的‘女性养成’教育。”其实，给予她们这种教育的，也不止于母亲和外婆，还包括那些热心快肠的“老阿姨”，无话不说的“小姐妹”，以及街头巷尾左邻右舍的耳濡目染。这使她们从小就会洗衣、烧饭，会缝纫、编织，坐吃有相训练有素，举止仪容分寸得体，知道如何同男孩子交往又界限分明，也知道颜色图案款式如何入时而不“乡气”。
当然，她们也从小就知道“发嗲”，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如何“发嗲”。
总之，她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女人以及如何做女人。
现在，我们对于所谓“嗲妹妹”，大致上可以有个印象和界定了。一般地说，这是指那些娇小、柔弱、秀美、文静、招人疼爱的女孩子，比如“林妹妹”那一类。同时，也可以广义地指那些特别有女人味，而且特别突出女人“阴柔”气质的那些女性。
但是，“嗲妹妹”决不等于“弱女子”。
事实上，“嗲妹妹”的“弱”往往只是表面形象，正如不少“痞哥们”的“强”只是“外强中干”一样。不少上海姑娘（也包括少妇），其实是“外弱内强”、“外嗲内不嗲”的。
在曾经云集了上海知青的新疆、黑龙江、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上海姑娘并非都是“娇小姐”，其实多为“女能人”。她们既不娇气，也不懒惰，更不愚蠢，生产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上海男知青其实也一样）。准确地说，她们是要撒娇时真能撒娇，要吃苦时真能吃苦，要团结人时真能团结人（一块酱油糕就够了），要排外时真能排外（一句上海话就够了），既能很快适应环境又能保持“上海特色”，既能当上“铁姑娘”又不失“女人味”。我在兵团工作过，我自己就有这个印象。而且我还发现，不少北方籍的男职工，其实是很希望娶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的。结婚以后，这些北方男子甚至很快就会“上海化”。即便不像上海男人那样怕老婆，至少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样打老婆。除了不会说上海话外，全身上下都会被他的妻子打扮得像个上海人，甚至连饮食习惯也不例外。
这正是上海“嗲妹妹”的功夫所在：先用“嗲功”征服男人，再用“嗲功”改造男人，让男人在柔情蜜意中悄然就范，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可以这么说，如果上帝不能把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送到上海姑娘面前，她们就会自己创造一个。所以，“门槛精”又“讲实惠”的上海姑娘并不奢望“白马王子”，她们宁可挑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亲自动手把他塑造成“理想丈夫”。
谁说“嗲妹妹”们“弱”来着？
其实，上海女性不但在家里是“强者”，而且在单位上也不弱，不少人是业务骨干，甚至是领导。要之，她们的柔弱和娇嗲，有一半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可以得到种种实惠（比方说在劳动时得到男性的主动帮助，生活中得到男性的主动照顾等）。可以这么说，现代“嗲妹妹”在表面上继承了传统“弱女子”的形象，却把那“弱”改造成了一种生存武器和生存智慧。
毫无疑问，当娇嗲或其他什么女性的特征被看作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时，它们固然可以被用来为自己谋求幸福，但也完全可能成为商品。上海人的婚恋中，原本就有“讲实惠”的传统，那么，当婚姻变成了金钱交易时，娇嗲也就往往变成了讲价的砝码。
也许，这也正是北方姑娘极其厌恶南方小姐之“娇嗲”的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北方姑娘的确更为“侠义”。北方的男子互称“哥们”，北方的姑娘则互称“姐们”。而且高兴起来，没准儿也互称“哥们”。她们重情感，讲道义，和男人们一样，频繁地使用诸如“特肝胆”、“特铁”之类的词儿，来形容她们和自己朋友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又往往是打破性别界限的。在假日，上海姑娘多半是挽着男朋友的手去“扎马路”（实在地讲，上海除了马路以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逛），而北京姑娘则完全可能男男女女一大群，呼朋引类地到城外去郊游，去远足，去举行“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野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苹果。酒足饭饱以后，便呼啸山林，或感叹活得“真没劲”。
显然，北方姑娘绝无南方的“嗲气”，有的只是“豪气”。她们大多性格开朗，自然大方，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不但自己有事不往心里去，而且深信别人也是这样。她们跑到别人家里去，可以和别人的丈夫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谈笑风生，亲如家人，全不管对方的妻子是否会“吃醋”。当然，对于自己的吃喝穿戴，也是满不在乎的。她们当然也有高档的、名牌的服装，但购买这些服装，多半是凭一时的兴致，很少经过精细的盘算。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几个朋友竟会买回同一种面料款式的衣服，因为这样才显得够“姐们”，而这在上海姑娘看来显然是不合算的，——有这份钱，还不如各买一种面料款式的换着穿。
然而，穿着马虎吃得也马虎的北京姑娘，在选择对象时却又是“审美型”的。她们坚持“男子汉”标准，对于诸如有无住房、是否会做家务之类的实际问题较少考虑，或放在次要位置。“不就是住房吗？哪儿不能凑合？”至于做家务，更不要紧。大家都不会做饭更好，干脆吃食堂，熬不住了就下馆子：“不就是涮羊肉吗？撑死了也就半月工资嘛！”
与这种“豪气”相对应，北方姑娘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当然不会是“嗲妹妹”，反倒有不少是“假小子”。
我对“假小子”的特点有句调侃的界说：“说话颠三倒四，做事丢三落四，交友不三不四，被人说三道四。”前两句当然是说她们的性格：风风火火、毛毛糙糙、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没有章法，不讲规矩；所谓“交友不三不四”，当然不是指她们结交坏人，而是说她们与人交往没有那么多忌讳和戒备，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只要脾气对路，性格结缘，都与之往来，这也正是她们豪爽的一面。豪爽的“假小子”们，最痛恨和最鄙视的，就是“抠门”和“犯酸”。不抠门当然“大度”，但往往连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细水长流等传统美德也予以抛弃；不犯酸当然“帅气”，但往往连优雅、温柔、含蓄、细腻等女性特征也丢个精光。此外，她们也都相当一致地厌恶“家政”，不屑于学习烹饪料理、针线女红。她们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东西乱扔，被子不叠，要用的东西找不到，不用的东西到处都是。她们甚至对自己的身材、长相、衣着也满不在乎，山吃海喝，零嘴不断，吃得胖呼呼傻呵呵的，然后吊儿郎当地穿件文化衫，上面印着：“别理我，烦着哪！”或者：“从来就没想嫁人！”
这就难免“让人说三道四”了。1988年，美籍作家赵浩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惊呼“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女人了。”我想这主要是指那些“假小子”而言，而且主要是指她们的粗暴生硬、咋呼泼辣、蛮横无礼、说话挺冲、一开口就是“老姑奶奶”如何如何之类的德行而言。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假小子”，中国人也会普遍地感到“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了。”各地都有诸如“女的比男的坏”或“姑娘比小子坏”之类的民谣。这里说的“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指道德的堕落，比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坏就有钱”的“坏”；另一种就是指性格、脾气甚至气质、禀赋的“坏”。而后一种“坏”的结论，又往往是比照传统妇女形象得出的。这说明中国妇女的情况，在本世纪确实比男性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坏”或者“好”来形容的，尽管它往往被这样简单地归结着。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对二十世纪女性的变化，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检讨。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五）二十世纪新女性
的确，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天翻地覆的时代，而其中变化最大且感受最深者，又莫过于女性。
二十世纪前的六七百年间，即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妇女生活最黑暗的几个世纪，其中又以明清两代妇女受压迫最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清代已经“登峰造极”，“蔑已加矣”（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换言之，已非革命不可了。
革命是在中国妇女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生的。到上个世纪中叶，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限制、歧视、压迫、禁锢，早已从一般性“贤妻良母”、“三从四德”、“授受不亲”的要求，发展到“守贞守节”、“无才是德”、“足不出户”的禁令，女性的心理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妇女的身体早已丧失自由。然而，历史上所谓近代、现代、当代这一个半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却又太具有突变性和戏剧性：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井岗烽火、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四清、文化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活剧纷纷上演，其内容、形式、情节、主题、宗旨、导向又不尽相同甚至相悖，让人目不暇接，就连反应稍慢的男人都难免“落伍掉队”，更遑论久受禁锢的女性了。
然而，革命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好处，也是她们意想不到和喜出望外的。“不缠足”解放了她们的身，“兴女学”解放了她们的心，“废除包办婚姻”还其恋爱自由，“实行一夫一妻”使其免受奴役，“男女同工同酬”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妇女参政议政”提高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而“男女一律平等”则更从法律上保证了她们成为和男子一样，有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独立、自主以及人身人格不受侵犯的人。
这是几千年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革命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那些千百年来强加于妇女之身、想挣又挣不脱的铁锁链，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由革命给粉碎了。中国妇女不能不感谢革命、拥护革命、热爱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直接受益者，她们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一样，也同时是中国革命最热忱的拥护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革命队伍中有那么多的女性，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革命者，尤其是女革命家，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女性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楷模。
这样一些女革命家、革命者和革命英雄的名字，几乎是每个新中国女性都耳熟能详的：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刘和珍、杨开慧、赵一曼、江姐、刘胡兰、向秀丽……。她们不仅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中国女性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榜样的带动和鼓舞下，新中国女性表现和建立了与传统美德不同的新美德，它们包括：
一、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在传统社会，女性似乎又没有多少资格爱国。除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女英雄能够以身报国外，其他女子大多报国无门。只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妇女的爱国热情才有机会得到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也不再被束缚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便变得关心起国家大事来。“天下兴亡”已不再只是“匹夫有责”，而是“男女都有责”了。当然，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主要还体现在城市妇女（尤其是北京）、职业妇女（尤其是干部）和知识妇女（尤其是学生）身上，但毕竟已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