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让我肃然。作家最怕的是奶挤完了还要充胖子，拿涮锅水糊弄人，那才叫“找
死”，才叫“自绝于读者”呢！尽管写文章不是种庄稼，没法年年算收成，果树
还有大年小年呢，不能要求作家的书本本都好，《你好，伟哥》这本书是不是就
一定不如先前的文章，读者当中也有不同意见，但我还是非常感谢焦先生的提醒，
一定给自己添加些草料，以期“不负众望”。这年头，肯像焦先生这样不怕得罪
人，直言不讳的人并不太多，我也不至于“不识好歹”，但同时也请焦先生多看
两年。如果“喘口气”以后还是“上不了奶”，那就只能怪自己不争气，一定不
死皮赖脸地写下去。
另外也给焦先生提点意见。焦先生并没有读过《读诚记》，仅凭我答《光明
日报》记者问中几句话，就得出“城市地缘决定论”的结论，未免匆忙了一点。
如果焦先生能抽空读读那几本书，再做批评，是不是更好？
附录一
谁是“伟哥”
?
焦国标
将一本好好的随笔文集命名为《你好，伟哥》，这主意无论谁出的，作者本
人、责任编辑或发行部头头，在我看来都纯属“馊主意”。
理由何在？一，这不是一本伟哥专论。二，有辱著者易中天前此的文名。三，
这样迎合市场是走岔气了，易中天的读者决不是冲伟哥买书那一路。不是我搞词
语歧视，把伟哥这个词列人上九流，不许它上台面，绝不是，而是该谁上场谁上
场。此地派“伟哥”下场，实在以词害义。
这本书共分“胡思乱想”、“惹是生非”、“闲言碎语”、“人在官场”和“你好，
伟哥”几部分。对这几部分的名称我都有保留。“胡思乱想”里头的《皇帝与流
氓》一文，写得多好哇，怎么能叫“胡思乱想”呢？就“汉思治想”也未必能写
得这样的好。安上“胡思乱想”的罪名，实在是冤案。随笔类作家总爱给自己呕
心沥血的思考冠以“胡思乱想”、“乱弹琴”、“信口开河”、“敲边鼓”、“凑热闹”、
“瞎操心”之类名目，以示谦虚。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不叫谦虚，这叫自贬。
不尊重自己的劳动，不敢直面自己的思想，不敢表露真愤慨、真痛心、真痛恨，
好像随时准备以我是胡说八道、不可当真之类说辞推卸自己的思想责任，好像一
旁说说风凉话，玩一玩“二月艺术”。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如果说不是为
日后随时准备抵赖翻供留下余地，那就是冒充狂人，装滑头相，不然怎么能说是
“胡说八道”、“胡思乱想”呢？事实上我们心智正常，我们心智超常，我们心智
优异，而竟自居“胡思乱想”、“胡说八道”，那就是自诬。自贬不好，自诬不好，
君子就该法相庄严，决无戏言，敢说敢当，刑加于身，针扎于眼，泰山崩于前，
而愿负责任的脸色目光心志不稍变。
接下去谈其他几部分的名称问题：“惹是生非”下面，有《亮出你的观点或
者空空荡荡》、《严家炎犯了什么错误》、《章培恒惹了什么麻烦》等，眼光都挺毒，
不啻给当事人开个天窗，怎么能叫“惹是生非”？如果这些思想也惹出是非，只
能说明当事人是自痴。可是这些人不是白痴，以为这些人是白痴，会找麻烦，这
是小看人。这些文字写得都很纯正，自称它们是“惹是生非”，乃是自贬为长舌
妇的技痒，殊不可取。“闲言碎语”也一样，比如《给城市做一张“文化名片”
——答＜光明日报>记者单三娅女士问》等，谈论的都是很重大的问题，一点不
“闲”，一点不“碎”。对于易中天先生的城市地缘决定论，我想用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论做些补充。人们通常说上海人小气,极端的例证是上班把水龙头开到滴答的
程度，下班就是盆免费的自来水，这事北京人干不来。这事上海有没有？肯定有，
但是要看是谁家。当年孔祥熙家也是上海人，孔家干不干这事？连拣烂菜叶子为
生的北京人都不屑于干这事？未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城市地缘一元论，
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得有力呢。
“人在官场”部分是以周梅森的小说《中国制造》为文本写的十五篇七十页
篇幅的随笔。十五篇感慨文字都可圈可点，而以《称谓与关系》目光最独到。周
氏这本小说（说报告文学也差不多）我看过，当时没有发现《中国制造》里称谓
原来还可以这么讲究。易氏十五文可谓将《中国制造》里的东西网罗俱尽，却把
秃子头上的虮子忽略了这颗大虮子就是为什么周梅森氏将他的大作叫做《中国制
造》。这是一个反腐败的故事，与工业产品上的钢戳漆印“中国制造”八竿子打
不着。我在读这部作品时，写过一篇短文叫《＜中国制造＞造什么？》。我的回
答是造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腐败——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货色。“中国制造”之为名，
究系何意，借此文顺便就教于周梅森氏和易中天氏。
下面该谈“你好，伟哥”这部分了。这部分的副题是“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
中国文学”，下面分“时代”、“生活”、“社会”、“文学”、“金庸”、“王朔”、“余
秋雨”、“又见英雄”数节。显然，把金庸、王朔和余秋雨归人“伟哥”是其滑稽
趣味所在。新闻学有言，一个记者，一个编辑，在标题上没有显出水平就是没水
平。“余秋雨”小节下的《苦旅还是甜旅》、《山居还是市居》问得独家，有这么
好的标题，正文之锐利自不在话下，中天先生的水准没得说。
最后，总体上谈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武侠小说，易中天的看法是就是个好玩，
休闲，像大学教授们那样深究其他，纯粹扯淡。可是中天先生对《中国制造》和
《水浒传》的人物情节精心琢磨，专题研究，连篇累牍，却是为何？凭什么《中
国制造》和《水浒传》就可以如此当真，而谁当真了武侠小说好像就是缺心眼儿？
这个我不明白。二，我只在《文汇报?笔会》上拜读过中天先生的文章，新近出
版的“随笔体学术著作”四本《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
和《品人录》没见过，据中天先生自言，很畅销。中天先生引述王朔，说作家就
是一奶牛，迟早有挤完那一天。对此我曾拜读过的《文汇报?笔会》上的文章和
《你好，伟哥》，觉得易氏奶挤得也差不多了，该喘口气上上奶了。此书后记中
说：《人在官场》和《你好，伟哥》则专为本书而写。”在我看来，这两篇专写，
思想含量最低。我在杨澜热卖《凭海临风》时提过一个醒：出书一定得把住滑，
好出就萝卜快了不洗泥，一本书一本书发行量和口碑成等差数列，那不是出书，
那是找死，那是自绝于读者，出版商好比淫邪的荡妇，恨不得这次合作完事儿以
后下八辈子让你返不过苗儿来。男人要当心，体力透支不可太过；著作者要当心，
声誉透支不可太过。
附录二
我们怎样读小说，我们怎样做批评
——再答焦国标先生
我和焦国标先生素不相识，至今尚未谋面。他批评我的文章，是在《中国图
书商报?书评周刊》上看到的，我与该报编辑部素无瓜葛，报纸也是我自费定阅
的，回应文章则是写好以后，按照报上公布的电子邮件地址发过去的。但我对“伊
妹儿”这玩艺，向来不怎么放心，总觉得不如电话里直接应答来得实在。事实上
我给《书摘》主编彭程先生发的伊妹儿，就有好几次没收到；发给云南人民出版
社周非女士的，也一直收不到。所以稿件发出之后，便又按照报上公布的电话号
码、冒昧地给同样是素不相识的该版编辑李虹挂了一个电话。承蒙李虹君大度，
告诉我那篇文章其实删去了许多；又承蒙焦国标先生也同样大度，在接到李虹的
电话之后，慨然地将原稿全文用伊妹儿发来，使我得识庐山全貌。而且，又慨然
同意将原稿全文收入本书（电话里说的，并无授权书）。既然如此，则原先没有
机会公开作答的问题，也想在这里再说说。
再说的原因倒不是要纠缠是非，或争个输赢，而是因为实在有话要说、可说，
也值得说。焦先生问：“关于武侠小说，易中天的看法是就是个好玩，休闲，像
大学教授们那样深究其他，纯粹扯淡。可是中天先生对《中国制造》和《水浒传》
的人物情节精心琢磨，专题研究，连篇累牍，却是为何？凭什么《中国制造》和
《水浒传》就可以如此当真，而谁当真了武侠小说好像就是缺心眼儿？这个我不
明白。”我以为，这其实牵涉到个不可不讨论的理论问题，那就是：我们怎样读
小说，我们怎样做批评。
我历来认为，读小说和做批评是两回事。小说是什么？我的定义是：小说就
是可以躺在床上看着玩的东西。一本书，如果非得正襟危坐地“刻苦攻读”，头
悬梁锥刺股的，那就决不是小说。小说首先是一种“闲书”，是供人打发时日，
消遣光阴，看着玩的。人生难免无聊，也难得无聊。无聊才读书。但无聊之时，
又只能读“闲书”。小说即其中一种。除以此为攻作（比如做文学研究或文学批
评）者外，一般人读小说，总多半在下班之后，正业之余，闲暇之日，旅途之中。
这时，当然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躺在床上或沙发上，便是最佳方式之一。书的选
择，也多半是哪本好看挑哪本，哪本好玩读哪本，很少有人会哪本有用看哪本的。
所以，不光是武侠小说，所有的小说，也都“就是个好玩，休闲”，只不过武侠
小说特别明显而已。你想，读武侠小说有什么用呢？当真读完以后去行侠仗义或
参加革命不成？那是严家炎他们扯的淡，没人当真。有点文学史常识就知道，小
说原本起源于讲唱文学。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就是讲唱文学。那么，哥们爷们
到茶馆里去听说书，是为了什么呢？莫非是去听党课，或者攻读博士学位？当然
不是。他们就是去休闲的。这道理谁都明白，焦先生想必也不例外。
事实上文学三大样式（小说、散文、诗）当中，小说也是最具有休闲性的。
读诗读散文，虽然也要有闲，或可以休闲，但当真要解闷，还得读小说。不信你
到火车上去看，有几个人捧着一本诗集坐在那里读的？没几个吧？古人倒是曾经
以读诗读散文为休闲，但那或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小说，或者是因为需要有另一
种休闲方式，就像现在人们既看电影电视，又唱卡拉
OK一样（事实上唐诗宋词
就是由青楼女子在当时的“歌舞厅”、“夜总会”里唱的）。饶这么着，也还要读
传奇，读志怪，因为小说最好玩。我们实在应该理直气壮地宣布：小说，就是这
么个东西，也就该这么读。
然而小说又最具有现实性。小说，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写的是武侠还是神
魔，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小说中的人物，其实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人。实际上
人们之所以要看小说，就像他们要看戏一样，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社会生活的
好奇心，想看看自己的“邻居”是怎么过日子的。小说家做的，就是这样一项工
作，即把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感受和看法，编成故事讲给大家听。这和小说
的休闲功能并不矛盾。人们在拉家常说闲话时，不也张家长李家短的么？说白了，
小说就是用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来休闲。但这样一来，小说在实际上所起到的作
用，便又不止于休闲了。因为尽管人们读小说的初衷，原本不过是放松放松，消
遣消遣，但当真读进去以后，就没准会读出别的东西来。比方说，吸取生活的教
训啦，引发人生的感慨啦，或者“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之类，这也不奇
怪。因为小说要真能休闲，就必须好看。也就是说，要“引人人胜”。什么东西
最能引人人胜呢？说到底，还是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中最能见出人性内在矛盾
冲突的那些人物和事件。小说家就是拿这些东西来说事的。优秀的小说就像面镜
子，既能反映生活，又能洞见灵魂。而且，由于它是小说而不是论文，还必须是
感性具体、生动、鲜活的。这就无形中树立了榜样或提供了经验。历史的经验值
得注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唯其如此，小说才成了“生活的教科书”。所以，
读小说读出别的东西来，纯属正常。这同样是小说的一种读法，没有什么对不对
的问题。毛泽东《从红楼梦》里看出了阶级斗争，你能说不对？至于他老人家读
《水浒传》，得出“好就好在投降”的结论，在我看来就不仅是“对”，而且是高
明透彻精辟之极（这个问题我将专书另论）总之，一部作品一面世，就不仅仅属
于作者，也属读者了。读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读法去阅读，读出什么是什
么。如果他是个批评家，他还可以根据自己读出的东西去发表评论‘萨孟武先生
谈《水浒传》和《红楼梦》就是这样做的，我淡《中国制造》和《水浒传》也是
这样做的。
那么，“像大学教授们那样深究其他”，怎么就“纯粹扯淡”呢？
关键就在于“深究其他”的那个“其他”，究竟是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反对
过“大学教授们”（也包括其他人）从武侠小说（或其他小说）中读出别的东西
来。但你必须承认那毕竟是“别的东西”，当你读出那“别的东西”并据此发表
议论时，我就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读者”了。事实上，当毛泽东从《红
楼梦》里看出了阶级斗争时，他不是文学家，而是政治家；当萨孟武先生从《水
浒传》里看出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问题时，他也不是文学家，而是
历史学家。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或并不只是把《红楼梦》和《水浒传》当小说
看，谈的也不是文学问题。他们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用《红楼梦》和《水浒传》
提供的材料进行政治思考和学术研究。至于在下，虽不敢和伟人、前辈相提并论，
但态度和方法却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当我写《人在官场》和《替宋江拿个主意》
时，也没有把（中国制造》和《水浒传》只当小说看。我在《人在官场》一文的
开头说得很清楚，我是要把周梅森《的中国制造》“当做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讨
论一些现实的话题”。换言之，我们都把这些小说派了别的用场”。
一件东西可以两用，甚至多用，也是完全正常的。但不能据此便认为一个事
物有许多本质。任何一个事物的功能，都有“本来意义的”和“非本来意义的”。
这就要看发明的初衷，以及通常的用法。比如斧头，原本是用来劈柴和做木工的。
有人硬要拿来杀人，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你能据此就说斧头不是劳动工具而是杀
人凶器，应该像管制枪支一样管起来么？同样，武侠小说原本不过“就是个好玩，
休闲”。你也不能因为有人读了以后去投奔革命，就说它有“培养革命者”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