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恶淫为首”,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说“最毒妇人心”。

 

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和敌视,是令人吃惊的。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话。他说,女子和小人一样,都不好对付。你疏远他们,他们就心生怨恨;亲近他们吧,他们又会翘尾巴。这显然是混帐话。所以后来鲁迅先生便讽刺说,孔子说的女子,不知是否包括他的母亲?

 

不过现在看来,孔子还算是客气的,因为还有更刻毒的话:“最毒妇人心”。

 

“淫妇”们似乎被用来证明此言不诬。

 

潘金莲毒。武大郎来捉奸时,西门庆吓得钻入床底下躲去。潘金莲却道:“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这真是够毒的。第一,是激将,用“便没些用”来激西门庆;第二,是壮胆,告诉西门庆对方只是“纸老虎”;第三,是教唆,用“平日卖弄好拳棒”,暗示西门庆来打武大。果然,西门庆冲出门来,一脚踢翻了武大郎。

 

王婆毒。当西门庆因被捉奸而一筹莫展时,王婆冷笑道:“你是个把舵的,我是乘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于是亲自定下毒计:“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又手把手教潘金莲如何下毒,如何灭迹,害死了武大郎。如此之毒,连西门庆也自愧不如,说“我枉自做了男子汉”。

 

贾氏毒。她与李固在公堂上诬告卢俊义时,竟说“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事难以抵对。”“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这种身份,这种语气,不由官府不信。明里是为卢俊义着想,暗里却是把他往死里送,比那个李固阴毒多了。

 

在以上案例中,妇人显然都比男人更毒。她们心更狠,手更辣,胆子更大,事情做得更绝,岂非正是“最毒妇人心”?

 

不但潘金莲之类的小女子被说成是“淫毒妇”,便是女人中的那些头面人物,也有人说她们“毒”。

 

吕后毒。汉的开国元勋韩信,便是被吕后诱杀的。尽管实际的主谋是刘邦,帮凶是萧何,但最后账还是算到吕后的头上,因为她是女人。不过,她在刘邦死后,竟把戚夫人砍去手脚,扔在厕所里,这种做法,倒也确实过于歹毒了。

 

武后毒。常言说,虎毒不食子,武则天却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章怀太子李贤是她杀的,长子李弘据说也是她杀的。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的檄文、罗列了武氏的一系列罪状,包括践元后、陷吾君、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等,无非要证明她心肠歹毒而已。

 

慈禧毒。从捕杀肃顺到囚禁光绪,都是她毒的证明。民间更有一种说法,说慈安太后也是她毒死的。以慈安之懦弱和善,尚不肯放过,可见其毒了。

 

更重要的是,这几个人,也都是既美且淫的。其中又以武则天的美和淫为最突出。骆宾王的檄文说她“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是承认其美;说她“秽乱春宫,近狎邪僻”,是指责其淫。按武氏原本是太宗的女人,后来又嫁给高宗,一女而事二夫,岂不是淫?更何况,七老八十的时候,又养了两个面首——张宗昌和张易之兄弟,还不是淫吗?还有吕后,据说也和别人私通过的。慈禧好象没有和谁私通过,但又有人编出了安德海或李莲英是假太监的说法。

 

于是,从宫廷到民间,从史实到小说,种种事实和流言,似乎都在证明着“淫毒皆从一套来”的说法。当一个社会都在反复念诵着某一些话时,就会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甚至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以至于一看到“眉似初春柳叶”,便坚信她“常含着雨恨云愁”;一看到“脸如三月桃花”,便断定她“暗藏着风情月意”。接下来,便是或者去挑逗、勾引、调戏,或者断言其“心肠最毒”,是惹不得的“祸水”。

 

不可否认,女人中确有坏人,这和男人中也有坏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稀奇。问题在于,男人中出了那么多坏人,也没有人大惊小怪,为什么女人中出了三五个坏人,就要大做文章呢?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一说到女人的坏或毒,就一定要扯到男女关系上去呢?而且一定要归结于这些女人长得漂亮又有女人味呢?

 

这当然是一个需要另案分析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漂亮的、有女人味的女人都是“淫毒妇”,那么,谁还敢漂亮一些、有女人味一些呢?

 

当然,有一种漂亮女人是不怕受到指责的,那就是“贞烈女”。

 

正如前述“弱女子”与“女强人”是相对的两极,“贞烈女”与“淫毒妇”也恰好是相反的一对。中国古代有多少贞烈女呢?似乎不少。仅《明史》中留名的,便达一万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有三百多人,而《古今图书集成》收入的明代烈女节妇,就多达三万六千人。

 

这么多的烈女节妇,总不会都是丑八怪吧?事实上,其中美人还不少。比如明代的烈女单三姐、节妇孙柴氏,都是年轻貌美的女人。正因为年轻貌美,这才会有盗匪、恶少来企图强奸她们,她们也才会抗暴而死,成为烈女节妇。所以她们虽漂亮,却不会遭到指责。但同时也证明,女人太漂亮了总归不是好事。比方说,这二位如果丑得令人生厌,岂不是就没人来打主意了?

 

显然,长得太漂亮、太性感、太有魅力,或者太有女人味,对于那些“贞烈女”,或预备做“贞烈女”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麻烦。所以,那些立志守节的寡妇们,便只有两条路:要么及早自杀,一了百了;要么尽量把自己弄得平庸丑陋一些,最好忘掉自己是女人。因为对于一个寡妇,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最难抵御的诱惑就是性的诱惑,最为严峻的考验也是性的考验,而性爱又总是与姿色、容貌、体态、仪表等相关联。男人见了漂亮女人,很少有不动心的。如果得知对方是寡妇,便更会想入非非,甚至惹是生非。寡妇没有男人保护,好欺负;寡妇有过性的经验,好勾引。所以,“寡妇门前是非多”,年轻漂亮的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寡妇们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不是寡妇,唯一的对策当然也就只有让自己显得既不年轻,也不漂亮。

 

当然,这种做法,也许只有对那些守寡不久的年轻漂亮女人才有必要。对于那些守寡已久、年龄较大,早已心如死灰的“资深寡妇”而言,其实已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生活的重负,心情的郁闷,天性的压抑,情感的孤独,都会提前并加速她们的衰老,也许三四十岁时,便已皱纹满面、白发斑斑,甚至目光呆滞、言语木讷,毫无魅力可言了。

 

寡妇是“贞烈女”中的大多数。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所谓“贞烈女”,也基本上是“无性化”的,与前述“弱女子”相类。不过,弱女子们的无性,主要是别人不把她们当人;贞烈女们的无性,则至少有一半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更何况,贞烈女们虽然有“烈”的一面,但在本质上,却也仍然不过只是“弱女子”。

 

漂亮性感有魅力的女人是“淫毒妇”,刚烈正派守身如玉的“贞烈妇”又没有或不敢有女人味,难道中国古代就没有既年轻又漂亮、充满魅力,又刚烈勇敢、聪明能干、心地善良的女人吗?有,但为数很少。

 

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是一个。赵盼儿是一个妓女,作为一个年轻貌美、热爱生活的女性,她曾经盼望过能与一个理想的男性结合,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但是,多年的风尘生涯,使她深知这很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多半兑不了现的:“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因此,她对“从良嫁人”一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在结拜妹妹宋引章(另一个妓女)要嫁给花花公子周舍时,极力劝阻。果然,宋引障一进周舍家门,便先吃了五十杀威棒,以后又受种种虐待。赵盼儿为了救出宋引章,便利用周舍酷好女色又喜新厌旧的特点,假意答应嫁给周舍,让周舍写下一纸修书给宋引章,自己再宣布与周舍“拜拜”。当周舍责问她“曾说过誓”要嫁自己自己时,赵盼儿回答说,你不是老逛妓院的吗?咱们这些妓女,谁不是逢场作戏,对着明香宝烛,指着皇天后土,赌着鬼戳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得绝门户。”终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自己对周舍的欺骗,回敬了周舍对宋引章的欺骗,不但大快人心,而且充分展示了她的机智和勇敢。

 

关汉卿另一杂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也是一个。谭记儿是一个寡妇,后来改嫁青年官员白士中,过上了夫妻恩爱的幸福生活。然而权贵杨衙内为了霸占她,竟向皇帝诬告白士中,骗得势剑金牌,要来行凶作恶。谭记儿为了保卫自己的丈夫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便挺身而出,于中秋之夜,乔装成渔妇,来到望江亭,利用杨衙内贪杯好色的特点,以切脍献新为名,巧语周旋,煮鱼劝酒,赚取了势剑金牌,挫败了杨的阴谋诡计,让那奸贼“满船空载月明归”。

 

赵盼儿和谭记儿,是这类女子中的佼佼者。她们一个是风尘女子,一个是再嫁寡妇,社会地位都不高,但她们的人格却并不因此而卑下,她们的见识也并不因此而短浅。她们的胆量、智慧、镇静自如和处变不惊,甚至让男人也自愧不如。在得知了杨衙内的阴谋后,白士中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而谭记儿却一改往日的娇羞温柔,果敢地说:“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迫我步步相随。我呵怕甚么天翻地覆,就顺着他雨约云期。这桩事你只睁眼儿觑看,看怎生的发付他赖骨顽皮。”这真是何等气魄,何等胆略!

 

在中国古代妇女形象中,我最欣赏的便是这一类既有英雄气又有儿女情、既有男儿胆又有女人味的人物,尽管她们人数不多,而且社会地位也往往很卑贱。她们多半是妓女,或婢女,或再嫁寡妇,或被掳良人,有的失身,有的失节,有的失去自由,但我以为,只有她们,才是真正的“贞烈女”。

 

什么是“贞”?贞就是正,包括忠诚、正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等等。这恰恰是这类女子的可贵品德。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能守住自己心里的一方净土。当她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色相时,力求“卖艺不卖身”(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求之不得,则求“卖身不卖心”(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一片真情只付于真情人。所以当杜十娘得知李甲变心时,便痛彻心脾地感到了被欺骗和被玷污。作为“妓女”,她无法保住自己的身子;作为“贞女”,她却必须保卫自己的心灵。所以,她不惜一死,怒而沉江。因为在她们看来,心灵的自由是比身体的自由更宝贵,心灵的纯洁是比身体的洁净更重要的事情。“哀莫大于心死。”心既已死,则此身何惜?

 

显然,这就不仅是“贞”而且是“烈”了。烈也者,为义而死之谓也。杜十娘为之献身的义,不是统治阶级宣扬的“贞妇不事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伪善的“礼义”,而是她自己心中至真至诚的“情义”,因此才感天动地。杜十娘投江后,围观群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李甲后来也郁成狂疾,终身不痊,遭到老天报应,真可谓天怒人怨了。

 

此外,如赵盼儿的“拔刀相助”,谭记儿的“挺身抗敌”,罗梅英的“振我妻纲”,均可谓之“烈”。罗梅英的故事始见于刘向的《烈女传》,后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又被石君宝改编为杂剧《秋胡戏妻》。罗梅英是个美丽善良的女子。为了婚后夫妻恩爱,她不愿拣取个财主,却宁可嫁给贫穷的秋胡。婚后三天,秋胡便被抓了壮丁。罗梅英拒绝了自己父母和婆婆要她改嫁的要求,贤贞自守,甘苦备尝。十年后,秋胡得官回家,夫妻相见于桑园,竟不相识,而秋胡亦竟把她当做他人之妻调戏。当罗梅英得知这个流氓就是自己盼望多年的丈夫时,愤怒至极,坚决要求离异。显然,罗梅英要捍卫的,也不是封建礼义,而是她自己极为看重的夫妻情义和人格尊严。

 

应该说,这类形象,才是最值得肯定的中国古代女性。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四)嗲妹妹与假小子

历史转眼就到了现当代。

 

当代中国的女性如何呢?除所谓“贤妻良母”型仍是大多数外,还有两种类型,也值得一说,这就是“嗲妹妹”和“假小子”。

 

典型的“嗲妹妹”大体上主要在南方,又尤以上海的“嗲妹妹”最为典型。汉字当中音dia的只有“嗲”这一个字,原本是南方的一种方言,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都不知“嗲”为何物。《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辞典》都把它解释为“撒娇的声音和姿态”,例如“嗲声嗲气”等。这很能代表北方人对“嗲”的一种看法,但显然有失准确。比如南方有一种味道叫“沙嗲味”(如沙嗲味方便面),难道是“撒娇的味道”?上海有句话叫“牢嗲格”(“蛮好的”、“挺好的”之意),难道能译为“挺撒娇的”?即使“发嗲”这个词,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撒娇”。要之,“嗲”这个词,不仅有娇羞、娇嗔、娇小、娇弱、娇贵、娇痴、娇嫩、娇柔、娇滴滴等义,还有比这更丰富更复杂的内容。

 

我们不妨来考查一下什么是“嗲”,或者说什么人才“嗲”。

 

首先,“嗲”是专属女性的。说一个男人“发嗲”,虽不一定是讽刺,也多少带有玩笑、调侃意味。其次,“嗲”又是专属女孩的。只有女孩子才有资格“嗲”。老太婆如果也“发嗲”,就让人发笑。当然,这个范围可以扩大到少妇。当一个少妇有资格“发嗲”或被人视为“很嗲”时,便意味着她实际上被人看作一个小姑娘,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被人宠爱着,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此,生活中就只有“嗲妹妹”的说法,没有“嗲哥哥”或“嗲太太”的说法。哥哥是嗲妹妹的保卫呵护者,当然自己不能嗲;太太已为人妻,或已为人母,也不好再嗲。“嗲太太”当然也是有的,但必须指出,这些太太在她们丈夫的眼里,其实是被看作“嗲妹妹”的。

 

“嗲”虽然只属于女孩子,却又并非所有的女孩子都可谓之“嗲”。比方说,五大三粗者不嗲,矮胖墩实者不嗲,火爆泼辣者不嗲,呆板木讷者不嗲,耕种力田者不嗲,沿街叫卖者不嗲……。看来,要“嗲”,还真不容易。它实际上包容着对年龄、性别、出身、地位、身材、姿态、性格、谈吐、气质、情趣、技巧,甚至口音方面的要求。只要有一个方面不能“达标”,就不大容易“嗲”得起来。比方说,说吴侬软语或闽南国语的女孩比较“嗲”,而操河南口音或陕北口音的女孩,就很难被认为是“嗲妹妹”。

 

尽管“嗲”有如此之多的条件,但“嗲”又不等于这些条件本身。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女孩子,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衣着入时、举止得体,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等等方面而给人造成一种“情绪性感受”。要之,它是一种“文化情调”;或者说,是一种“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