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见书就要的？收藏家也有选择呢，何况一般的读书人？如果他根本就没有想
要，你硬塞过去，岂非强人所难？如果这馈赠除交情之外，还带有交易性质，岂
非强买强卖？君之所取，己所欲也；君之所赠，却非我所求，这“买卖”是不是
有点不公平？
即便纯属友情，如果听赠之书非我所需所爱，则这份沉甸甸的友情，便会成
为我心理上沉甸甸的负担。拒收是不行的。伤了面子和气不说，事实上也不可能。
因为己经签上了鄙人的“大名”，派不了别的用场，也只好收下来。收下来就得
找地方放，还得隔三岔五地倒腾倒腾，以免生虫长霉。实在放不下了，也不能像
对待自己买的书那样，转让给他人或当废纸卖掉。最后，我还得想方设法还他这
份人情。而且，由于我已经有了上述认识，还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也送一本他不需要的书给他，你说是不是负担？
所以，为当真想读书者计，窃以为还是自己去买为好。因为你大有选择余地，
而无心理负担。起码也是省事得多逛书店时，随便翻翻，碰到一本中意可心的，
也甭管那作者是张三是李四，立马掏钱买下，回去就读，岂不快哉？至少，也是
“先睹为快吧！
向作者索书，就麻烦多了。第一，你得先找到他。如果天各一方，那就“人
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不知何时才能谋得一面。即便同在一地，也要碰得到。
如果十天半个月碰不上，岂不耽误事儿？当然也可以打电话。但打电话显然不如
面谈。依照中国人的“面子逻辑”，当面说和打电话，分量是不一样的。打电话，
看不见对方的表情。他在电话那头嘴上唯唯，说不定放上电话就做鬼脸，哪里靠
得住？就算你面子大，也不见得马上就能拿到书。因为还得他能碰到你。即便有
见面的机会，他也不一定记得住。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则还要到邮局去寄。这很
麻烦，也不是马上就会办的事。一忙，没准就忘了、你左等右等书不来，是催呢，
还是不催呢？催，不好意思；不催，就得傻等下去，而且很可能永无期日。等到
你发现再也等不来了，说不定书店里也没得卖了，那可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
初”。反过来，自己买，就好处多多。
首先是不欠人情。天下没有白吃的饭。书也一样，没有白送的。如果同是文
人，少不得也要回赠一本，此之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倘无著作司以回赠，就
必须想别的办法，比如请吃饭或者送礼品、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了得到我的
赠书，竟有带厚礼前来拜访的。想想真是何必！直接到书店去买，岂不便当得多？
现在倒好，又要预约，又要登门，又要请客，又要送礼，花钱多不说，还挺费心
思，因为还得琢磨送什么礼好。结果，也往往未必能如人意，多半是便宜了卖礼
品的。如果是为了激活流通领域，拉动国内需求，倒也好说。可惜这又并非初衷。
说起来，许多人这样做，无非是想得到作者的签名。其实，买了书来签，岂
不更好？不但不会欠下人情，还能落下人情。你买人家的书，是对人家的尊重，
也是对他的关心和爱护。因为你用你的劳动所得肯定了他的劳动。而你如果不是
真心喜欢他的著作，那就决不会心甘情愿地掏自己的血汗钱。这就说明你不但尊
重他，而且肯定他。这是多重的情分。再说了，你到书店去买书，就等于告诉书
店这本书很好，这就等于帮作者做了宣传。买的人越多，书店进货添货的积极性
就越高，他的书也就越好卖。这又等于帮作者促销。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了，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著作在市场上能有一个好的表现。所以，作家们都希望读者到
书店去买他的书，而不是由他买了来送人。
事实上，没有一个作家不喜欢别人买他的书。但凡有人对我说他买了我的书，
我都一律拱手道谢。如果要我签名，我立马就掏笔，比答应赠书爽快得多。如果
谈得投机，说不定还会请他吃饭。其结果，自然是双方都很愉快。自己买书，是
不是很好？
做，还是不做
2000年第二期《东方文化》上，有尤小立先生的一篇文章，谈到所谓“说
得多，做得少”，恰恰正是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基本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表征，
是应当应分的。从理论上讲，这也没什么大错。如果把人类的工作简单地分成“说
”
和“做”两种，那么，士农工商之中，当然农工商主要是做，而士（知识分了）
则主要是说。
如此，则知识分子的说，爱说，以及说得多做得少，也就未可厚非了。
问题是，人类的工作，是不是只有说和做两种呢？好像不是。比方说，还有
“想”。而“想”（思考），才真是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事情。诚如尤小立先生所
言，知识分子的任务或曰使命，是“关注社会整体价值”。所谓“关注”，当然不
是“看热闹”，而是“想问题”。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该“以思想取胜”。可惜
的是，号称“知识分子”的有些人，包括各大专院校研究机关的专家学者教授流，
实在是“说得多，想得少”，甚至根本就不去“想”。结果说来说去，都是别人的
话，自己的话没两句。自己不想，却喋喋不休地在那里只管说，这种勾当究竟有
多少意义，我私下里很是有些怀疑。因此我以为，在肯定知识分子可以“说得多，
做得少”的同时，也还要问一问：他们都说些什么？是不是自己要说的话？如果
不过人云亦云，就得认定他并没有尽职尽责，枉担了“知识分子”的名分。或者
如王朔所言，只能管他叫“知道分子”。
就算所说皆所思吧，是不是就可以“说多做少”甚至“只说不做”，也还值
得商量。当然，尤先生没说可以“只说不做”，他主张的是“说多做少”。但我们
要知道中国人的习惯是喜欢层层加码的。比如皇上规定的税银指标是人丁一两，
到了县太爷那里，就会多出五钱来。同样，“说多做少”的准则到了具体的人那
里，也没准就变成了“只说不做”。事实上也如此。别的不说，就说中国的理论
家吧，有几个人自已也写写诗，写写散文，写写小说，写写剧本，或者多少创作
一点其他门类的艺术品呢？只怕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文艺理论家
如此，其他什么家大约也如此。你要是批评他，他就会说，我们知识分子的工作，
主要就是“想”和“说”，我也只不过做得少一点而已。实际上他所谓“少，一
点”，其实就是“少到一点都没有”的意思。然而有些事情是“一点”都不能少
的。比如“民主”二字要是少了“点”，岂不就成了“民王”?所以，要肯定“说
多做少”，就得先肯定“只说不做”：。那么，只想只说，只写，一点也不做，究
竟行不行？这就要看情况，要看你说什么，说了干什么，说了给谁听。我认为有
些人是可以“只说不做”的。比如研究歌德巴赫猜想以及诸如此类问题的就是。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自说自话，没什么人听。因此是“只说不做”还是“又说又做”，
都无所谓。况且要求他们“又说又做”也不现实。比如研究古文字的，你要他怎
么做？也发明一个“古文字”不成？然而那些希望自己所说的有人听，听了以后
还多少能起点作用的，恐怕就不能一点都不做了。一点都不做，你说的话就没人
信。岂止不信，多半也不服、道理也很简单：你自己又没有做过，你怎么知道事
情是这样的，或者就该这样了想当然吧？要不就是站着说话腰不疼，至少也是隔
靴搔痒.比如一个文艺理论家，从来就没有写过一篇小说一首诗的，却大谈其“文
艺创作心理学”，这样的理论学问，坦率地说我就不信，也没哪个作家信。文章
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自己一点得失体会都没有，也知道咱的心理？生活中知
识分子不招人待见的原因也往往在此。自己啥也干不了，偏偏喜欢指手画脚议论
别人，而那些“高见”又常常不得要领，讨不讨人嫌呢？哭笑不得之余，真恨不
得说一句“你他妈的来做做看”！遇到这种情况，也只好这样解释：知识分子嘛，
“本职工作”就是说。他不说，又能干什么？他说得不对，你不听就是了。
事实上，当一个知识分子所思所说只是为了满足人类或自己的学术兴趣，只
是为了认识世界时，他确乎是可以“只说不做”的。但如果他同时还有改变世界
的意图，那恐怕就得“又说又做”了（当然做多做少还可以商量）。马克思说过：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话也有人不
以为然，说哲学家的任务本来就是解释世界么！没错，哲学家的任务确实只是解
释世界，问题是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哲学家，哲学家也并非都不想改变世界。尤小
立先生也认为知识分子通常都有改变世界的念头，只不过那念头多半只是一种理
想，未必能马上兑现而已。他说：“从根本上说，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
他们不可能完全认同于现实的状况，而多半是以批判、改造、完善现实，寄寓理
想于未来为己任的。”这话说得挺拗口，但意思总算还明白。就是说因为知识分
子都很理想主义，也就不会满足于现实，因此要说；又由于他们的理想是超越时
空指向未来的，想实现也实现不了，因此不做。
我不否认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且认为人类不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总得
有忧天的杞人，尽管这“天”一时半会还掉不下来。也总得有人去设计“理想国”，
尽管那理想的国度同样一时半会还建立不起来，甚至压根不过想入非非，但我们
还是不能没有这理想。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只是由于他有理想，才不
至于沉沦为禽兽。因此我不但赞成人类要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且赞成他们只想
只说不做。
但，正如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现在，没有当下也就没有未来。就算是理想主义
者吧，请问他们的理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还是从水里冒出
来的？都不是。理想，只能来源于现实，植根于现实。任何理想，实际上都是对
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一个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是因为他
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验；而他之所以有体验，则因为他“做”，或者曾经做过。
于是，我们对于“做”，就有了新的认识。
在我看来，强调知识分子不但要说，而且要做，仅仅在于体验。对于一个知
识分子来说，体验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我赞成尤小立先生的观点，
不能把但凡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叫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知
与良心。唯其如此，他之于社会生活，就不能完全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
隔岸观火的结果必然是隔靴搔痒或隔山买牛。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超越、超脱而不
超然，更不能漠然。保持距离是完全必要的。没有了距离，就会丧失反思和批判
的立场。即便进行反思和批判，也往往会失之琐碎，流于肤浅。同样，没有体验
也是不行的。没有亲力亲为的切身体验，那反思就难免空疏，那批判就难免飘忽，
那些建设性的意见更难免自以为是，纸上谈兵。事实上，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
家（比如鲁迅），几乎无不对现实生活有着切肤之痛的体验。我从来就不相信，
那些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人间疾苦的人，竟能代表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因此尽管
社会分工赋予了知识分子只想只说不做的“权利”和“资格”，但为了更好地想
和说，我主张诸君还是“多少做一点”为好。
不敢流泪
彭程先生《流泪的阅读》一文（2000年
10月
11日《中华读书报》），无疑
是用心血和泪水写就的。它唤醒了我许多尘封的记忆，比如那写着“乡下爷爷收
”
的信，那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记忆融化了我心灵周围的坚冰，使我在－刹那间
重新体验到那相违已久的感动。我差点就流下了眼泪。真的，只差一点。
我赞成彭程先生的观点：阅读需要感动，而泪水则是证明。眼泪并不仅仅因
为苦难和对弱者的同情而坠落。更为感动而流淌。这种感动不仅是对作者和作品
的肯定，也是对读者的肯定，是对艺术家和欣赏者的双重肯定，即人的确证。我
在《人的确证——人类学艺术原理》一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我看来，艺
术非他，乃是人通过一个中介物（艺术品）的作用实现人与人之间情感传达的过
程。通过这个传达，即由感动而生的同情（它的准确定义是“体验到相同的情感”），
艺术家和欣赏者都确证了自己是一个可以和他人、和全人类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
人，一个有着人性与人情的真正的人。所以，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和全人类同呼吸
共命运的。他们的心总是和人类连在一起，他们也总是在关注着社会，关注着人
生，尽管他们的目光可能会落在一棵不起眼的小草身上。但这种关注是和艺术家
博大的悲悯情怀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正因为他们的同情心是如此博大，他们的
关注才不拒细小。正如英国作家康拉德所说，对于艺术家而言，“天下没有一个
光明的地方或黑暗的角落不值得投以惊羡和同情的一瞥，哪怕是匆匆一瞥也罢”。
同样，一个真正的欣赏者也应该有这份“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同情心。这样，他
对艺术品才会产生感动，才会因感动而流泪。也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称为“欣赏
者”。因为他不是一个陌生的、冷漠的、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而是艺术家的知音。
事实上，艺术正是一座架设在心灵之上通往他人、通往全人类的桥梁。有了
这样一座桥梁，无数个孤独、寂寞、迷惘、脆弱的心灵就沟通起来了。不管是“无
助的我”，还是“久违的你”，便都能通过这情感的共鸣，感觉的相通，通过那会
心的一笑，由相互错过而相互确证，由素昧平生而成为知己，肝胆相照，休戚与
共，风雨同舟。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们就能对每个人说：“轻轻地捧着你
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说，艺术是人的确证，是对人性、人的社会性的确证。因为一个对别
人麻木不仁的人，对自己也往往缺乏体验。他们既然可以无动于衷地看着别人惨
遭蹂躏甚至含冤而死，对自己的情感世界也会漠不关心，而只会把情感也看做物
欲，看做某种可以出卖、交换或骗取名利的东西，最后使自己变得不再是人。因
此，我同意彭程先生的观点：呼唤泪水和感动，这是超越时间的人性的要求。
但，我们却不敢流泪。
我们不敢流泪，是因为“眼泪天然地与善良和怜悯有关”，而我们的“善良
和怜悯”又曾无数次被廉价地骗取。毕竟，正如彭程先生所言，“泪水发源自人